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与高等教育强国的关系内涵

作者：阎光才袁希

比较教育研究 2011年01期

　　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10）10－0022－05

　　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环境为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开放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间的差距，为我们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目标和可借鉴的参照框架，而且也为我们参与国际交流，获取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思想、内容、制度和人才等资源创造了条件，为我们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在学习和交流中寻求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开放，我们的改革有了明确的方向；因为改革，在经过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艰辛，收获到开放所结下的丰硕果实后，我们更加坚定开放的信心。因此，在实现高等教育大国目标之后，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开放，不仅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路径选择，而且也是实施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惟一道路抉择。

　　一、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内涵

　　所谓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简而言之，就是参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指高等教育活动带有跨境或跨国性。这种跨境或跨国性活动通常包括：学生跨境流动，教师及学者跨境流动，学术思想内容的流动，不同国家院校之间的合作，以及高等教育对整个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等等。由于开放是嵌入不同时代背景之中的，因此不同时代乃至不同开放主体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形式、程度存在差异。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最初的高等教育开放应该始于早期学者的游学，如西方古希腊时期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初的学者游学是为了获得生存、逃避迫害或是完全个人意义上的自由的学术交流。“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智者学派成为西方第一批巡游讲学者：……他们四处游历，以讲学为生”。[1]著名的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杰出的教育家，他们也曾经四处游走，所到之处都有一群虔诚的追随者。

　　在西方中世纪大学崛起之后，因为有了相对固定的组织和机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初具形态。甚至，我们不妨说，中世纪大学的诞生本身就带有“国际化”或者说“开放”的原始特征。西欧中世纪的大学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都具有跨境性和多民族特征，这些学者和求学者来自西欧各国。如据统计，“对13至14世纪在巴黎大学求学的外国著名人士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发现，其中有英国人153名，德国人200名，荷兰人56名，意大利人109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44名，斯堪的那维亚人41名，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希腊人41名，稍晚还有来自亚洲的学者，而且在校长名单中还有外国人”。[2]

　　中世纪大学国际化另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者的广泛流动性，不仅如此，甚至大学也是流动的，并在学者的流动中不断生成新的大学机构。瑞斯戴尔（Hastings Rashdall）认为：欧洲至少一半中世纪大学起源于学术迁移或人员的流动。有人甚至认为，正是早期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吉尔伯特（Gerbert）、阿伯拉尔（Abelard）、彼得朗巴德（Peter Lombard）等，他们四处的流动讲学使得大学的火种传遍四方，并改变了整个西方文化的面貌。一部早期大学史，我们甚至不妨称之为“学者流动史”，或者说“学术迁移史”。正如哈斯金斯所言：“权威人物的假设是，牛津起源于学术迁移，而且它最初的教师和学生一定来源于巴黎。”[3]

　　然而，进入19世纪后，出于殖民主义统治的需要，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在其殖民地创办高等教育，在注重军事征服的同时，也开始加强文化的驯服，从而以军事和政治强制方式开启了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道路。20世纪后，在民族国家全面兴起之后，为获得全世界卓越的科技人才以及他国的学术资源，或者出于培养合乎自己意愿的他国政治人才的需要，在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开始以政策手段介入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从而使高等教育开放的一个重要特征开始日益凸显出来：即所谓开放不再仅仅是个体或机构的自发性行为，而更多带有政府的意志色彩。发达国家政府作为开放主体的介入，大大拓展和拓深了高等教育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而与此同时，为能够跻身于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行列，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由被动开放转向对其他特别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主动开放，从而形成了一个在世界中基于被动／主动、输出／输入形式的高等教育开放差序格局。

　　所谓主动与被动维度是就开放的意愿而言。如果是在胁迫中或不得已而为之的，称为“强制性开放”，比如殖民主义时期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国家开办学校。“非强制性开放”即本国主动向他国开放，包括对外主动输送人才，对内主动引进外国人才、学术内容等，甚至对外开放自己的高等教育市场等。

　　所谓输出与输入维度是就不同国家在开放过程中的地位而言的。第一种形式是：以对外输送学生、学者及团体，引进学术内容等为主，对内输入学生、学者及团体，输出学术内容等为辅，如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第二种形式则是：以对内输入学生、学者及团体，输出学术内容为主，对外输送学生、学者及团体，引进学术内容为辅，如欧美高等教育强国。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中，高等教育开放的主动／被动、输入／输出不同维度间的区分界限尽管依然存在，尤其在发达与非发达世界之间，但是这种分界已经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对非发达世界而言，要实现高等教育乃至民族国家的崛起，主动开放并平等参与国际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无可回避的选择。

　　二、高等教育开放与强国关系的历史经验

　　历史地看，在高等教育开放与国家的强大间的确存在一种高度关联的现象。尽管我们无法确证两者间所存在的因果关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西方各个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开放和交融始终是其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自近代以来，尽管欧美国家相互间也曾一度战乱频仍，但是各种形式的文化、思想和知识的交流却从未中断过。

　　（一）屈辱中的崛起和开放——德国

　　1806年，拿破仑入侵德国，普鲁士惨败，除了割让一半的领土以外还需要支付法国1.5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作为战败国，德国普鲁士皇帝弗里德西里·威廉三世痛定思痛，提出了要振兴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主张，他认为：“国家必须用精神方面的力量来弥补物质方面的损失。”[4]作为新人文主义者的洪堡深谙传统欧洲大学的弊端。在法国启蒙精神和欧洲科学文化启迪下，他没有因为要振兴德意志民族精神而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甫一上任，他就把高等教育的开放性作为其办学的基本策略。“德国洪堡自创办柏林大学始，就坚持开放办学，突破一国一地的限制，面向全欧洲招聘教师，如神学教授施莱尔马赫、法学教授萨维尼、医学教授胡弗兰德、哲学教授费希特、古典语言教授沃尔夫、历史教授尼布尔、农业学教授塔埃尔、化学教授拉普罗特等，这些都是全欧洲第一流的教授”。[5]洪堡是具有远见卓识和伟大理想的教育家，虽然他坚决主张大学在德意志民族精神塑造中的作用，但是他以开放国界的方式吸引全欧洲最优秀的人才来带动德国大学乃至民族的振兴。开放使得德国迅速超越了欧洲当时传统大学的办学水平，德国不仅成为高等教育的中心，而且也随后成为当时世界的科学中心；开放也使得德国迅即从一个欧洲相对落后的封建国家崛起为世界强国。

　　德国发达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它作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探索高深学问的机构，备受世界各国尊崇，人们纷至沓来，使得德国成为19世纪世界最大的留学国家。它不仅影响了欧美国家，而且其影响也渗透到包括中国、日本的亚洲国家。

　　（二）当今高等教育开放的集大成者——美国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国家原生态就带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容纳性，汲取各国精华是与生俱来的民族本性。美国的高等教育开放是在不断的“拿来主义”与自主创新中实现飞跃的。殖民地时期，美国接受英国模式，因此其最初的高等教育是对英国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1783年，在美、英签订《巴黎和约》并独立后，美国开始吸纳欧洲他国文化，逐渐摆脱旧有殖民影响。由于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和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给予的援助，美国高等教育界一度兴起了法国热。美国青年学生赴法留学成了时尚。一些杰出的学者，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佛逊、本杰明·拉什、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杰伊等与法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了解法国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模式。“这些杰出的学者返回美国后纷纷以各种形式努力创建具有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其间也有法国学者的帮忙。如由各州创办、由州政府控制的、集权的和世俗的教育制度与州立大学。1787年纽约‘州立大学’终于成立”。[6]

　　19世纪中后期，在德国大学崛起之后，美国的青年学生和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德国。据统计，从1815年第一批美国人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共有1万多名美国青年学生和学者赴德留学或考察。同时，也有100多名德国学者在美国大学任教。两国学者在美广泛传播德国大学思想，促进了美国19世纪后半叶开始效仿德国大学模式对本国大学进行改造，并创立了重科学研究、崇尚学术自由的研究型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并非是对德国大学的简单移植，而是一种借鉴基础上的自我创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战后，其研究型大学开始显示其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美国高等教育也开始超越德国高等教育，成为至今世界高等教育最为强大的国家。从此，美国在依旧保持其向外输送学者和学生学习他国经验的同时，又开始以国家政策手段吸引和广纳世界英才。这种双向开放使得美国不仅成为世界最大的学术资源输出国，而且也成为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入国。

　　（三）部分后起国家高等教育开放的历史轨迹

　　以日本为例，“明治维新”时期，迫于19世纪西方列强的强力征服，日本确立了“脱亚入欧”的强国策略，“为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如派遣使节团和学生去欧美国家学习，重金聘请外国的专家，购买他们的书籍并翻译成日语，购买机器设备，最重要的是以西方模式建立日本的教育机构、教育制度”。在“二战”落败之后，日本高等教育开始全面学习和借鉴其征服国——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办学经验，其高等教育系统结构和学制改革带有鲜明的美国化色彩。与此同时，日本始终坚持的技术立国战略不仅塑造了日本特色的高等教育，而且也使得日本高等教育在国家经济腾飞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迄今，开放和国际化依旧是日本高等教育的基本国策。在全面的开放过程中，作为一个后起国家，日本高等教育不仅在世界上愈加凸显了其高等教育的优势，与欧美传统强国并肩，而且日本也成为区域性的留学大国。

　　新加坡可视为一个从被殖民的强制性开放到主动开放的典型。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观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仍然是一个留学生的输出国和教育的进口国。[7]然而，如今的新加坡，到2008年为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计算，其全球竞争力排名位居第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高等教育开放愈加带有对外“出口”特征，并正在实现其“世界校园”的构想。

　　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1984年：国际教育发展初期——培养国际人才，鼓励出国留学；第二阶段，1985～1997年：国际教育蓬勃发展——从派遣出国到服务贸易；第三阶段，1998至今：国际教育新发展时期——跨境教育政策的发展”。[8]在第一阶段：以引进来为主，其目标之一是“使学生具有走向国际，面向世界的全球性眼光”；[9]第二阶段：努力走出去，创造世界校园。其主要策略是将教育服务业提上发展日程后，努力吸引国外留学生来新加坡学校学习；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加坡接受的留学生人数逐步增加，特别是实施“十所顶级大学计划”以后，它已经成为重要的亚洲留学国家。

　　韩国情形与新加坡相仿，在经过长期的人才输出政策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韩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不仅要输出学生向外国学习来加强自身，而且更要将本国的大学加以发展，获得世界声誉，吸引更多国外留学生来韩国大学学习。“到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与60多个国家签订有双边合作协议，积极参与由国际团体组织的交流计划。到2003年1月止，韩国政府已经与87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文化交流协议，与5个国家签订了教育交流协议”。与此同时，政府鼓励和支持国外的韩国研究。目前，韩国学研究已经遍及亚洲、中东、欧洲、非洲和美洲51个国家的338所大学。[10]

　　以上，我们对当今世界高等教育传统或后起强国的开放特征和历史轨迹做了大致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出：早期的德国注重学者和学术思想的引进，旨在实行高等教育和民族复兴，进而实现高等教育的输出；美国则在注重引进的同时加强自主创新，同时也始终强化疏通双向开放的渠道；日本以科技立国来推动高等教育开放；新加坡和韩国的高等教育开放都成功地实现了由进口到出口的成功转型。

　　三、高等教育开放与高等教育强国关系的现实内涵

　　从以上欧洲内部诸强间此消彼长的地位格局变迁，以及众多亚洲国家正在崛起的态势中，不难发现：正是开放才为后来者或弱者孕育了发展甚至崛起的机遇。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相对于“冷战”结束前的世界，当代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更加明显和活跃。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开放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虽然有所淡化，但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反而更加刺激了各国间在科技和人才上的全球性竞争。因此，相对于以往的高等教育开放，嵌于全球化背景中的高等教育开放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当代高等教育开放程度的标志

　　特征之一：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水平，人员的国际化或者说开放的程度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维度；

　　特征之二：学术的国际化和开放程度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学术发展水平的标志；

　　特征之三：国际语言的使用、双语教学及国际教材的使用情况，也是衡量高等教育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

　　特征之四：政府政策的国际化取向和影响水平也是衡量国家高等教育开放水平的重要标志。

　　概括起来，高等教育开放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各种人员流动（包括学生学者流动频率），国际语言普及程度，国际教材使用情况，国外学术研究资源使用情况，学术发表的国际化程度，等等。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值得人们关注：即高等教育贸易水平或者说，境外人员在本国的高等教育消费水平，如收费额度、合作办学经营水平等，很有可能在未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比重。

　　（二）对外开放与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先生将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概括如下：世界先进的办学理念、世界一流的大学教员和学生的素质、合理广度和深度的课程设置、充足的研究基金、良好的科研能力、良好的国际学术声誉、毕业生成就等。[11]其前任学术副校长孔宪铎说过：“任何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着眼世界，才能学无止境，学无国境，才能与世界知名的大学相竞争，而达到在世界平台上与他们平起、平坐、平行、平立，只有着眼世界，才不会变成井底之蛙，才不会局限于区域。”[12]

　　国际化水准视为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以国际一流人才的水准来网罗四方之才；以国际学术前沿作为学科建设的目标；以国际留学生的规模作为国际声誉的具体体现；以世界知名大学尤其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水准，作为发展的标杆和竞争对手。

　　从香港科技大学的迅速崛起中不难看出高等教育开放的重要作用。世界一流大学是开放的和国际化的，它往往有一批占领世界学术前沿的重点学科；一批在国际科学技术教育舞台上具有竞争能力、在世界科学技术教育发展前沿工作的科学家、教授，能在各类国际组织、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作用的专家、活动家；以及高标准的专业结构、教学、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科研成果及其转化方面的国际影响力。

　　（三）对外开放效益实现的关键还在于内部环境营造

　　无论从人才还是经济角度来考察，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开放的效益还远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大量高层次人才滞留他国与教育贸易中存在的不平衡状态，都表明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总体上还处于人才与资金输出阶段。如何吸引大量人才回归，甚至外籍高水平人才来华就业，提高我国教育对外贸易效益，关键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实现以内部环境的改善吸引外部优质人力与物力资源流入，进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良性循环。因此，无论是在政府还是高校层面，在强调加大开放的政策力度，推动高等教育水平与学术水准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更需要从政府对高校的管理、高校对人才的使用及考核与评价、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探索与国际高等教育惯例接轨的路径。毕竟，国际高等教育惯例反映了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成功的经验，不止于此，它也体现了高等教育办学活动以及学术活动自身的内在逻辑，因而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普适性。

　　我们在倡导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同时，至少不能违背学术发展、人才培养与成长的基本规律，否则有违规律的制度创新越多，高等教育与学术发展的环境越不利于本土人才培养，更不利于外部人才的引进、使用与成长。因此，在当前政府强力推动各项如“千人计划”人才项目过程中，按照国际高等教育管理改善我们的人才土壤和环境，才是对外开放政策能够真正产生持续效应之本，也是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即使在无“人才项目”吸引和推动下，依旧会持续、快速、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就此而言，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造应是一个同步并形成共振性放大效应的过程，也是我国通过高等教育强国战略实现民族腾飞不可或缺的双翼。

作者介绍：阎光才，袁希，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阎光才（1966－），男，山东荣成人，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袁希（1985－），江苏如东人，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