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修建纪略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修建纪略

1911年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发动的“三·二九”广州起义，震动全国，动摇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基础。清政府十分仇视革命党人，致将参加是役的死难者的遗骸暴尸穗城东郊。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革命党人潘达微“冒死收瘗诸烈士”，丛葬于城东北三里外的红花岗，并挥笔疾书“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歌颂、表彰英烈们的精神。为了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政府及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通过拨款和募款，在原来安葬七十二烈士的墓地修建一座宏大的陵墓。陵墓的修建，从1912年开始，由于经费等原因，历经二十多年不断修建和扩建，建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烈士墓园，成为辛亥革命的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又是一处近代优秀的纪念性建筑。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

1911年4月28日，孙中山先生自加拿大抵芝加哥，从美国报纸中获悉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当晚即电同盟会香港机关部，询问起义情况。5月5日，孙中山出席了同盟会芝加哥分会议事，为广州起义死难烈士筹集善后费用，并商定设立“革命公司”作为筹款机构。会后，孙中山亲撰《革命公司缘起》一文，并致函南洋同盟会员谢秋。在函中，他颂扬广州起义者“勇敢英烈”，指出“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认为“今日急务，必当筹足大款，乃能速收成效”。并通知海外各埠同志积极参加，支持筹款。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纷纷起义响应或宣布独立。广东也于11月9日宣布独立，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因胡、陈二人均为辛亥革命参加者，故二人在任期间，都主张“开局编史，并改葬遗骸，崇大坟墓，建黄花图书馆，发留建国流血一大纪念”。在广东省议会上，经胡汉民、陈炯明等提议决定在烈士合葬处修建烈士墓，咨请省政府筹备十万元作修建墓园经费，都督府派何克夫主持修建墓茔工程。12月都督府发布都督令，命令稽核调查会长邓铿准予拨款两万元，作为镌刻墓门、碑碣的经费。1913年，因孙中山领导和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修墓工程受影响而停顿。1916年，在省参议院复提前案的会议上，委派潘达微担任修筑黄花岗协理，潘因公务在身而未能赴任。1918年，烈士方声洞的哥哥、滇军师长方声涛积极募款，在黄花岗原烈士安葬处建了一个方表墓冢，四周建花岗岩石墙。当中立一墓碑碣，碑上刻隶书“七十二烈士之墓”。1919年在当中建一石亭。同年，参议院长林森向海外华侨发起募款扩建陵墓，由林森监修。修建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碑亭、纪功坊、南门烈士墓道、烈士守墓庐及塘基等。到1921年，墓园建筑已初具规模，但墓冢的北面还有不少坟茔，墓园内的道路设施还很不完善，每逢“三·二九”公祭日，“道上缀旗镫陆不绝，车声阒阒然，履声槖槖然，军乐声呜呜然，人骈肩语，”致祭者多达三万人之多，为了拓展坟园以壮观瞻，使来观光者必游黄花岗，参议院长林森函令番禺县长划定坟场界线，由政府按契价补偿征地，先后征用了湖南会馆的山地及民间园地、田产等四百余井，又由番禺县发出公告，严禁在坟园范围内放牛养马、砍伐树木。1923年，军阀陈炯明叛乱，影响了墓园的扩建工程，又因缺乏修建材料，故前水塘工程被迫停工，为解决材料不足的问题，广州市市长孙科命令大本营建设部通知工务局，把原将军衙前、禺山市场内闲置的旧石狮、柱础石等石料运至黄花岗，作修建工程的用料，并由工务局拆掉建在烈士墓道内的房舍，收回占用的地方用作种植树木，大本营军政建设部长出示“严禁附葬，以崇先烈”公告。在界内的民间旧坟，亦限于布告内三个月迁葬。1926年，在南面的墓道内修建了两根由安南党部敬献的石雕云龙纹华表，此时墓园范围已“东至二望岗，西至广州模范监狱及永泰村，

南至东沙马路，后至墓后田塘”。为了筹建墓园第二期工程的经费，革命纪念会董事邓泽如致函电话所，要求电话所每月向电话用户加征电话费。从1924年6月起至1929年，革命纪念会共集资金银毫十二万八千八百二十二点九一元，中纸八百五十四点四三元，铜钱十六万八千七百二十八枚。

1930年，广东省政府第五届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营造修理墓园方案，议决由市长林云陔等会同林直勉、胡毅生等会勘工程，聘请广州市甲级建筑师杨锡宗担任建筑设计，“绘制坟园图则”，通过林子超（林森）1928年提出的建立纪念碑的意见，同意补刻未刊的烈士名单。至第五十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修建方案、杨锡宗的建筑设计及纪念碑的施工说明。同年5月，省政府聘请林直勉、林云陔、胡毅生、杨锡宗、林克明、冯钢百、邓彦为修筑黄花岗委员会委员，并指派林直勉为召集人。林克明、杨锡宗负责坟园的规划设计，在这一期工程内加了纪功坊的叠石台，修筑了黄花亭和道路，在墓园广植树木，进行绿化。

1932年，首届被聘为修筑黄花岗委员会的成员已多不在粤，经市府第六届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决议，聘邓泽如、林直勉、黄隆生、陈耀垣为第二届修建委员会委员，在修建会议上一致议决通过收回烈士墓前的田地十五亩（约九千六百平方米），以备修筑石级。由于征收地段面积过大，经费难于筹拨，议派黄谦益会同商酌拟定修改设计图，在墓前月台下至牌坊后的花圃修墓道一百八十多米。园内马路工程由工务局技士（即工程师）陈昆设计。后为避免车马乱撞，在月台下改筑石阶梯级，两侧另开辟一横路，接通南门墓道，直通邓仲元墓前。马路工程公开招标，由锦和祥营造厂以亿万零八百元承包筑路工程，到竣工验收时发现施工的质量问题，锦和祥营造厂被罚款一千七百一十元，被扣除工料费八百八十五元，并把罚没所得款项用作修筑坟园内道路费用。

1936年，把原墓园中枢墓道的石级改筑为莲池拱桥，烈士墓冢的顶部改为水刷石米，相继修筑了西亭、喷水池。1937年广东省政府拨款两万元给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作修缮经费，对崩坏的路面、亭台、坟垣设施等进行修缮。1945年，修筑工程基本完成，工务局把黄花岗烈士坟园及有关家具、公物等财产及物品登记列册移交给广州市革命坟茔委员会。1946年重新安装了坟园南面墓道的铁门，拆毁了自由神像，改塑“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立于叠石之上。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工务局主持修缮烈士墓，由启记营造厂承包修建工程，拆毁“青天白日”国民党徽，重立自由神像，重铸墓垣上的铁望柱和铁链，复原被毁坏的石柱莲池栏板等。“文化革命”期间，由于极左思潮泛滥，自由神像再度被毁，竖起一支两米多高的火炬，墓碑及其他碑刻的落款题字被凿，铁链被砸烂。1981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政府拨款重修烈士墓，重塑自由神像，由雕塑家林毓豪、罗国强重塑一个右手高举火炬、左手挟着法律文书的具有东方女性面孔的自由神像，陆续地恢复被凿去落款题字。1991年又进行了部分复原修缮，恢复了钟形碑亭上的国民党徽标志。

二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占地面积十三万平方米，墓坐西北向东南，东南入口处建一四柱三间牌坊，粗壮的方形柱子，明间宽阔的额坊上嵌着孙中山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

造型简洁稳重。进入牌坊后是一条宽阔的墓道，墓道中部建莲池拱桥，莲池中设喷泉，拱桥栏板望柱仿中国传统形式。墓道尽端是一宽阔的月台。月台石阶级前两侧各置一石熏炉，月台之后依次是墓冢、纪功坊和叠石台及《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刻。南面的墓道有碑记和石雕云龙华表。其余的附属建筑则分布在墓的两侧。左侧建有黄花井、黄花亭、碑界亭、西亭和塘基；右侧建有蓄水池、喷水池和“与众共乐”奏乐坛。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年建造的墓道铁柱、烈士守墓庐、乐台及停车马处石碑等建筑已先后被毁。由于墓园建筑时间不一，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其建筑在形式、风格上也各有差异，有仿西方古典风格的折中主义形式，有中国传统风格形式，也有采用中西糅合风格的形式。

埋葬烈士遗体的墓冢，平面方形，四周砌筑低矮的石墙，墙上竖铁铸望柱和铁链。墓冢上建一四柱覆钟形顶的碑碣亭，仿西方风格的柱式，上承三角形山花和钟形亭顶，风格和建筑手法别具一格。

纪功坊平面矩形，花岗岩砌筑，采用三段划分，以台基、墙身及层顶栏杆组成。墙身以规则毛石块砌筑，孙中山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嵌于坊墙正面，中开门洞贯通到坊后。入口处以仿西方古典风格的双柱承托石额和山花，两侧门设梯级可登上纪功坊的顶层。坊后叠石台，叠砌了七十二块由海外革命党人捐献的青石质地的纪念石，含意为纪念七十二位为革命捐躯的革命先烈，寓意深刻。原建在叠石顶上的自由神像，右手高举火炬，左手拿着锤，与墓冢的钟形亭相呼应，有“敲响警钟”和“唤起民众”之意。

黄花亭、西亭、碑界亭等都是仿中国传统风格，采用砖、水泥材料建造。塘基喷泉、莲池喷泉、喷水池和蓄水池等呈折中主义形式风格。有的建筑在细部则采用传统风格和浓烈的民间色彩装饰。纪功坊山花上的如意瓶和缠枝花纹饰，石熏炉上的万字纹和寿字纹，其他建筑上的细部装饰分别以松鹤、福寿、祥云、回纹、盘长纹等纹饰。如字纹饰，原来不是汉字，是梵文，意在“胸部吉祥标志”，也为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佛教典籍里说佛祖再世生，胸前隐起字纹，故常见于三宝佛的胸部。旧时译这为“吉祥海云相”，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后画成为图案被人们应用。寿字，在中国传统观念的“五福”中，占首位就是寿，如福寿、长寿、松鹤等都为寿的象征。至于盘长纹与回纹，盘长纹为吉祥图符的一种，本为佛家“八宝”之一，有幸福连绵不断的象征；回纹寓意则为福寿吉祥，深远绵长。两者都多被用作建筑和其他的家具、杂品、织锦、木雕等装饰之上。这些纹饰、图案虽然不是为这个纪念性建筑而特定创造的，但通过这些传统风格图案的形象来表现其纪念性，是人们对先烈的崇敬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反映。从“浩气长存”牌坊到尽端的“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刻，布局对称，主要建筑比例严谨，排列有序，形式向多层次变化，秩序感强，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使纪念性气氛逐步得到加强。在建筑上既有仿西方古典风格，也融会了传统的民间艺术风格。两种形式和风格交织在一起，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现代建筑师早期的建筑设计风格和手法受到西方建筑学派思潮的影响。因接受西方正宗建筑学院派的教育，既有设计手法新颖、思想开放的特点，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采用中西建筑文化糅合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