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作者：焦斌龙

经济问题 2001年06期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 （2001）02—0011—03

　　世纪之交，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全球化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世界经济乃至各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方式。它已成为决策者、企业家和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国内， 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更成为全国上下一致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对全球化的性质和影响作粗浅的探讨。

　　一、全球化：一种公共物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物品，如食品、服装、家用电器、公共汽车、道路等。这些物品可以分为两大类：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指具有消费排他性的物品。比如一块面包，甲吃了，乙就不能吃，他要吃，只能吃另一块面包。公共物品则指不具有消费排他性的物品。典型的公共物品是路灯，甲消费了路灯，即享受到路灯为他带来的光明，但并不妨碍乙消费路灯。公共物品的这种消费特点其实就是经济学中的“外部性”，也就是说它的存在会对许多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公共物品一经提供，不管受益人（受损人）是否对公共物品进行了投资，或者是否反对该公共物品的供给，他都必须被迫消费它。因此，公共物品的特性可概括为两条：（1）消费非排他性；（2）消费的强制性。

　　自产权理论诞生以来，人们加强了对公共物品的研究，考察了国防、“科斯的灯塔”、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形物品的公共物品性，也考察了如制度、政策、信息服务、经济稳定等无形物品的公共物品性（樊纲，1996）。新世纪之初，我们面临的全球化，从属性上讲，它也是一种公共物品。

　　简单地讲，全球化是把全球五大洲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群在各方面联结成一体的进程。它是各国经济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各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全球化使大部分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之中，使全球商品和服务的流通高度自由化，使生产要素的国际配置更加合理化，为整体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正如历史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以蒸汽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引发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大发展；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引发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则将人类文明带入了现代文明；而当代以原子化、电子信息化（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全球通电话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发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则将世界经济带入知识经济时代。

　　对于世界各国而言，经济全球化将使各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本国资源，从而更好地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提高本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国家的综合实力。同时，各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商品，享受到全球化的服务，从而提高本国的消费者剩余，本国社会总福利得以增加。世界经济中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可以从全球化中受益，尤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他们对全球化的供给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贡献，但是，他们可以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如进口全球的产品、进行国际投资等等。因此，全球化并不具有消费排他性。另一方面，面对经济全球化无论哪种类型的国家都必须被迫接受它。因为，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各国要想发展，就必须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闭关锁国的发展战略是违背生产力意愿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迟早要接受全球化，步入全球化的行列。正是由于全球化满足了公共物品的消费排他性和强制性，我们说全球化是一个公共物品。

　　二、全球化中的利益冲突

　　由于公共物品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属于公共选择问题。公共选择是一种不同于市场选择的过程。在市场选择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不同偏好、收入，用等价交换的方法分别选择各自所需要的商品，从而带来社会和个人福利的增加。而对于公共物品而言则并非如此。一方面，它本身是由大家共同享用的，甚至作为一个整体而无法分割，它的消费非排他性，使享用者可以不为公共物品付费，存在着“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因而，在关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中，存在着付费和“搭便车”两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公共物品消费的强制性，使一些本不愿“享受”公共物品的人不得不接受它，带来了自身效用和福利的损失，因此，又存在着受益者和受损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公共选择区别于市场选择之处正在于：它不再把公共物品的选择问题，看成是一个社会计划者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的问题，而是将其还原为一个社会利益冲突的问题，一个政治决策问题，一个存在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工具。

　　对于全球化这一个公共物品而言，其利益冲突可以概括为全球化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是因为，全球化要求超越国家主权和疆域，将全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资源的配置和国际分工，而国家要维护自身的主权和利益。全球化与国家的冲突和矛盾直接引申出的两个具体冲突：（1 ）全球化作为公共物品在全球范围供给中的利益冲突。一方面，全球化使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无序，经济运行速度加快，各种风险也大量增加，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幅度提高，从而对各国的宏观调控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宏观调控能力强的国家主张并力促加速全球化进程，增加全球化的供给；宏观调控能力较差的国家却因对本国利益的保护，不愿促进全球化进程，而只愿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如近年来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只要求对方开放市场，而不愿开放本国市场等，从而引起全球化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另一方面，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跨国追求利润的过程，其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性。首先是决策权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而发展中国家仅仅是规则的接受者。其次是地位不平等。全球化的原动力是科技，而高科技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很难与其分庭抗争。最后是后果不平等。客观上讲，全球化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一把“双刀剑”，既有利也有弊，弄不好，弊大于利。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俄罗斯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全球化中的不平等直接抑制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供给的积极性，大大减少了全球化这种公共物品的社会供给量。（2 ）经济全球化消费的强制性带来的利益冲突。作为公共物品，全球化一经产生，全球各国将被迫消费。全球化作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已不可逆转。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不愿因全球化而丧失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全球化。采用闭关自守、贸易保护主义等传统的方式来抵制全球化，除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的发展差距拉大外，别无益处。这种矛盾带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冲突。同时，当发展中国家被迫接受全球化时，因全球化对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不一，又引起了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冲突，这些利益冲突将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各国对全球化的态度与选择。

　　三、中国面对全球化的选择

　　中国对于全球化的公共选择，实质上就是要合理解决全球化供给中的利益冲突和全球化强制性消费带来的利益冲突问题。这两个层次的利益冲突集中体现为对以下两个问题的选择：（1 ）中国要不要主动接受全球化，加入全球化供给者的行列，为全球化作出自己的贡献？（2 ）中国以怎样的方式解决全球化强制性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如何寻求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结合的“度”？

　　首先看中国要不要主动加入全球化供给者的行列？正如前文所述，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存在着“搭便车”行为，对于全球化这一公共物品而言，中国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基本充当着“搭便车”这一角色。一方面，闭关自守，对于外国资本和商品构筑了高的进入壁垒；另一方面，采用各种措施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和根据自身的需要进口部分紧缺商品，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但是，这种状况随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对全球化的需求日益强烈，主要表现为对资本、技术的需求和中国的产品需要到国际市场上最大化实现自身价值的需求非常强烈，而要满足这些需求，不主动地加入全球化供给者行列，只依赖“搭便车”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使中国成为一个现实的巨大市场，国外资本急欲进入。尤其是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使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中国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利用这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为其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无疑为全球化的大力推进提供了新的动力。在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主动地开放市场，推进全球化进程成为必然的选择。也正是因此， 中国主动提出加入WTO，并为之作出长期的努力。但是，当进行这样的公共选择时，又涉及到中国国内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因为，对于不同的部门，受全球化的影响不一，对于农业、汽车工业、石化工业等冲击较大，这些部门的利益将在短期之内受损，而对纺织工业等则利大于弊。这一层次的利益冲突，其实是中国对于全球化的第二个选择，即如何寻求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结合度的问题，而非中国要不要主动加入全球化供给者行列的问题。

　　对于中国以怎样的方式解决全球化强制性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如何寻求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结合度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此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方面，不断加大开放的力度，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用各种方式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也不断提高，达到45%的较高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对全球化又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大力放开消费品市场的同时，对生产资料市场采取循序渐进的开放策略；对外资经营的行业进行了控制，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如电讯业、保险业、金融服务业等严格控制，以期最大化获取全球化的收益和减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正是这样的努力，使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20多年中能够保持一个相对健康、高速增长的态势，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当我们将我国的所得与所失和全球化相比较时，会发现我国在应对全球化的消费强制性时采取的具体战略有许多值得商讨的地方。我国在通过吸引外资解决国内资金短缺和提高本国技术水平时，我国的技术水平并没有得到大幅度提高，却将我国的市场大幅度出让给外资，我国的民族工业危在旦夕。即我国在寻求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结合度时，采取的“以市场换资本和技术”的策略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要真正克服全球化消费强制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寻求到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最佳结合度，必须修正这种策略。具体而言，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在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全球化中的不平等性，结合中国国情选择合理有效的应对策略，尤其要加强对本国核心部门和核心产品的保护。

　　2.加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换资本和技术”策略的失败之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国忽略了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合理地利用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机会，没有充分地享受全球化的收益。因此，在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为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便利。

　　3.大力推进企业和产业的大重组，迅速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并购和重组，改变中国企业分布散、竞争力弱的局面，实施大集团战略，将优势资源集结起来，塑造中国的“航空母舰”，建立中国的跨国公司，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4.进行其他配套改革，为将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结合创造条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迅速改变现有企业活力不足的状况；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重视科技和教育，建立创新体制；大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

　　收稿日期：2001—01—03

作者介绍：焦斌龙（1972—），男，山西阳城人，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博士。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系，山西 太原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