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一个孝子为父报仇,舆论一致认为他不该死,听听陈子昂柳宗元

从西汉汉文帝开始，以孝治国就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原则之一，所以在历朝历代，都不缺少关于孝和法的讨论。比如唐朝这起杀人无罪，报仇有理的案件。

涉案双方，一方是赵师韫，御史，被杀死在驿站内。另一方，是一个叫徐元庆的年轻人，驿站的服务生，事发后主动投案，旋即收监。徐元庆为什么要杀害赵师韫呢，是因为服务过程中发生口角吗？并不是，是因为徐元庆父亲的死与赵师韫大有关系。

当年赵师韫官运尚未亨通之前，在同州下邽县当县吏，在任上杀过一个叫徐爽的人，此人正是徐元庆的父亲。此事发生后不久，赵师韫就升了，徐元庆想要报仇，怎么办呢？他想出的主意就是去驿站“守株待兔”。这策略非常聪明，因为驿站本就是各地官员往来歇脚之地，搜集信息、找寻行踪，都很方便。

果不其然，寒来暑往，仇人还真让徐元庆等到了，二话不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结果了赵师韫，自行投案，案情、证据确凿，任谁来看，都是一桩没有疑点的铁案，但判这个案子，却让全天下最聪明的大脑都犯了难，为什么呢？

为的就是一个孝字。唐朝的法制精神，已经与秦朝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秦朝尚严刑峻法，不问动机、不问年龄、不问是否初犯，抓到就是严判，那么这件事若是发生在秦朝，徐元庆死定了，而且会很惨。

但唐朝是儒教国家，尚礼制、明尊卑、别长幼，讲究一个“君臣父子”，徐元庆的事，就有些为难了。这无疑是一个孝子，若是将他严判了，历来宣扬的儒家道德观不是大巴掌抽到了统治者的脸上，若是轻判了，以后张三上街捅死一个大理寺监，李四带人上衙门去抽太守一二百个大嘴巴子，还明什么尊卑。徐元庆的量刑问题，各级官员都觉得为难，只好一路上奏，终于奏到了武则天那里。

武则天思前想后，没有两全之法，就下了一个批示：不行，就把他放了吧。这个通情达理的意见主张免除徐元庆的罪。这并非是因为武则天心软，实在是民间的声音就是如此，百姓是希望徐元庆无罪的，而放他至少占住了礼之一端，也算不错，是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但此时偏偏有一个声音主张放不得。

说不能放的，就是写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陈子昂写了一篇《复仇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徐元庆蓄意谋杀，案情清楚，按照国法应该被判处死刑。但他是为父报仇，孝义感人，所以他死后应该大张旗鼓地表彰他一番。也就是“诛之而旌其闾”。因为陈子昂在当时文坛和政坛的领袖地位，他的意见受到了非常的重视，不仅这篇《复仇议》收入了《旧唐文》，成为一时经典，《旧唐书》也记载了这件事，说“当时议者，咸以子昂为是。”

后来徐元庆也果然是按照陈子昂的意见，先诛后旌了。讽刺的是，陈子昂在武则天朝始终没得到过重用，“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详切，顾奏闻辄罢。”他提出的若干意见，最终为上采纳的只有徐元庆一议，而且就这件事，也并不十分漂亮，问题就出在他提出的“编之于令，永为国典”上。

念天地之悠悠

这件事入了国之刑典，于百年之后，被另一位文坛领袖挖了出来，又骂了陈子昂一顿，说他莫名其妙，这就是柳宗元。柳宗元其时正是礼部员外郎，大约是翻检礼法文献时发现了这件掌故，觉得不妥，专门写了一篇《驳〈复仇议〉》骂陈子昂。

陈子昂的意见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也还真被柳宗元抓到了。柳宗元先是点明了最突出的一个矛盾，“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

刑法是为了防乱，惩戒用，礼的作用是什么呢？也是防乱，两者互为极端，一件事既受到了刑罚，又受到了礼遇，这就很混乱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呢？陈子昂的意见，等于是将本来出发点相同，同为硬币两面的事情搞对立了，好像法就是法，礼就是礼，两者截然分开，是犯了大忌。不知道武则天的不用陈子昂是否也是因为想明白了这一点。

接下来，柳宗元说到了这个案子的关键。徐元庆的父亲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被赵师韫杀的？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犯了法，论罪当死，赵师韫判他死是依据国法，徐元庆找他报仇就是仇恨国法，当然该死，凭什么要表彰他。

可是，如果徐元庆的父亲并没有犯法，赵师韫杀他是出于私怨也好，是逞威风也罢，跟国法无涉，“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官官相护，稀里糊涂就把案子办成了这副模样。徐元庆一介布衣，上告无门，诉冤无路，这种情况，也就只能遵从古礼，给赵师韫来那么一下子。

古礼是什么？《礼记·曲礼上》写得很清楚，“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兄弟之仇，在街上遇到仇家，都不能回家取兵器，撸起袖子就干；朋友的仇，都不跟仇家在一个地方做事，必须走一个。

《论语·檀弓》写得也很清楚，孔子的学生子夏询问为父母复仇之道，孔子回答说：“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意思是要为父母报仇，儿子要睡在草垫上，枕盾牌，不做事，一心一意报仇雪恨。一旦在街头遇到仇人，有什么用什么，报了仇再说，都不许回家取兵器。

《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就更清楚了，“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 父亲无辜被杀，儿子可以复仇；如果父亲有罪被杀，儿子为父亲复仇就会形成“推刃之道”，即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这种私力救济不能提倡。

所以，柳宗元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徐爽是否是无辜的，就切中了肯綮。如果徐爽真是无辜的，那徐元庆杀死赵师韫就是“，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官员们抓了他，“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柳宗元的这条意见，被附录在了卷宗中，成为了新的判案依据。

虽然后来，韩愈写有《复仇状》，王安石写有《复仇解》，关于孝子复仇这一私力救济行为的容忍程度渐低，也逐渐被纳入了法制轨道，但历代关于这件事的讨论并没有停止，因为孝子复仇，本身就是走进了道德和法律的模糊地带，聪明如韩愈，也只能踢皮球，他是主张每次发生这种事，都由尚书省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专事专议，特事特办的，这一来二回，说清楚了原则，也把皮球踢回给了办事机构，舆论保住了，责任推掉了，聪明吧。

但最可怕的事情永远不是一两个孝子复了仇、报了怨，因此被判了或高或低的刑，最可怕的事情是需要你的时候，找你屁用没有，有人来害我找你，发现你居然跟害我的人是一伙儿的，我无可奈何自己举起了武器，你跑出来扮演迟到的正义，这样的治理手段和昏庸程度，只能赞一句“不当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