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颐和园

　　对150年前的那场大火,北京西郊的两座昔日的皇家园林态度迥异。

　　圆明园一直在筹划举行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的大型活动,而不到三公里的颐和园则几无反应。

　　被同一场大火焚毁后,历史让这两座园林渐行渐远。

　　

　　火烧

　　有一天,一个游客气冲冲地跑到颐和园管理处办公室,质问工作人员,为什么景区介绍中没有写上颐和园的前身是清漪园,没有写上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历史。

　　颐和园文物部主任秦雷解释说,其实在颐和园的入口处,清楚地写着这个历史。游客指出的地方是园子里的景点,管理处认为可以省略掉,没想到居然还有人在意。

　　是的,确实很少人在意颐和园的前身曾被大火烧毁。

　　那场大火,人们印象更深刻的是火烧圆明园。

　　1860年,英法联军开抵北京通州。军队暂时驻扎,要求觐见清帝咸丰,并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上签字。清朝官员在细枝末节上较劲:觐见清帝,按清朝规定,必须得下跪。

　　跪,还是不跪。这是个曾在乾隆朝时就无法解决的问题。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就因为不愿下跪而无法觐见乾隆皇帝。马嘎尔尼未能完成与中国通商的使命。后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因此失去了和平地融入世界的一个机会。

　　带着坚船利炮来的巴夏礼不是寻求交流的马嘎尔尼:“我不是中国的臣。”双方争执不下,谈判破裂。清廷扣押了巴夏礼谈判代表一行39人(25名英国人,13名法国人),押至北京,收监做人质。

　　英法联军进军北京城,清帝咸丰逃离。

　　战争爆发后,清廷被迫释放人质,其中27名人质已被处死。1860年10月18日,英军代表额尔金和司令官格兰特下令,焚毁圆明园,报复清帝。

　　报复前,额尔金在北京全城张贴公告,宣告其火烧圆明园的目的是:“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报复很有效。在电影《火烧圆明园》中,导演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逃亡中的咸丰帝得知圆明园被焚时,当场吐血。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浓烟遮云蔽日,圆明园毁于一旦。与圆明园紧邻的其他几座皇家园林――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也都一同被焚毁。

　　始建与乾隆朝的清漪园,是仅次于圆明园的皇家园林。

　　这场大火后,两座园林的命运渐行渐远。

　　

　　荒芜与重修

　　第一个改变这两座园林命运的是慈禧。

　　圆明园、清漪园等“三山五园”遭英法联军焚毁多年,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国力亏空,咸丰、同治两朝皇帝无力修复,每年照例只是去搭棚祭祀龙神。试图重修圆明园和清漪园的想法,在朝廷上提出,常常会引发激烈争论,结果总是遭到否决。

　　直到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多年后,眼看着光绪帝长大成人,她再次考虑重修清漪园。

　　醇亲王奕全力支持慈禧修园,他曾在同治朝时力阻重修圆明园,但事异时移,此时他的亲生儿子即为光绪帝。重修清漪园,慈禧若能归政,退隐园林,光绪帝就能掌握皇权。

　　1886年,奕奏请慈禧“修治清漪园工备操海军”,并提出“创办昆明湖水操学堂”,这一年,清廷秘密地动用海军军费开始重修清漪园。后来,外界知道此事,引发巨大争议。

　　在争议声中,1888年,慈禧正式对外公布重修清漪园,以光绪的名义发出上谕,明确说明:整修清漪园是供慈禧太后颐养冲和,并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

　　颐和园建成后,慈禧太后久居于此,处理军国大事,发号施令,颐和园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

　　同时期的圆明园,无人修复日渐衰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包括圆明园、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再次遭到洗劫。清政府对圆明园失去控制,园内大小树木遭到滥发殆尽,树根、树枝被烧成木炭。

　　圆明园成为了建筑材料场,“军人押车每日十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从此,断断续续拉了二十多年。

　　清朝末年,开始有人在圆明园内开荒种田。1940年之后,日寇占领期间,政府奖励开荒,农户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圆明园历经150多年打磨出的湖光山色,颜色顿失。

　　1911年清亡之后,民国政府将风景尚好的颐和园收归国有,变为国家公园。不过,时局动荡,颐和园也常年失修。

　　再次伤害

　　1949年3月25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乘火车,从石家庄抵达北京清华园火车站,由柳亚子等民主人士迎到颐和园益寿堂、景福阁停歇,远处昆明湖,水波荡漾,万寿山巍巍挺立。

　　两个月后,5月2日,毛泽东携夫人江青、女儿李讷,来到益寿堂看望刚刚迁居颐和园的诗友柳亚子,同游颐和园长廊,泛舟欣赏昆明湖景色,赏景谈诗,甚为畅快。新政府政要进北京后,颐和园成为国家领导人休闲的首选之地。

　　这时,在其他各部门尚未建立前,中共中央政府特设公园管理委员会(后改为园林局),开始着手修缮颐和园,修建“听鹂阁”,专门接待首长和外宾的饮食。从此,风景宜人的颐和园承担起了接待国内外重要来宾的任务。总理周恩来常会带外宾游园。

　　1949年4月,颐和园管理处成立,专门管理颐和园。同时,颐和园恢复对外开放,一张门票卖40元(旧币)。在当年游客的眼里,颐和园是一处神秘的皇家园林,火烧清漪园的历史,时隔近90年之后,渐渐少有人提起。

　　建国后,颐和园的修复工作不间断地进行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文革”中,颐和园被列为“四旧”,红卫兵跑到颐和园,“要横扫一切,彻底砸烂”,还提出“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最先被毁掉的,是颐和园著名的长廊彩画。穿绿军装扎皮带的红卫兵们拿着大白水粉,去涂盖长廊等各处彩画中的人物画面,还拆除了佛香阁的三座佛像。

　　在颐和园东宫门,红卫兵们搭起脚手架,准备拆除东宫门外的牌楼。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叫停,东宫门外这座古建才保留下来。

　　“文革”中,园内到处挂满了毛泽东画像。政治标语悬挂其中,仁寿堂、乐寿堂成为“文革”大字报室。广播站里,用近乎吼的声音播放着毛泽东语录。直到1969年,周恩来指示“佛香阁、排云殿前牌楼不必搞毛主席像了”,“把长廊内的语录牌去掉”。

　　不过,对颐和园的破坏并没有停止。1970年,东宫门前圆形山石花台被拆除。

　　在“文革”中,颐和园的风貌大变。然而,与颐和园一墙之隔的圆明园,却显得很安静,在那里,很少看见穿绿军装勒着武装带的红卫兵。原因很简单,圆明园破败到几无“破四旧”的必要。一些北大清华的学生,常去园中闲谈,在这片废园中享受避世的生活。

　　

　　从空白开始

　　1970年代初,一次,周恩来接待访华的日本代表团。谈话中,日本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说,中国学者认为,慈禧修建颐和园花费了3000万两白银,但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只用了500万两。周恩来很有感触:“颐和园是我们的,为什么日本人比我们还清楚。”

　　到底用了多少白银?当时的中国学者没有确凿的研究。

　　1975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道成突然接到颐和园的邀请,请他到颐和园文物组工作,参与编写《颐和园》一书。随后,王道成搬进了颐和园益寿堂――毛泽东第一次到颐和园下榻的地方,开始梳理颐和园的历史。

　　颐和园的宜人风景,令王道成心旷神怡,他最喜欢在雨中泛舟昆明湖。他很快投入到颐和园研究,研究之前,他要先确定研究方向。

　　王道成用了一周时间,特意去游园,去询问游客到底关心颐和园里的哪些问题,不久,他将问题一一列出来:“修颐和园前的情况如何?慈禧是怎么修起颐和园的?颐和园的园林特点是什么?颐和园里发生过什么重大事情?建国后,颐和园发生了什么变化?”

　　此前,关于颐和园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对《颐和园》一书编写,外界期望很高。王道成也暗下决心,书编出来,一定要经得起时间考验,不能简单地说“颐和园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编写组分头行动,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史档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负责修建颐和园的皇家建筑师“样式雷”的家藏资料。

　　1860年,清漪园被焚毁,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到底花了多少两银子?查到样式雷的家藏资料,王道成找到“算房”的账本,他一点点推算,确定慈禧重修颐和园全部花费在500-600万两,而不是之前盛传的3000万两。《颐和园》一书出版后,颐和园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与此同时,圆明园的命运发生着更大的变化。

　　1980年,学术界提出《研究、保护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考虑到保护传统文化,积极倡导各界人士在倡议书上签字,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

　　作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因为宋庆龄的倡议,成为当时关注的焦点。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圆明园规划成为遗址公园,随后,开始修复、开发,福海等重要景点得以修复。

　　1984年12月1日,中国圆明园学会正式成立,继研究颐和园之后,学界开始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保护和研究,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数年,西方重新进入古老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一时成为重要的宣传思潮,被焚毁的大水法的图片入选历史教科书。在北京,中小学生被带到大水法前参观,体悟“慈禧太后腐败卖国”、“落后就要挨打”这些道理。

　　逐渐,圆明园成为政府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实际上,真正让普通人了解圆明园、激发爱国主义情结的是一部电影。1983年,香港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再现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焚毁圆明园的历史。这部合拍片荣获了当年文化部优秀影片特别奖。

　　

　　慈禧的遗产

　　圆明园身负盛名,但管理人员却更羡慕颐和园。

　　作为一个保存完整的美轮美奂的公园,颐和园每年可以得到大笔的经费。而对于圆明园遗址公园来说,常常会为是继续保持原样还是要修缮,争论不休,却没有那么多经费去修缮。2002年,圆明园内发生的一起凶杀案件可见园内的荒芜。当年2月26日上午9点多,一名女子在圆明园大水法旁的小径被害,此案一直未破。之所以发生这个案件,与案发地荒草有半人多高有一定关系。

　　拥有巨额的修缮经费,颐和园的工程常年不曾间断,雕梁画栋,清淤、改造,恢复苏州街原貌等重点工程,使颐和园变得越来越美。

　　1980年代,颐和园开始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翟小菊见证了颐和园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前后的过程,她曾担任颐和园研究室主任。1971年,从17岁开始到颐和园种花,一直工作到今年退休。

　　按国际惯例,申遗前,颐和园园内的自然环境必须达标。在1989年12月,颐和园昆明湖进行了最大的一项工程――清淤工程。

　　翟小菊回忆说,当时是冬天,湖面上结了冰。从各单位组织来的人,拿着铁锹到湖面上义务劳动,先砸冰,然后,挖掘机清理淤泥。“那个时候人的干劲和现在不一样,都是各单位义务劳动,有大学生,有当兵的,还有各单位的人……”在清淤过程中,从湖底打捞出很多东西,有小佛像头,还有炸弹。

　　清淤工程持续了一百多天,到1990年3月2日,清淤后的昆明湖重新放水,万寿山的倒影终于重现。

　　整改中,颐和园用一个月时间迁出了北京焦化厂劳服公司招待所等单位。

　　1994年6月,联合国第一次派代表进园考察,申报进入议程。翟小菊回忆说,当时,他们有意没有带代表去颐和园的后山参观。原因是颐和园的后山至今还留有清漪园时被烧毁的痕迹。当年,慈禧重修颐和园时,因为经费中断,没有修复清漪园时的后山。现在,导游也很少带游客去参观。

　　按国际惯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区,必须具备真实性、完整性。翟小菊说,当年申报的是慈禧太后修复的颐和园,而不是清漪园,清漪园不属于申报的范围。在申报的过程中,自然回避了提英法联军放的那一把火。

　　1998年12月2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审议,颐和园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的评价是:“以颐和园为代表的中国皇家园林,是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

　　2000年6月,颐和园获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这成为颐和园当下最著名的一张名片。园内,每天来自全世界的游人如织,关于英法联军焚毁清漪园的那场大火,随时间流逝,很少人再能记起。一墙之隔的圆明园,残破的大水法依然保持着原貌,似乎时刻在提醒后人要铭记那场距现在150年的大火。

　　

　　渐行渐远

　　时间走到2010年,两座昔日的皇家园林已经渐行渐远。它们的定位日渐清晰、分道扬镳――颐和园展现光荣,圆明园铭记屈辱。人们来到颐和园观赏秀美风光,很少人会关注到颐和园后山被烧毁的遗址;而在圆明园,虽然大水法遗址是园中之园,需要另行买票,但很少有游客会不去到此凭吊。

　　今年,2010年,距离1860年英法联军火焚圆明园、清漪园等“三山五园”整整150周年,圆明园学会正忙着筹划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的大型活动。颐和园文物部主任秦雷说,火烧清漪园的历史,颐和园应该做,但不应该作为重点。

　　秦雷刚从颐和园借调到上级主管单位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筹备国际论坛,主题是“公园对城市的影响”。事实上,从行政划分上,颐和园和动物园、植物园一样,同是隶属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管理,完全属于公园性质。与颐和园截然不同,圆明园遗址公园则划归海淀区管理。

　　圆明园学会的会员刘阳认为,遗址和公园不是一个概念,合在一起叫“遗址公园”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是公园,就必须建造相应完善的设施,包括公厕、道路、绿化等,可以收费;如果作为遗址,就是要保护原来的样子,不能做改动,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样,颐和园也不该完全划为公园,毕竟,还有清漪园的遗迹部分,属于遗址。“颐和园有那么多的经费,却没有出版一本关于专门研究清漪园的书,这个怎么说?”

　　刘阳说,曾有一位政协委员提案,建议成立一个文化遗产司,将像圆明园、颐和园等文化遗产单位归到一起,免费对外开放,限制人流,预约参观;属于公园的部分,再交由公园管理中心管理。

　　圆明园和颐和园两座园林尽管比邻,但由于隶属不同,定位不同,很少来往。两家从来没有在一起开过会,两边的学者相互认识,但也很少聚在一起讨论共同的问题,一般是各开各的会,各自组织各自的活动。“现在要想将两家合到一起,比韩国和朝鲜统一还难。”刘阳说。

　　对于那场大火,颐和园管理处一名工作人员说:“颐和园就像一位大师,我们不愿再去提他过去是从哪个小学毕业的。现在,颐和园更重要的价值是在宣传文化遗产保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