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

作者：赵志辉

世界历史 2000年07期

　　1995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时殷弘和陶文钊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的两篇争鸣性文章（注：见时殷弘：《美国与现代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陶文钊：《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吗？》，《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本文讨论的内容还涉及到时殷弘的另一篇论文：《开罗会议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笔者认为，时殷弘和陶文钊两位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时文和陶文）虽然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将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仍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笔者在此提出，并加以评析，以就教于同仁。

　　为了便于讨论，笔者首先将时文与陶文的主要观点列举如下。时文说：“我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为界标，将其（美国对华政策思想）分为前后两个形态：（1 ）‘把中国当大国对待’为核心的形态；（2）以促进苏蒋接近和国共军政统一为特征的形态。”（注：时殷弘：《美国与现代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52页。）时文并且认为：开罗会议以后美国不再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注：《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第73页。）。针对时文的观点，陶文钊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在抗战时期可以概括为扶蒋容共抗日”，“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在1944年9月至1945年4月间发生的”，而不是开罗会议。开罗会议以后，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态度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没有根本改变（注：陶文钊：《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吗？》，《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14、115、119页。）。显而易见，上述争论的焦点是开罗会议是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因此笔者也就此谈起。

　　一、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转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主要从其军事战略出发，逐步形成了战时对华政策。它包括两个目标：一是有效地共同对日作战；二是在战时和战后把中国建成世界大国（注：《赫尔回忆录》（Memoirs of CordellHull）第1卷，麦克米伦1948年版，第1257页。）。 第一个目标是军事目标，第二个目标是政治目标。太平洋战争前期，为了打败日本，美国对华战略主要集中在军事目标上。中国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作用表现为：（1）打击和牵制日军，中国战区与太平洋战区互相配合， 彻底击败日本；（2）正如陶文指出， 美国把中国作为两种基地：最后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对日本进行大规模轰炸的基地（注：陶文钊：《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吗？》，《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10页。）。美国的这个军事战略在1941年12月美国军方制定的未来对日反攻战略计划中和1943年5 月美国联合参谋部制定并经罗斯福批准的《关于击败日本的战略》中充分体现出来（注：罗马纳斯与桑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lwell's Mission to China），华盛顿1953年版，第357页。马特洛夫：《1943—1944年为联合战争设计的战略计划》（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华盛顿1959年版，第136页。）。 鉴于中国在远东击败日本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不仅从经济、军事上援华，也从政治上废除中美间的不平等条约，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坚定蒋介石抗战的决心。总之，开罗会议前，美国的主要着眼点是中国的军事战略价值，而政治上的目标——“把中国当大国对待”（注：罗马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62页。）的政策——是服务于其军事目标的。

　　1943年11月召开的开罗会议是二战期间唯一的一次有中国首脑参加的大国会议，罗斯福在会议上制定的对华政策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开罗会议及随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制定的战时军事方案有两点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苏联正式表示未来将参加对日作战；二是中印缅战区的“布坎尼尔”两栖战役被取消。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意味着中国在最终打败日本过程中的作用大大下降（但并非不重要）和苏联在战后作为远东大国将再次出现。布坎尼尔两栖战的取消再次降低了中国战区的重要性。这两项军事决定连同这一时期美国军方正在酝酿的以中太平洋而非中国作为进攻日本的主要基地的方案使中国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因此，不管罗斯福对华战略转变是出于情愿或不情愿，中国在开罗会议后战略地位大大下降是显而易见的。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军事战略转折的起点。

　　不过，美国放弃中国作为进攻日本的主要基地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战场，陶文提出的美国压蒋介石发动滇西反攻战和增加对华援助的原因是美国仍将中国作为牵制日军的一股力量，同时防止中国战场崩溃，但这并不能改变美国已放弃中国作为进攻日本的主要基地与美国对华军事战略转变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中国的战略地位无法与开罗会议前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军事战略转折点一点也不过分。美国著名史学家罗马纳斯和桑德兰以及巴巴拉·塔奇曼都认为开罗会议是中美关系史的“分水岭”或“转折点”，也应当是从军事意义上来分析的（注：罗马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lwell's CommandProblems），华盛顿1956年版，第49页。巴巴拉·塔奇曼：《1911—1945年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Barbara W.Tuchman,Stil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纽约1972年版，第524页。）。

　　二、开罗会议以后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

　　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开罗会议以前，为了鼓励中国抗战，罗斯福就不断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如国务卿赫尔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指出，“中国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现在……将它摒弃，完全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其可怕的影响，不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如此。”（注：《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82页。）在开罗会议上， 罗斯福把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是因为会议上发表了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开罗宣言》，还因为中美首脑会晤的象征意义与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表示希望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注：詹姆斯·伯恩斯：《罗斯福：自由战士》（ James M. Burns, Roosevelt:Soldier of Freedom），纽约1970年版，第404页。）。因此，开罗会议的结果虽然使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但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并未受到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罗斯福开始更多地从战后政治合作的角度来考虑对华政治目标。

　　对于开罗会议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时文将其归纳为“促进苏蒋接近和国共军政统一”，并且认为美国放弃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实际上，这个论断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坚持中国的大国地位政策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促进苏蒋接近和国共军政统一只是美国为了实现对华目标所采取的手段，而非终极目标。正如时文所说：开罗会议后，“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意义正日益减少，而作为远东一个外交舞台的意义却逐渐增大”（注：《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第72页。）。罗斯福正是看中中国作为外交舞台的价值，才需要防止中国战场的崩溃与维护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他认识到，只有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才能为实现中国的大国地位奠定基础。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罗斯福原先不那么重视的因素——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成为他对华政策新构思的因素”（注：《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第72页。）。通过促进苏蒋接近和国共军政统一，罗斯福要维护蒋介石政府统治，实现在华政治目标。

　　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思想在开罗会议以后贯穿美国对华政策的始终。它具体表现为：

　　第一，在开罗会议以后召开的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上，美国继续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国之所以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联合国制宪会议并最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都与美国的支持有密切的关系。对此陶文钊同志已有很好的说明（注：陶文钊：《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吗？》，《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15页。），笔者不再赘述。

　　第二，1945年1月， 美国国务院为罗斯福出席雅尔塔会议所准备的《美国对华长期目标和政策大纲》及《美、英、苏的对华政策的统一》这两份文件指出：美国政府的长期对华政策是依据这样的信念：我们需要中国成为一个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这是出于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根本要求。文件还指出：“我们建议由我国负起领导责任，帮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稳定、统一的政府，……我们还建议，为达到此目标，应争取英苏的合作。”文件最后公开承认：“我们的对华政策不是根据感情制订的，其动机是出于国际安全和福利的考虑。”（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马耳他和雅尔塔会议》（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55年版，第353—358页。）由此可见，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继续坚持中国的大国地位政策，它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华基本方针的继续与发展。

　　第三，罗斯福政府时期执行的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也为继任的杜鲁门政府所沿袭。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说，美国国务院于1945年4 月向他递交一份“扼要地叙述了截至当时为止，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其要点是：“有效地共同对日本作战；从长远观点看，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作为远东所必需的主要稳定因素”（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97页。）。可以说， 杜鲁门政府接受了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继续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并为此做出努力。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各国一致认为， 大国外长有必要经常会晤，拟定解决各国纠纷的办法，并为此成立了外长协商委员会。在杜鲁门总统的坚持下，斯大林和丘吉尔勉强允许中国成为协商委员会的成员国，条件是它在该委员会讨论“有关东方问题或有广泛世界意义的问题”时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而不参与处理欧洲问题。对此，赫伯特·菲斯评论道：“人们认为，这一行动，连同中国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意味着中国已完全被允许进入占统治地位的外交大国集团。”（注：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然而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 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遭到了失败。

　　总之，开罗会议以后，美国对华政治目标——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没有改变。由于中国战场军事意义的下降，美国将实现其在华政治目标作为主要任务。这与开罗会议以前美国对华以实现军事目标为主、政治目标为辅的战略正好相反。

　　三、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原因分析

　　美国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除了军事上需要中国协同抗日的原因外，还有以下因素。

　　首先，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并非始于太平洋战争时期，它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外交传统之中，即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模式。美国决策人士认为，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是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最终体现。20年代美国史学家泰勒·丹尼特所著的《美国人在东亚》、40年代T.A.比森所著的《美国的远东政策》、60年代邹谠所著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三本著作中都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使中国强大起来（注：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政府的看法。另一位学者孔华润也评论道：“寻求一个强大的中国作为东亚的稳定力量——罗斯福‘四警察’中的一员，这一观点至少从1898年起一直是美国人考虑的一个主题。”（注：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分析以上观点，笔者认为， 从制定门户开放政策的麦金莱政府到二战时期的罗斯福政府，一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观支配了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这种观念是：（1 ）美国致力于建立符合其理想与利益的国际新秩序，中国是实现美国亚洲新秩序的理想场所。（2）美国不仅同情中国人， 而且乐于在中国承担起白种人的“天赋使命”——拯救中国人。（3 ）中美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美国期望出现一个统一、民主与强大的现代化中国，因为一个软弱的中国势必“带来许多潜在的麻烦”（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61年版，第533页。）。 这将比一个强大的中国给局势带来更大的危险。这种美国人的中国观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将中国作为战时盟友，并扶植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乃是美国外交传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延续与发展。但是，必须指出：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是“为满足美国的利益制定的，并不特别地考虑到中国，中国从中受益这一事实不是美国政策本意……，中国人也没有理由为之感激”（注：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40页。）。

　　其次，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是罗斯福总统外交思想——集体安全体系思想的具体运用，是罗斯福重建国际秩序的需要，有利于美国树立战后的霸权地位。

　　罗斯福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继承者，他接受了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的政治哲学，也发展了其世界新秩序的构想。罗斯福的新秩序观核心也是以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与威尔逊国际联盟不同的是，罗斯福倡导的联合国是以“四警察”作为支柱，设想以美、苏、英、中四国组成“警察委员会”在世界事务中，尤其是在维持世界和平中起主要作用。

　　显而易见，抗战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无法与美、英、苏三大国相比，那么罗斯福为何要将中国列为世界大国，并作为“四警察”之一呢？这正是罗斯福构建战后东亚新秩序的需要。中国在20世纪一直是日美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中心，通过二战，日本必将崩溃，赫尔认为：“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而，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注：《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87页。 ）罗斯福总统也认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和繁荣的适当作用。”（注：《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1页。）然而， 罗斯福东亚新秩序构想中“以中国取代日本”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1）罗斯福认为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 与美国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与意识形态，可以成为美国亲密的伙伴。（2）中国不仅可以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且将阻止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渗透，罗斯福相信，在将来与苏联的抗衡中，“中国将无疑站在我们一边”（注：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0页。），而蒋介石也多次表示， “愿意追随美国的领导”（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第103页。）。（3）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可以在战后亚洲殖民地托管问题上和维持和平方面承担重要责任，成为美国远东的重要盟友。（4）罗斯福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组织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而不是纯欧洲地区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注：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34页。）

　　再次，罗斯福总统本人在制定中国大国地位政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对华问题上，尽管有人因为罗斯福家族曾与中国有密切联系而批评他“感情用事、肤浅、不现实”（注：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1页。）， 但事实不尽如此，罗斯福是一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采取现实主义态度，适时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公正客观地对待中国和评价中国的抗战，在他的多次谈话中，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他向中国代表顾维钧坦言：“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综观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因此他主张将中国列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注：《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4页。）。罗斯福对中国能有这样客观的认识态度， 的确表现了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罗斯福逝世后，中国共产党曾对其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给予肯定评价：“他采取促进我国团结、积极援助我国的政策”，“中美两大民族的友好团结，在罗斯福总统执政以来，得有长足进展。”（注：《哀悼罗斯福总统》，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4月14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有两个基本目标：第一是军事目标——有效地共同对日作战；第二是政治目标——在战时和战后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国。开罗会议以前，由于抗战需要，美国以实现对华军事目标为主，政治目标为辅；开罗会议以后，由于中国战略地位下降，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发生转变，罗斯福以实现对华政治目标为主，军事目标为辅。

　　由于开罗会议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与战略含义不同，美国政府采取的策略与手段也不同。开罗会议以前，美国主要从经济与军事援助上鼓励中国积极抗战，同时从政治上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开罗会议以后，美国更多地从政治上和战后中美合作的角度考虑对华政策，在不放弃军事目标的同时，主要通过促进苏蒋接近和国共合作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与稳定，从而为实现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目标奠定基础。因此，笔者认为，时殷弘同志以开罗会议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这种转折决非是美国对华政策基本目标的根本改变，而是美国对华战略重点与策略、手段的转变。时文的欠缺之处在于过分强调美国对华军事战略转变的后果，忽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政治目标，从而片面地认为美国在开罗会议以后放弃了中国大国地位政策。

　　通过拜读时殷弘与陶文钊两位同志的文章及其它有关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论述，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应当予以澄清。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制订对国共两党政策的指导思想，而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是为美国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服务的。国内许多学者（包括陶文钊同志）提出的1944年9月至1945年4月这个时间界标实际上是美国对国共两党政策或态度的转折点，而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如前所述，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没有改变。

　　第二，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对蒋介石本人态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执政地位，美国支持蒋介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美国扶蒋是以实现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为前提的，一旦蒋介石违背美国意愿，美国就有可能改变对蒋的支持态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但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在抗战时期曾一度考虑推翻蒋介石而另用他人就是因为对蒋的统治不满造成的，而美国并未改变鼓励中国抗战、扶持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为此，时殷弘同志在其论述中将美国对蒋介石态度的改变作为开罗会议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转折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不恰当的（注：时文的观点参见《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第66—69页。）

作者介绍：赵志辉，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