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军:学英语导致的"马振抚事件"(南方都市报 2013-10-27)

学英语导致的“马振抚事件”

日期：[2013年10月27日]  版次：[AA28]  版名：[历史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浮世阅史　　　　　□马长军 河南教师

几乎在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在考卷上给领导写的信刚被发现的同时，1973年7月10日，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1)班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英语考卷背面写下了几句不太顺口的顺口溜：“我是中国的人，何必去学外国文，不会A B C D E，也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能埋葬帝修反。”(《法律与生活》2009年7月)

这也是一张“白卷”。虽然生活在中原一隅的张玉勤肯定不认识她那个在东北乡村很有政治觉悟的“本家哥哥”，但两人似乎心有灵犀。谁能说这只是一个巧合？那正是大批“白专道路”，大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高潮时期，真乃时势造英雄，张玉勤跟张铁生简直不谋而合。不过，曾经在城市生活且有些现实政治历练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是有目的有计划主动地交“白卷”，未成年的乡村姑娘张玉勤的心思估计还不会那么老谋深算。

这种政治口号式的顺口溜在“文革”时期毫不稀奇，不能说几句“革命口号”的中学生在“文革”时代估计罕见。“大跃进”时全民写诗打下了一个相当坚实的基础，就是一个文盲也能相当熟练地运用报纸、广播上经常出现的政治词汇来几句政治顺口溜。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语言习惯，这或许就是“文革”的“成功”之处。政治意识对公众思想和生活的渗透不亚于当今农药化肥对土壤的渗透，很多人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被解毒。不过，一个15岁的乡村女孩在考卷上写政治口号时未必真的有什么政治意识，即使后来北京要员称她是“反潮流的革命小将”，也没说出她究竟有过怎样积极的政治表现。很可能因为她对学业已经失去兴趣，面对无法下笔的英语考卷感到无聊，大概平时学习不够勤奋而挨过老师批评，这个随后证明颇有个性的女孩心血来潮，于是拿起时髦的政治词语胡诌几句，有意跟老师斗气。

如果老师看到那几句并不顺口的顺口溜之后幽她一默一笑而过，任自负的小女孩偷着乐去，这个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偏偏遇上一个较真的老师把这张“白卷”抢去给了也较真的班主任，接下来是更较真的校长在全体师生会上批评了张玉勤，并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这也是那个泛政治化时代的特色，凡事都讲政治，动辄就是批判，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幼稚的小学生，都可能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且不说老师之前对她“批评教育”措辞是否过分严厉，是否如北京要员调查所述老师曾在课堂上对她极尽讽刺挖苦，单说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被公开批评，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女孩该有多大的承受力才能挺得住？当年一个普通农村女孩命运几乎注定跟土坷垃有打不完的交道，没什么值得追求的光明前途，受到公开批评羞辱会使她以后在方圆几十里都成为一个笑料，只能使她心情愈加灰暗。7月14日，人们在当地一座水库里发现了这个女孩的尸体，县公安局给出的结论张玉勤是自杀。又经南阳地区教育局多次调查，一致认为班主任、校长有错误，但属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应批评教育，不负刑事责任。学校仅仅给予死者家属100元抚恤金，连一辆自行车都买不到。这个结果不会让家长感到满意，可他们也无可奈何。

“文革”时期天天喊“政治挂帅”，一不小心跟不上政治形势，那就麻烦大了，人们不得不时刻留心政治方向处处紧跟形势。1973年的前半年，国务院批准大学招生时要进行文化考核并付诸实施，这等于给基层学校以及老师们发出了一个信号，“文化大革命”并非革文化的命，风向变了，新的形势就是要学生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被视为“臭老九”的老师们也许隐约看到了某种希望，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得要文化知识，每个教室里黑板的上方都贴有“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伟大领袖的教导绝对不会错。一个学生不好好学习还胡说八道，啥时代都应该受批评。这大概是班主任和校长严厉批评张玉勤的底气所在，他们也许是尽职尽责想要维护教育的尊严，但有点得意忘形，忽视了“文革”政治生态风云诡谲的残酷现实。当然，穷乡僻壤的人们能够获得的信息有限，无从察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更不可能未卜先知“白卷英雄”即将横空出世。

8月10日的《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和《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张玉勤的那张可能没几个人看到就被撕毁的“白卷”也突然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唐河教育局重新调查，并从“路线高度出发”认定这一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表现。“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一旦踩到“路线”这个“政治地雷”，只能拔高事情的严重性。接着，《河南省教育简报》第37期刊登了这一事件的内容，进而上了《人民日报》内部资料。1974年1月，这件事顺理成章地入了一向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革命旗手”江青的“法眼”，她派人到马振抚，称张玉勤是“反潮流的革命小将”，要重新处理，然后又依据调查结果下发标题为《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的“中发【1974】5号”中共中央文件，一起教育事件或者民事案件彻底变成了政治化的“马振抚事件”。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重修的坟前立了“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的墓碑。张玉勤的“绝命诗”经过加工变成“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 B C，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她的一个哥哥被推荐上了大学，她父亲也有了一个新的政治身份，做了学校的贫农代表。(《唐河县教育志【1996年】》)

树起一个，倒下一批。1974年2月，涉事班主任和校长为一张“白卷”付出了政治代价，以“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革命小将”的罪名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各两年。全县教育界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校长老师数百人受到批判，从学校党支部到公社党委以及省、地、县委，还有县教育局、公安局也都被迫做出“检查报告”。既然有中央文件下达，全国各地可能都有因此受到影响的人。以现在的眼光看，大家都清楚那就是一场闹剧，但当时的人们都是胆战心惊地“学习”文件精神，老师们本来已经对“白卷英雄”无计可施，也很为“反潮流”的黄帅式“革命小将”头痛，更害怕一不小心得罪下一个张玉勤、下一张“白卷”。彼时的政治既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于人们的头顶，又像压在孙悟空身上的五行山，比现在的校园“安全”更令人心惊而倍感沉重。

1977年10月，被判刑的班主任和校长得到平反恢复职务。1979年，“中发【1974】5号”文件被撤销，给“马振抚事件”这张政治“白卷”画上了句号。后来不断有纪念“马振抚事件”的文章，但都很强调泛政治化给教育给学校给教师带来的灾难，那个羞愤而自杀的女孩也不再被人提起，她似乎只是一个政治事件的配角，不再具有什么典型意义。人们也懒得谈论那个时代了，可是，我们是否走出了教育政治化的樊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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