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王之王-危机时代的男性焦虑
影视话语●YINGSHIHU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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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王之王》：
危机时代的男性焦虑
王亚平
在经典的香港电影中，警匪片无疑是在此之中，杜琪峰和尔冬最受欢迎的类型。
升则是大师级人物，他们所呈现的也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以“快”、“准”“狠”、闻名的杜琪峰，习惯于将简单故事中的偶然插曲突兀地展示出来，以这种爆发力十足的方式，连同观众一道，将故事中的人物推到一种“绝境”。从而以略带荒诞的方式呈现人《枪火》、《放·逐》，以及性阴郁和人世无常，
《PTU》莫不是此中精品；相形之下的尔冬升则更显深邃，一以贯之的犀利之中，透露出更多的现实关怀与人性体察，从《旺角黑夜》中“杀手”与“妓女”的边缘人叙事，到《门徒》中“贩毒者”和“吸毒者”的人性对立，再到《新宿事件》中黑社会的善恶冲突、中日民族仇恨，移民及劳工阶级矛盾等夹杂一处，黑色影像中的真诚思索令人感动。如果说杜琪峰善于制造场景和情境，由此展示极富戏剧性的人物冲突，那么尔冬升则更懂得思索一个故事，在人性的观察中给观众提供广阔的思索空间。而新片《枪王之王》仍然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故事中包含着让人不禁思索的多重含义。
“心理暗战”与危机时代的“镜像”作为一部罪案电影，《枪王之王》的故事主体部分所展现的是庄子维（吴彦祖饰）与关友博（古天乐饰）的警匪对峙。然而
不同于以往警匪电影中单调的侦查与逃《枪王之王》的精彩之处在于贯穿影片逸，
的心理辩论。这种辩论的声音将观众带入一种偏执的罪犯与缜密的调查者之间的“心理暗战”。电影中多次提到马丁·格文的《犯罪者与动机》一书，这种类似于欧美侦探片的文本嵌套其实并不新鲜，但庄子维试图寻找犯罪者“动机”的故事让人眼前一犯罪者与警探之间的博弈，无疑给影片亮。
增添了一种大卫·芬奇式的心理悬疑风格，也将整个略显平淡的警匪故事包装得引人就这样，《枪王之王》着力突破了惯常入胜。
警匪片中二元对立的黑白冲突，将关友博这位谨小慎微却又胸有城府的白领精英隐忍的心理轨迹展示得淋漓尽致。他从一个开车不被罚单的“忍者”一步步走向疯狂的凶徒，影片着意呈现的是他走向深渊的灵魂蜕变过程。尔冬升用很平实的手法将这个转变的内在动机和客观推力诠释得丝丝入扣。而影片抽丝剥茧的心理分析，也是随着庄子维的破案过程一起展开的。作为一部兼有心理分析的罪案电影，“动机”的意义非同寻常。然而，对于犯罪分子关友博来说，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电影留下的悬疑其实耐人寻味。
如果说《枪王之王》仅仅是为了找
出凶手，而将电影设置成《风声》那样一个
2010年/第12期（总第331期）●戏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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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猜谜游戏”，那就太辱没尔冬升“社会问题剧”的特质了。其实关于真正的凶手，影片开头那段庄子维与关友博关于“变态心理学测试题”的对话，便已暴露出后者的
“可疑之处”。然而，电影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是假借精神分析的名义，挖掘罪案背后的社会背景。至此，这就不得不提到影片中弥漫的金融危机的硝烟了。
仔细看来，金融危机构成了《枪王之王》的重要线索，也是关友博走向犯罪的动机”所在。尽管从目前来看，香港在此次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中的损失还难以估计，但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记忆，已让这次危机的来袭呈现出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态势。虽说相对于饱受冲击的实体经济而言，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娱乐并没有遭遇太多的票房挫折。然而电影这种叙事形式，在金融风暴的
“飞地”之中，依然传递着时代情绪的“镜像”，恰如其分地表述着金融危机之中人们的隐含焦虑。
在近两年的香港电影中，危机的故事开始被反复讲述。岸西的
《亲密》是一部反高潮”的文艺电影，整部影片在内敛的情绪中，依稀辨认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毫无波澜的生活流，人物压抑的情绪表达，以及故事最后无疾而终的婚外情，似乎传达出这种阴郁的时代情绪。同样面对危机，《窃听风云》直接揭露了股市风暴中金融高管的不法内幕，而《麦兜响当当》则通过快乐中带着淡淡忧伤的“麦兜”故事，传递着危机时代的乡愁和信念。
《七十二家租客》、《花田喜事2010》等喜剧电影，也纷纷将金融危机下的人世百态作为制造笑料的“包袱”和“噱头”。《枪王之王》其实也是在这个脉络之中叙述金融危机的。影片之中，基金经理关友博表面上是一位前景光明的金融才俊，有着引以为傲的投资业绩，但在其光鲜外表之下却掩藏着严重亏损的混乱账目。为此，他不仅私自动用了上司的户头，更是直接策划了此后的“债
券劫案”。因此，金融风暴虽并不构成电影的主干，但却是不可忽视的故事背景。
尽管只是聊胜于无的说辞，但电影终究将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提到台面。如果说上个世纪末对香港经济构成重大冲击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与当时“九七政治”的绝望感纠结在一起，连同香港电影走向没落的现实一道，通过惨淡而斑驳的影像传递这种时代情绪，那么新世纪的全球金融危机则不复当年的决绝与深沉，CEPA之后的香港电影再次迎来新生，内地的强大支持助香港渡过难关，此时的金融危机已然不再惨烈，无论是《岁月神偷》中的“怀旧情绪”，还是《麦兜响当当》中的“草根情怀”，哀怨中对过往苦痛的咀嚼，倒是给影片增色不少，而《枪王之王》中的金融危机也恰恰成为给剧情增添光彩的点缀。
“男性焦虑”与香港的“政治无意识”《枪王之王》
围绕关友博，穿插着一段意味深长的三角恋爱故事。这是剧情电影中颇为俗套的情感模式，然而在此却有着不同内涵。他身边的两个女人，
一个是上司邵安娜（李冰冰饰），一个是护士女友婷婷（蔡卓妍饰）。这两个性格迥异的女性都对关友博的最终命运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纵观全片，对邵安娜的强势占有欲的逃离和对婷婷的楚楚温情的沉浸，构成了关友博情感生活的两个极端。牺牲自由以换取金钱和权势，抑或是选择自由而放弃地位，这是关友博情感生活的两难，然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种对金钱和权势的拒绝，以此彰显政治正确”的影像价值观，在诸多爱情题材电影中并不鲜见，然而关友博的选择却在“浪漫情愫”之外别有所指。在此，我们可以将它与
《窃听风云》做一比较。同样是面对金融危机，《窃听风云》中的吴彦祖因不愿做有钱人的女婿而走上犯罪之路，而枪王之王》中的古天乐也因为拒绝“吃软饭”而“铤而走险”。这种以维护男性尊严的名义出现的相似经历，似乎能够透露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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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某种时代情绪。
《枪王之王》中的邵安娜虽然代表了金钱和权势，但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关友博来说，匍匐在女强人的阴影之下，终究是对男性尊严的冒犯。渴望自由，意欲摆脱束缚的他，情愿选择婷婷这位温柔可人的平凡小女人，以维护自己的男性主体性。对此，有论者以拉康式的精神分析阐述了影片中“枪”的意象，从“男根意识”的问题切入影片，直指关友博身上潜藏的“阉割焦虑”，分析了他对枪械游戏的迷恋背后所潜藏的精神压抑。在其看来，“枪”的性指涉背后，有着一种追求男性自主性的逃离冲动，象征着关友博渴望摆脱那位强悍女性的控制。其实就此思路还可更进一步，即由内地演员李冰冰扮演的邵安娜身上，分明包含着另一层深意。我们从这位有着极强占有欲而又无所不能的强悍女性那里，可以轻易辨认出一个“新崛起”的内地形象（这与香港演员蔡卓妍扮演的温婉可人的婷婷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而她和关友博的关系，毋宁说象征了金融危机之下内地与香港之间主宰与受控的权力关系。因此，在这种男女关系之后，我们可以隐约洞见如下事实，即内地作为一种崛起的力量，已然开始颠覆香港曾经不可一世的“男性霸权”，让其臣服、屈从，从而深陷焦虑。在此背景中，古天乐所竭力维护的“尊严”则依稀透露出如今香港在资本全球体系中的尴尬境地。在他那里，男人坚强而高贵的“尊严”，不如说是当今香港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当然，对于这种“男性焦虑”而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电影的结尾。当关友博面临困境时，给予他最大支持和庇护的却是邵安娜。事实证明，这位咄咄逼人的女强人其实是真心爱着关友博的，而最终刺出让关友博万劫不复的温柔一刀的，反而是温婉可人的婷婷。这无论如何是对经典三角恋爱模式的改写，其中的症候性问题也让人
深思。到底哪一种感情才是关友博真正需要的？抑或，到底哪一种选择才是香港真正需要的？对于这位执着探寻香港主体性的著名导演而言，其纠结与焦虑可见一斑。
于是，《枪王之王》在深度的人性拷问之余，寓言般地表征了当今香港的文化命运。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尔冬升1996年的影片色情男女》。在那部电影的结尾，执著艺术而又怀才不遇的电影导演（被自嘲地命名为尔冬升”）最终跳海自杀了。无数评论家都阐释过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局，连同彼时弥漫的“九七政治”和香港走向没落的征兆，将导演之死”寓言化地表征为香港的现实。然而如今，《枪王之王》中不甘受控的命运而执着反抗，甚至以命相搏的关友博，最终也倒在了血泊中。关友博的反抗又何尝不是如今香港电影的反抗呢？长期以来，香港电影连同香港经济一道裹足不前，而不得不依附于内地，而曾经睥睨华语电影世界的那份高傲如今已脆弱不堪。
CEPA之后，地道的香港电影已走向没落，“北进”内地固然能够挽救市场于危亡，但却终究要牺牲香港电影的特色；然而意欲保留港片的特色，珍藏地道的港味”，却只能在没落的本土市场中坐以待毙，这不正如关友博所陷入的两难吗？对于香港电影的前景，尔冬升曾流露出自己的悲观，“你们喜欢看的港片，3年之内就会没有了”。《新宿事件》或可看作地道的“港味”电影，却因文化的差异不能进军内地市场，然而电影的商业性又使得内地的市场不可或缺，因此迁就和改变就变得不可避免。甚至是这部《枪王之王》，尔冬升也一再强调，“不像自己的作品”。也许对于香港电影来说，这种刻骨的分裂还将延续多时，而这就是敏感而偏执的关友博，在他轰然倒下的身影中透露出的香港秘密，也是导演尔冬升带给我们的思考。
（作者单位：咸宁学院教育系）
责任编辑：刘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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