智慧的选择
智慧的选择--爱伦 坡的侦探小说
作者:沈雅涵 2009-11-20 03:08 星期五 晴
埃德加•爱伦•坡作为19世纪文学界的一位颇具争议的天才,他一生悲苦伶仃、困病交加、在绝望中告别了人世,同时他的作品也给后世留下了品味不尽的耀眼光辉。爱伦•坡去世之后,他的遗产监护人、报刊编辑格尔斯•乌尔德曾经编造谎言,撰稿把爱伦•坡描写成一个魔鬼式的文人。他的这些观点对文学界的评判产生了很大影响,致使长期以来爱伦•坡在美国文学史上受到不公对待,屡遭误解。
爱伦•坡除了在诗歌和心理小说领域的瞩目成就之外,还在文学的荒野中开辟了一片欣欣向荣的草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侦探小说。他以神秘化的叙述方式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侦探与犯罪相较量的充满智慧与力量的世界。包括他的侦探小说构造的“密室作案”经典模式、助手人物的设定以及模糊真实世界与虚幻的特殊手法都成为了后世侦探推理小说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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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伦•坡侦探小说创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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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是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技巧创新家之一。”1841年至1844年这段时间里,他开始了侦探小说的创作。
爱伦•坡一生共创作了六篇侦探小说:《毛格街血案》、《玛丽•罗热血案》、《金甲虫》《被窃之信》、《你就是那人》、《长方形盒子》。通过这六篇作品,爱伦•坡确立了“侦探小说发展的全部模式”,在这之后的侦探小说基本就是在他开创的经典模式之下发展起来的。
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创作产生于复杂的历史文化关联中。19世纪上半期,欧洲司法制度逐步形成并且走向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学、侦查学、犯罪学等也应运而生,现代化都市的兴起、大众文化的崛起以及大众文化阶层的迅速形成、传媒技术的长足进步,这些都为爱伦•坡的侦探小说的产生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坡的侦探小说创作表达了某种理想,那就是将暴力和残杀消灭于人间,慰藉饱受死亡威胁和戕害的卑微者的心灵。他笔下的人物以轻蔑的态度与世俗化的社会相对立,反抗现代的社会监督制度,这是一种对差异的张扬,“甚至可以说肯定了异端的权利”。爱伦•坡将智力和理性的运算与浪漫的写意糅合在一起,他讲述的故事中总是有一个明亮的精神维度,那就是预示了现代人在理性的控制之下难以逃脱并且深刻感受到的死亡焦虑,但是他的侦探却能作为英雄给世界超越死亡的希望之光。可以认为,这是爱伦坡文学创作的本意之所在。
虽然侦探小说在爱伦•坡作品之中所占比例极小,但侦探小说却构成了“爱伦•坡技术成就中最重要的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神秘侦探的理想化身:爱伦•坡的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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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爱伦•坡侦探小说构造的经典模式
【《毛格街血案》】
是爱伦•坡的第一部侦探小说,也是“杜宾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它演示了爱伦•坡最经典的“密室作案”模式。这种独特的案件直到今天也是侦探小说作者们最乐于描写的。在《毛格街血案》中,爱伦•坡把罪案现场设定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所谓“密室”就是乍看起来与外界隔绝的屋子,室外的人进不来,室内的人也出不去。这样当凶案发生后,人们却想象不出凶手是怎样进入到事发现场,或者凶手进入“密室”行凶后又是如何离开的。这样的案件,往往让人觉得罪恶的杀人凶手宛如一个来自地狱的鬼魂,可以在进行完残忍的杀害后凭空消失,更加剧了作品本身的神秘意味,也使作者想要烘托的恐怖氛围更好地被读者所接受。这种“密室作案”作品本身就对读者具有神秘而恐怖的吸引力。密闭空间难以回避地象征着都市生存的小单位,这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斥力,凶杀案虽然一般都没有目击证人,但是发生在一般马路边的小胡同里,或是河堤下密林中的凶杀却受黑暗和大自然的庇护,而密室则不同,封闭的房间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它内部的不可见性透露出哥特建筑的特点:阴森幽暗的内在、厚重的墙垣、狭窄的窗户、斑驳的玻璃。凶案现场罪犯的消失则延伸出:密室中存在隐蔽的地道、地下藏尸处等等。此外,密室的作案可以把案情设计得十分复杂,如果推断不出真正的作案方法,就很难指出凶手的身份。这也是“密室作案”备受后世青睐的一个原因。
《毛格街血案》的人物设置与情节结构成为此后侦探小说“密室作案”之滥觞。在爱伦•坡之前,还未曾有人写过如此的凶案,也未曾有人想到案件的这种转折与过程,而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又蕴含着异常吸引人的悬念。
爱伦•坡在《毛格街血案》中构造的密室是受害母女的家,他精心设计的密室作案包含着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一个看起来完全封闭的空间。
“房门反锁,闯进门一看,杳无一人。寝室前后窗子全都关着,而且里边栓的严严密密。前房和后房当中的房门也关着,但没锁上。通向过道的前房房门锁着,……屋顶上有扇天窗,钉的严严密密-----看上去多年没开过。”这是《毛》中的封闭空间,这个封闭的空间,看上去似乎密不透风,想不出凶手能从何处逃走,于是就变成了让警察们大伤脑筋的谜案了。
第二个要素:一条巧妙的逃走路线,非常规的作案方法。
在《毛格街血案》中,经过杜宾在现场细心的观察和反复的实验,总结了凶手具有无比巨大的力气,并且说的并非人类语言而又拥有非人类的毛发,又发现了窗台上早已断成两节却看起来很完整的钉子和会自动关闭的弹簧百叶窗,加之很多细节表明凶手的身份,这些细节和在一起得出了凶残猩猩的逃跑路线。这一非常规的可疑作案方法和逃生路线,不但表现了“密室”案件的精巧和复杂,更展现了杜宾这一侦探形象的理性智慧之光。
第三个要素:侦探身边总陪衬着一个智力平庸的助手即故事的叙述者。
这是爱伦•坡最伟大的创举,侦探与助手的模式几乎成为未来侦探小说人物设置的模板。爱伦•坡之所以要设置这样一个似乎可有可无的角色立于侦探杜宾与读者之间,是有意识的,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的,把叙述者描述成了一个普通的平常人,并且当我们试图把这个形象抽离出文本之外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这个与正常人无异的讲述者的重要性。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中,只有这个叙述者形象是真正与读者站在同一高度上的,就像是阅读过程中一位可以交谈的密友,没有他,内心的疑问无从解答,阅读过程变得无比沉重。所以,讲故事的叙述者的出现,不仅给我们带来更轻松的阅读体验,而且也让文本更加充实丰富了。
首先,叙述者具有普通人所应该拥有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爱伦•坡一方面能以他的普通来凸现杜宾与众不同的才华和出众的智慧,叙述者对案件所握有的事实线索同侦探杜宾是一样的,但他却不能像杜宾一样从所了解的真实之中得出唯一的,也令人惊叹的正确结论,于是,时刻把自己置于等同故事讲述者高度的读者就得出和他一样的敬佩感。 另一方面,爱伦•坡没有把叙述者写地愚不可及,而是恰如读者,想到读者之所想,得出和读者一样的结论,这就增添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其次,叙述者向杜宾提出的问题恰恰是读者感到疑问的地方,从而能把读者更进一步地引入杜宾的推理和思考中,使读者在思维上更加接近案件,更进一步激起读者想要知道真相的好奇心。
爱伦•坡还乐于将他侦探小说中的案件安放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线上,并且给读者更偏于真实案件的暗示,让阅读者感觉这并非一个作者虚构的故事,而是一起发生在身边的真实凶案。在这里,案件的“真实性”是爱伦•坡侦探小说继叙述模式之外的另一个创新和闪光之处。在《毛格街血案》中,爱伦•坡对于血案的发生并没有借某一虚构人物之口讲述出来,而是引用了一篇《公报》上的新闻报道,而第二天早上,报纸又刊出了对案情更加详细的报道,其中包括了潜在的证人角色:洗衣服的女工、烟草店老板、饭店服务员、锁匠、裁缝等等对案件线索的叙述。这样透过报纸描写案件的手法都大大地增加了案件的真实可信性,让读者产生同关注一件真实案件一样的激情和热情,实际上就是阅读的激情。爱伦•坡的真实化手法让读者更加走进作品中,期待谜底的揭开。
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吸引读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体现在侦探杜宾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毛格街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公报》报道了一个叫阿道夫•勒•本的小公务员因为有杀人凶手的嫌疑而被捕入狱。
“„说到这两条人命案,先深入调查一下,才可以拿出个主意。去私访一番,倒也开心。‟(我听了心想这字眼到用的奇怪,但嘴里没说什么)„此外,勒•本曾经替我效过劳,我可没忘情。咱们去亲眼看看现场,我认识警察厅长葛某某,他不会不放咱们进去。‟”
这种知恩必报的性情迅速拉近了杜宾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杜宾的“超人”性上更加凸显出了他人性化的一面,而杜宾在后来对水手所说的一番话似乎更加剧了这样的色彩。
“你没什么好隐瞒的。没理由隐瞒。另一方面,就拿道义来讲吧,也应当把知道的一切都老实交待出来。眼前有个无辜的人,为了这罪名,关在牢里,只有你能说出谁是这件案子的凶手。”
杜宾关心卑微者的形象油然而生,他代表了爱伦•坡理想中慰藉卑微受难者心灵,充满智慧与正义的责任感,并且极富同情心的侦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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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窃之信》是爱伦•坡“杜宾系列”最后的一篇。小说情节是大人物的密信被D 大臣窃走,警察局长受命找回被窃之信,他秘密地搜查了D 大臣的住地却毫无所获,绝望中只好再次委托杜宾,并答应给他5万法郎的报酬。过了几天杜宾把被盗的信交给了警察局长,并且收下了之前答应好的报酬。杜宾把能轻而易举地取回信的解释是:“我对他非常了解,他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他又以总能赢得游戏的孩子的说法点出了这部作品的中心特点:即杜宾本人也既是数学家亦是诗人,他既了解对手的人品和性格特点,又能从心理学角度窥视对手的心理活动,他以智慧和对手抗衡。因此对手的思想和行动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被窃之信》的叙事内容,叙事手法完全不同于前两篇,可归结为诡计和智谋的心理学探讨。
“杜宾系列”构成了爱伦•坡侦探小说的经典模式,其中的每一种表现手法都是爱伦•坡所独创,并且反复被后世所模仿,但却有一个关键的范式很少被后世所借鉴,那就是“行为的未完成和不揭露原则”。在《毛格街血案》中,爱伦•坡描绘了一幅暴怒的猩猩袭击惊恐女人的可怕情景,在第二部作品中,我们从头到尾也不知道密信的真正内容。这昭示下面要说的:爱伦•坡小说神秘化而带有挑战性的叙述模式。
2.2 爱伦•坡神秘化而带有挑战性的叙述模式
爱伦•坡曾写过一篇短小的故事-----《走向神秘》。这篇小说不能被算在他的侦探小说作品中,但它继承了哥特小说的写作风格:用秘密化的叙述方式讲述一个神秘的故事,在神秘之中不乏善良的邪恶和明快的黑暗。
故事描写了主人公芳•容为了羞辱自以为是的决斗规则专家赫尔曼,引诱他解释一段没法解释的关于决斗的拉丁文,芳•容化文字为武器,运用混乱的语言消灭了对手,也避免了决斗。这则小故事不可辩驳地表现出爱伦•坡的一种几乎是复仇的思想,他乐于以文字为武器,借助文本的力量,在阅读上控制对手。同时,这篇故事也可以被认为是私家侦探戏弄警察故事的演习。
爱伦•坡把恶作剧者芳•容改造成了侦探角色杜宾,坡乐于挑战大众阅读常规理念,他似乎把自己和读者幻化成为他小说中的一种差异:智慧的侦探和永远略笨于侦探的对手。侦探、叙述者、罪犯构成了爱伦•坡文学游戏的三人餐桌,他希望能以神秘艺术来迷惑读者,就像他在《人群中的人》里所做的一样,这使读者完全把杜宾的做法看作是神来之笔,而忽略了作者的故意为之。爱伦•坡在给菲力普•彭德尔顿•库克的信中写道:“你说,我的法国朋友吹毛求疵,这是对的。而这就是他要达到的全部效果。这些推理小说之所以大行其道和备受欢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新的东西。我倒不是说,鉴于它们的做作和做作的味道而显得不够天才------但人们却认为它们比其本身更加天才。……这就使得读者把神秘的杜宾的天才混淆于故事作者的天才。”这段话揭示了爱伦•坡对自己成功地控制了文本的神秘化的兴高采烈,也暗示了作者对于读者将天才的褒扬给予了杜宾而非故事创造者的遗憾。而后者可能就是爱伦•坡最后放弃继续创作杜宾系列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在《毛格街血案》和《被窃之信》中,爱伦•坡还是深深地徜徉在神秘化的游戏中,并且一再地加大侦探、叙述者、罪犯之间的差距。在这些游戏中,坡更明确地将神秘化和复仇与死亡联系在了一起。《毛格街血案》的最后,杜宾特意精心设计了一个真实的场面,以面对面的方式揭开了凶案的真相,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神机妙算。杜宾正一边叙述他所推理出的一只大猩猩如何杀了烈士巴奈母女以及拥有猩猩的水手是如何想一定要拿回猩猩的时候,
“这工夫,我们忽然听到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
„准备好手枪,‟杜宾道,„不过没我的暗号,可别开枪,也别露馅儿,‟……
进来一个汉子。一看就知道是个水手------长的魁梧结实,孔武有力,一脸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给人印象不坏。”
这种时机上和事实上的绝对吻合再次印证了侦探的控制能力,而当杜宾盘问水手犯罪细节的时候,水手呆住了,不知所措,有十分长一段时间的失语。“水手脸上顿时涨得通红,仿佛憋的透不过气来,一味在挣扎似的。他一骨碌跳起身,紧握木棍;但转眼又作了下来,浑身直打哆嗦,脸色变得死白。他一言不发。我
看了不由得打心眼里同情他。”这其中起最大作用的莫过于神秘化了的侦探无情而理智的控制力量,映射在文本中就是作者对大众阅读视野具有挑战性的控制力。在《毛格街血案》的结尾,爱伦•坡暗示了一种更深植于他作品中的对立:私人侦探和警察局长之间的较量,局长毫不掩饰对杜宾的厌恶;而在《玛丽•罗热疑案》中,爱伦•坡的侦探拒不向警察局长解释“毛格街血案”的破译方法,使得警察局长作为侦探的对手被永远地滞留在一种强加的神秘感之中;《被窃之信》中最让人着迷的构想是,在游戏中侦探得以击败了对手。在“杜宾系列”的第三个故事里,爱伦•坡把行为设置在推理和复仇之间,侦探造成神秘化和控制的策略有更复杂的目标,因为侦探的游戏对象增加了一个:叙述者、警察局长和大臣,在这期间,叙述者第一次被彻底剥夺了叙述的权利。最后杜宾再次运用了偷窃的方法,并且把这作为个人单纯的取乐行为,侦探这种游戏的乐趣在于侦探启示了书信终于重现和大臣发现书信已经丢失这两个场景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前者隐含但是没有写出来的。前一个场景触发了神秘化技巧的另一种应用,因为杜宾是在根本不让局长知道也不让叙述者知道的情况下自己获得了秘密之信,侦探没有对叙述者透露一点风声,这直接导致阅读者的失语,最终提高了作为控制力量的神秘化的作用。
最后,爱伦•坡在侦探游戏的结尾打上了复仇的记号:他揭示了杜宾报复的动机,文中暗示,激起杜宾的复仇的有两股欲望,一是帮助王后,挫败探长,在精神上打倒大臣;二是回敬大臣在维也纳对自己的“邪恶的伎俩”。大臣最终的毁灭是一种对于罪有应得者的报复,这也体现了爱伦•坡侦探小说中对于罪恶最终会被侦探象征的光明推回到邪恶的本源。
《被窃之信》之后,爱伦坡似乎陷入了一种困境,他所投入的哥特风格的怪异和他本人裂变的人格与日渐丰满的大侦探的理性难以相容,诡异而疯狂难以结合于枯燥无味的理性主义,机械的重复并不是爱伦•坡所热爱和擅长的。
“爱伦•坡将他的“神秘化策略”应用到侦探小说的叙事中,并含蓄地表现了一种语言复仇修辞理论。他将言语的暴力渗透到文本的叙述中,其中隐含着扎根在人性深处的复仇逻辑。”而这种复仇逻辑表现为侦探的控制力,其映射为爱伦•坡对于文本的控制力上,更加激化了“神秘艺术”在他侦探小说作品中的泛滥。
爱伦•坡的侦探小说无论在“杜宾系列”的模式构建上还是在神秘化的技巧运用上都是19世纪世界文坛的重要收获。他为19世纪乃至今日的通俗文化兴起和大众阅读兴趣的变化,提供了最美的范本。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与其他的艺术作品同样具有对审美的启迪作用,都显示了同一种精神旨趣:从主体方面揭示了关于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而侦探小说更具特殊性,它讲述的是犯罪的故事------复杂的案情、错综的指向,因此,追查线索,揭开犯罪之谜,指出罪犯这一系列的内容都是追寻真实。
侦探形象的意义在于从邪恶造成的恐怖景象中寻求一种救赎的意义。“为了净化生活和升华灵魂,而残忍的让人直面悲剧,为了心灵的承受力量和生命的自我支撑而用邪恶来考验人生。”但是爱伦•坡的侦探小说都有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结局,案情水落石出,被破坏的秩序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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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宾形象和“爱伦•坡模式”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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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不仅创造了侦探小说的写作范式,并且还以三部曲的形式塑造出了一位私家侦探的模型“杜宾”。就
如同威廉•威尔逊一样,爱伦•坡让这名智慧与能力并重的特殊形象更像他自己本人。杜宾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既有丰富的想象力也具有超群的逻辑思维能力,相信直觉,怀疑一切,能深入到他人的内心深处寻找隐秘的谜底,他在小说中表现出明显的批判精神也是爱伦•坡理想人格的精神寄托。杜宾既是生活中的作者在作品中的映射,也是作品中作者的理想在生活中的影子。因此,杜宾成了超越警察所代表的规范力量的诗意象征,为生活真实与虚构真实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爱伦•坡通过他的侦探英雄超越法律的存在、制度以及一切科技理性去溯寻人内心的真实。
爱伦•坡虽然没有对自己所创作的“推理故事”做过任何形式的评价,但这些“推理故事”显然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创举。虽然说侦探小说一直以来都摆不上高雅文学殿堂的台面,但这种形式的作品却一直受读者的热爱而没有任何文学样式能与之相比。继爱伦•坡之后,英国的三位侦探小说巨匠―――威廉•柯林斯、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又为这栋精巧的建筑添砖加瓦。他们笔下的大侦探――尤其是福尔摩斯和波洛,仍然无愧为现代文化世界中的英雄,他们的智慧与灵性几乎是长盛不衰的,而他们二人无一不是杜宾的“后代”,是对杜宾形象的继承和发展。
真正继承了“爱伦•坡模式”衣钵,并且使侦探小说在全球形成轰动效应的,还应当数英国作家柯南道尔 1887年出版的《血字的研究》是柯南道尔的第一部侦探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柯南道尔塑造了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以后他接连创作了有关这个大侦探的很多侦探故事,这名举世瞩目风靡至今的侦探形象是对杜宾最完全的一个继承。在这个“福尔摩斯系列故事”中,他成功地刻画出两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小说人物-----侦探福尔摩斯与他的助手华生。福尔摩斯与华生的模式是对爱伦•坡笔下的杜宾与“我”的关系完全的继承与有意识的发展,这是“爱伦•坡模式”的重要要素之一。而《跳舞的人》讲述的是关于福尔摩斯破译密码的方法,这也是柯南道尔对爱伦•坡《金甲虫》的一次最为明显的模仿,他的侦探故事与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不但形似而且神似-----文本表现出他们的世界的真实与意识形态的真实的双重统一。柯南道尔可以说是爱伦•坡侦探小说最直系的继承人,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福尔摩斯清瘦的形象、昏暗的客厅的灯光、舒适的安乐椅还是在侦破案件时福尔摩斯对细节的注意以及大侦探离经叛道的性格都散发着爱伦•坡隐秘的光辉。柯南道尔几乎是在以他的作品来表现爱伦•坡侦探小说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而他在后世所受到的赞誉也正验证了这一点。
在柯南道尔之后,出现了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爱伦•坡模式”再次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克里斯蒂同时代的多萝茜•塞耶斯所创作的《烈性毒药》、《五条红鲱鱼》、《索命》、《绞刑吏的假日》、《九个裁缝》等作品中,效仿并发展了“爱伦•坡模式”,她高质量、高品位的侦探小说是对“爱伦•坡模式”的深化与开拓。
在“黄金时代”众多作家中,克里斯蒂是侦探小说王国里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她创造了侦探小说的现代神话,将侦探小说的写作推向巅峰。她既继承了传统的“爱伦•坡模式”,又在此模式基础上不断创新。一方面,克里斯蒂乐于运用爱伦•坡的“神秘化”技巧,常常在叙事中表现出她独特而细腻的误导,在《斯蒂乐斯奇案》中,克里斯蒂智慧而巧妙地对“爱伦•坡模式”进行了一次神秘化的模仿;另一方面,爱伦•坡最经典的“密室作案”模式被克里斯蒂继承并演绎到了极致。《孤岛奇案》以及《东方快车谋杀案》都是其中最经典的范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柯南道尔到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经历了由发展到巅峰的过程,尽管后来的作家为侦探小说文类的艺术发展做出了种种探索,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站在爱伦•坡的肩头上完成的。
回顾爱伦•坡为数不多的侦探小说,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们存在的意义是超越时
代的。侦探小说这一题材在普遍意义上是不能被称为经典的。放在文学史中来看,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被认为难登高雅的文学殿堂,然而爱伦•坡作为现代主义最初灵魂的雏形也并非为了侦探而塑造侦探,正是由于他坎坷的命运和他神赐的灵性使他在创作时对于罪恶有着普通人所没有的天才的体察,这才形成了他笔下作为英雄化身的侦探对犯罪的追逐不息。
带着开创者的印记全面地影响了后世的作者和读者,每一部侦探小说生来就带有着爱伦•坡的精神,每一名读者也就都在品味着爱伦•坡的精神。之所以认为坡的侦探小说是超越时代的,正是因为侦探小说的读者群在时代上的深度和范围上的广度。爱伦•坡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每一个时代的人群,他的小说穿越了时间的障碍影响着现代人的叙述方式,审美取向,影视作品,娱乐形态,甚至时装潮流。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作为一个受众庞大的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样式却缺少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和作品,是令人遗憾的,本文粗浅地描述了对其侦探小说的初步认识,希望能为侦探小说的研究进一份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