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战后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

战后影响中日关系发展因素之浅析 摘要：战后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其中既有现实的矛盾，又有深层次的原因。本文试图解析影响两国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希望为建立中日互惠关系提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中日关系 矛盾 文化差异 国民性 发展

近来，自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再次陷入了冰点。自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始终处于曲折发展的过程中，究竟是哪些因素阻碍着这两个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使其始终无法走向和谐共赢的局面？两国之间又应当如何应对，才能够重新建构符合新形势的稳定的中日关系？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是中日矛盾产生的根源

从日本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妒忌和防范心理。在对华问题上，日本政府产生了矛盾心理：既想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保持中国的稳定，又担心中国强大；既希望大陆与台湾加强两岸对话与合作，又怕中国实现统一；既加强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合作，又要防止中国成为主导；既想将中国拉入国际社会以多边合作制约中国，又担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以扩大。因而日本在对华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变双边关系为“亚太中”和“世界中”的日中关系，防止中国动荡或对外采取强硬政策而将中国拉入国际协调轨道；变中日特殊关系为“普通关系”以形成对华说“不”的态势。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不顾中国的反对，我行我素，极力牵制中国的发展。中日合作内容从侧重经济转向经济、政治、安全并重，以改变政治上的被动局面，经济上对华援助的重点从基础建设转向环保合作，并对经济援助附加政治条件，以防止中国经济发展过快。

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想方设法寻求政治大国的言行让中国产生了警惕。近年来，日本歪曲过去的侵略历史，积极地为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目标，重新称霸亚太卸去历史包袱和扫清障碍；散布“中国威胁论”，通过片面夸大和诬陷中国军事威胁，引开别人的视线，掩饰自己军事扩张的行径，同时，千方百计地通过酝酿修宪、自卫队走向海外、日美军事日益一体化等一系列政治、军事举措来寻求和确立其政治大国的身份。此外，日本政府纵容和支持“台独”分裂分子，同意李登辉访日；单方面侵占钓鱼岛，对登岛的中国民间人士实施扣留；强行到东海勘探资源等等一系列行径，公然破坏了中国的国家统一大业，损害中国领土权、海洋权以及公民人权等多项国家利益，因而也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谴责，并激起了中国国内年轻一代的反日、甚至仇日情绪。

此外，两国在经济领域方面的竞争，特别是近年来两国的能源争端，也是加深中日矛盾的一大重要因素，如俄罗斯石油管线问题、东海石油资源开发问题、专属经济区划分问题等。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对外依赖性很强， 90%以上能源都依靠外部供应；中国过去虽然对外资源依赖比较小，但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现在也积极参与到了国际能源市场上的竞争中，而且竞争势头迅猛，已成为世界能源的主要消费国，这更使日本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全。尽管现在这种竞争与传统的争夺有区别，但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各国对此都非常重视。这种竞争不仅对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产生影响，而且容易引起两国国民的激动情绪，进一步加深中日关系的矛盾。

二、文化认同差异是影响中日民间认知的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文明浸润和滋养日本近两千年的历史。且不说古代日本“衣冠唐制度，诗书汉文章”，即使在今天，日本仍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文同种”成为我们形容中日文化交融的常用词语。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中日文化间存在差异，必须正视和了解中日文化间的差异。

首先，应当认识到日本存在自己的原初文化，日本近代以前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引进是有选择的，并不是盲目的。到目前为止，在不少中国人的认知里，日本的古代文化只不过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分支而已，日本只是一个在快速引进欧洲制度及文化遗产、顺利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上值得注意的国家，从而，日本被看成是一个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根基的国家。不可否认，这种对日本文化不全面的认识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民间都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这种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我们对日本文化的全面认识。

日本存在自己的原初文化，并与吸收的外来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就日本积极向外学习而言，日本对外国文化都是有选择地吸收并加以消化，而非盲目地引进。而且，在向外学习和吸收的过程中，日本往往都伴随产生一种悖论现象，即日本每次向外学习的结果，最后都将转向对抗。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在思想文化领域亦如此。早在日本中世时期，日本在引进中国儒家思想的同时，在思想领域就创办了自己的所谓“国学”，意欲对抗中华思想。随着国学兴起，日本思想界的“模仿方向”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后来呈现出两个极端现象，即全盘日本化和全盘西化。然而，无论是日本化还是西化，持有以上两种思想观点的日本人，其目光都是从一个模仿方向上移开的，那就是被称为“汉意”的儒教思维。因此，从日本文化的深层角度来看，日本民族心理的底流一直在刻意与中华文明保持一定的距离。直至今日，中日两国分属不同文明的观点在日本思想界、学术界始终存续着。

其次，应当正确理解和认识中日文化上的 “同文同种”和“大同小异”。中日两国文化的渊源不可避免地造成中日之间在相互认识上存在着误区——中日两国通常都认为，两国“同文同种”，所以彼此有着深切的了解。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虚幻的想法。日本学者山室信一曾说过，“回顾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以来，虽都高唱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友好，但发展却未必顺利，其原因就在于先验地设定了相互认识中的‘正确答案’，结果只是高唱了理想。” “当今，在国际性的交流场合，假定他国(他人)和本国(自己)的同一性，先验性地想象相互理解的实现，是蕴含着极大危险的，这本身就会成为阻塞交流的因素。”①长期以来，中日两国的相互意识中，“同文同种”以及随之衍生的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仍在阻碍着双方的交流。

坦率地说，这种中日文化认同的差异和误区极大地影响着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因此在两国发生争端后，极容易使两国民众对另一国产生成见。如2008年9月8日，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四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就显示，尽管在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取得成功之后，中国官民对中日关系普遍持乐观态度，但中国受访者中对日本持负面印象的人仍占40.6%，而日本受访者中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人高达75.6%。另据日本内阁府2008年12月6日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为31.8%，与2007年相比减少了2.2个百分点，创下了1978年此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点。这也说明，这种在文化人之上的差异，已经极大地阻碍了两国人民的正常交往。

三、民族心理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心理的多重性与复杂性。日本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和辻哲郎把日本民族的性格归结为具有双重性的“台风性格”：“这种性格表现为时而彬彬有礼、温文儒雅，时而残暴凶狠、暴虐成性”②。这种性格也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1、岛国根性。日本索尼公司懂事长盛田昭夫曾指出：“我们脚下的地差不多每天都要震动……除了水，我们岛上几乎什么原料都没有。”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的日本国民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强烈的危机感、富有团队精神、向外扩张的侵略本性及狭隘的民族心理，即岛国根性。

自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通过殖民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等受害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的扩张意识仍然阴魂未散，日本屡屡突破和平宪法，并向海外派兵就是例证。过度的危机意识使得日本人对周围的环境过度敏感，对周边国家地区的发展采取一种猜忌、疑虑、对抗的态度和政策。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势必会导致极端的利己主义，由于对周围世界孤傲冷漠、自私狭隘，使日本在国际社会异常孤立，故有“国际孤儿”之称。从根本上讲，这种民族性格可视为一种不愿对世界负责的狭隘的集团心态。

2、实用主义原则和功利主义态度。日本人在学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很重视与本国的实用联系起来，这种功利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日本民族是以文明对自身实用的需求来决定的，也就形成了日本人崇拜强者、蔑视弱者的特点。在对外侵略中，日本这种嗜杀的血腥特质表现地淋漓尽致，因为他们骨子里浸透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也是日本否认侵略罪行的根源所在。

在历史上，喜欢与强者结盟几乎成了日本的一种外交传统，它先后三次与当时世界最强国结盟，即英日同盟、德意日同盟和美日同盟。二战战败后，日本对美国俯首称臣，对驻日美军服服帖帖，这令起初不了解日本国民性的美军大出意外。同时，日本人对于比自己弱的、不如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则会从心底瞧不起，所以，日本在二战后只向美国、苏联服输，而从不承认是输给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各国，也不认为是输给正义。

3、“耻感文化”。美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的文化是“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一是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反复无常，行为方式易变。日本人的道德感、是非观是比较淡漠、模糊的，就像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③二是他律性的道德，名誉胜于正义。日本人以知耻为道德之根本，但这种耻辱并非来自内心的反省、自责，不是靠“内心良知”的约束，而是靠外部的强制加以保障。所以，日本对亚洲各受害国在历史问题上态度强硬，根本不予理会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就是因为这种“外部”的强制力不够，不能对它形成制衡作用。三是极其看重名誉、面子。日本人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重要，他们认为承认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对亚洲各受害国谢罪道歉，就是民族自虐，就是日本民族的耻辱，就会在国际社会抬不起头来，非常有失面子，难以树立“大国形象”。所以，日本人对侵略战争不仅不愿从内心深刻反省，反而是试图要国际社会尽快将这段历史忘记。

由以上对日本的国民性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对华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在曾经作为战败国的自卑感与国家深层次的优越感之间不断徘徊，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立场。特别是在中国人民非常看重的历史问题上，由于日本的国民性的作用，使得历届日本政府从未发表过正式的令人满意的道歉与答复，这也使得两国关系的修复愈加艰难。

四、日美同盟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牵制性因素

中日两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第三国，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一般而言，中美关系发展良好，中日关系改善的空间就比较大；而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中日关系也不会太顺畅。日本在对华关系上之所以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根本原因是它总是走不出对美追随外交的阴影。当前美日关系是一个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在内的双边关系整体，其中安全同盟是决定日美双边关系基本性质的核心因素，也是中日关系难有较大作为的一个重要牵制性因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通过所谓的“再定义”大力强化了与日本的双边同盟。1997年9月23日，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合作防卫指针》，“把以日本对美国出借基地义务和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交换为基础的以往的日美安全关系，改换为立足于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的防卫合作精神之上的东西”。美国操纵日本控制东亚，对中国的图谋越来越明显，这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无疑增加了难度和不稳定的因素。

随着“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正式启动和《周边事态法》、《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使未来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渐趋突出，日美联手干预台海局势的危险性也有上升的趋势，安全保障领域日益成为中日两国间摩擦的新热点。新防卫合作指针，界定了日美两国军事合作的范围，战略上将中国作为防范的对象，作出了“战略性预防”；军事上日美则加大合作力度，日本调整防卫战略，突破禁区，埋下了中日摩擦的“火种”。

美日关系的战略性重组使得中国在中美日力量对比中居于不利地位，使中日关系在更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战略的影响，增加了中日关系调整的难度。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日美同盟并非铁板一块，美国目前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更多地同中国合作，因此不希望中日关系过分紧张而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所以，目前来看，中美矛盾对中日关系具有制导作用，美日同盟就是这种制导作用的有利工具，因此美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成了美日关系长久良好的先决条件，也成为中日亲善的先决条件。

五、新时期中日关系的走向

2008年5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个历史性的文件可以看作是中日两国在新时期,共同努力搭建的新的历史平台。《声明》延续了中日两国政治前辈所缔结的《中日联合声明》和平与友谊的精神实质,站在新世纪、新起点的历史高度上,在继续推进相互支持、互惠互利,共同推动中日两国和平事业的发展,共同创造亚洲乃至世界未来美好前景等方面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但目前来看，这一《声明》并未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尤其是目前日本自民党急于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又重新在中日问题上做文章，希望能够换取国内一部分右翼选民的支持，这对08年后好不容易回暖的中日关系无疑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目前看来，笔者认为，要重新建构新的中日关系，首先应当加强危机管理，建立中日间外交、国防、经济等各领域的高层间的战略对话机制，通过这些危机管理机制发挥作用，使两国领导人和国民间产生一定的信赖感，避免“利益”问题过多地与“价值”、“历史问题”等纠缠在一起。其次，正视历史问题，可以考虑设立有关的共同委员会，政府层次的获准政府层次的均可，以中立的身份促使亚洲有关国家之间进行认真、负责任的协商，争取妥善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再次，建立多边体系，在“海陆和合论”的基础上建立“东亚共同体”。“海陆和合论”的基本内容包括：第一，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相处，互不侵犯；第二，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各自发挥自身地缘优势，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彼此信赖的安全合作；第三，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相互开放，为对方的发展和彼此合作提供地缘便利条件，通过政治对话与协商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第四，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以海陆划线树敌立友，而以和平、合作为共同目标，争取实现“海陆和谐”；第五，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仅要努力实现“海陆和合”，还要谋求海洋国家之间的“海海和合”、陆地国家之间的“陆陆和合”。④日本是海洋国家，也是和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避免“海陆对立”，实现“海陆和合”、“海陆共赢”，是中日关系未来应取的方向。最后，应当充分发挥两国舆论宣传的作用，全面构筑富有“善意”的言论空间；加强民间交流，特别是两国青年人的相互交流。只有两国人民对对方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之后，才能确保两个民族的未来不是在仇恨中继续。

中日两国是东亚合作的核心，两国在亚洲争权夺利、相互争霸、相互仇视，是居住在亚洲的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噩梦。两国要想从过去的历史仇恨中走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亚洲的一员，那么就必须要开创地区外交的思维和策略，促使思维从注重国家利益向注重地区利益转换。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促进中日间的相互信赖，进而开辟出走向“历史和解”的道路。

注释：

①[日]正村俊之著，周维宏译：《秘密和耻辱——日本社会的交流结构》，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24页；

②刘炳范著:《战后日本文化与战争认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③[美]普思·本尼迪克特著：《菊花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5页； ④刘江永著：《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页。

参考文献：

①刘江永著：《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刘林利著：《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日]毛里和子著，徐显芬译：《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④张伟东：《论日本的国民性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大连干部学刊》，2008年第2期； ⑤周琪：《美国的对日政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学习与思考》，2008年第12期； ⑥刘利华：《试论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文化与心理因素》，《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

⑦石勇：《冷战后中日关系曲折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分析》，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