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腐败导致罗马帝国的衰亡

　　内容摘要 罗马帝国的衰亡向来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话题。针对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的消亡和罗马帝国东部国力的衰退，许多研究者都试图为这段“大国的衰亡”的历史作出自己的阐释。研究者的讨论基本上集中在蛮族入侵、社会道德的衰退以及基督教的兴起等话题上。其实应当特予重视的是：晚期罗马帝国运作机制中所产生的腐败导致民心尽失，动摇了其统治的根基。而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也与罗马官员的腐败不无关联。罗马帝国统治者没有解决好官僚制度中所产生的腐败问题，这是造成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罗马帝国 腐败 衰亡 制度 　　作者 康凯，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上海 200433） 　　“罗马帝国的衰亡”是西方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自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出版以来，无数西方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各抒己见。对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之后，罗马帝国东西部政权的日益衰弱和罗马帝国西部政权最后的消亡，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论及了诸多原因，并且强调了两种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因素：即蛮族入侵的外因和基督教兴起的内因。在吉本看来，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积极向上的美德被基督教的出世的精神所压制。基督教的兴起则标志着迷信的胜利和理性的失败。而蛮族的入侵则给了风雨飘摇中的罗马帝国西部沉重的打击。[1 ]与吉本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也抱有这样的观念，如伏尔泰所说：“两种灾难终于摧毁了这个巨人：蛮族入侵和宗教纷争”。[2 ] 　　许多思想家从宏观的层面上阐释了罗马帝国西部衰亡的原因，也有一些历史和考古学者通过对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分析，认为蛮族入侵可能是造成罗马帝国西部衰亡的最主要原因。然而，蛮族所造成的边患古已有之，在共和国晚期，凯撒等将领对蛮族地区的征服反而是罗马政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在罗马帝国强盛时期，边患对帝国的统治也并未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样地，文化道德和社会风气的问题在罗马帝国强盛时期也并不鲜见。帝国早期卡里古拉和尼禄等皇帝统治时期的暴行，通过塔西佗等作家的记载均为后人所熟知，但这些皇帝统治下社会风气的败坏也只是暂时性的现象，此后罗马帝国在公元2世纪时仍然能够繁荣昌盛。这至少能够说明，社会风气的好坏未必能够完全决定一个国家的兴亡，或者按照另一种说法，蛮族入侵和罗马社会的世风日下，可以被看成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但也可以反过来被看成罗马帝国衰亡所造成的结果。正如蛮族研究专家哈索尔所说：“蛮族的迁徙应该是罗马帝国崩溃所带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3 ]所以，罗马帝国的衰亡应有更深层次的复杂因素，需要从更加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研究。 　　晚期罗马帝国的行政制度及其腐败问题 　　我们通过当时的史料不难发现，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原因是体制所造成的腐败。晚期罗马帝国基本的行政和军事体制是由戴克里先皇帝（284～305年在位）所确立的。学术界传统上一般将戴克里先皇帝的即位看成是晚期罗马帝国的开始。这是因为戴克里先皇帝对罗马帝国进行了军事和行政制度的改革，而他的继任者君士坦丁皇帝（306～337年在位）对基督教的扶持，对此后罗马帝国的发展历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戴克里先皇帝初步确立了晚期罗马帝国基本的行政和军事体制，而君士坦丁皇帝则初步确立了晚期罗马帝国的基本意识形态。 　　戴克里先皇帝为了巩固统治，设立了“四帝共治”的政治制度，并且进一步细分了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一系列繁复的行政和经济上的改革，而随之而来的是官僚机构的膨胀。长期以来，罗马帝国统治地中海各地的主要方式是让各地的贵族阶层的自治，中央政府给这些地方上的贵族特权，使他们效忠于罗马政府。而在戴克里先改革之后，这种传统的统治模式逐渐消失，许多原来自治和半自治的地区如今充斥着中央政府所派遣来的官员。这些官员大多都不是当地人，他们有时会为了完成朝廷所委派的任务而损害地方上的利益。[4 ] 　　20世纪著名的罗马史研究者罗斯托夫采夫在他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就已经注意到晚期罗马帝国制度问题：“自从迪约克勒戚安（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以后，中央政府的目的即在于建立一种组织完善的官僚机构……试与帝国前期的那种精微复杂的制度相比：那时候担负重任的是各城市的自治政府，官僚体系仅系一辅助机构和监督机构，而后期罗马帝国的制度则不然……这时的官僚体制权力至高至大，不受国家基本成员所施行的任何监督，从而逐渐变得十分腐化、不诚实。同时，尽管这些官僚都受过高度的专业训练，却显得相当庸劣无能。贿赂公行，非法渔夺习以为常。”[5 ]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官员选拔制度所造成的腐败。在罗马帝国晚期，绝大多数地方官员的选拔都是通过上级的举荐（suffragium）。受到举荐的官员有时候需要向国家交纳一笔费用。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力，举荐的程序开始逐渐地与官员的物质利益挂钩。被举荐者在上任前或者上任后，一般都会以上交举荐费的名义赠送地产或者金钱给举荐他的官员，这最后导致了罗马帝国晚期买卖官职现象的泛滥。 　　罗马法是罗马帝国对西方文明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罗马在传统上就是一个注重法律的法治国家，而现存的绝大部分古罗马的法律文献都编纂于罗马帝国晚期。其中，自然包含着晚期罗马帝国的大量政治和社会信息。通过当时的一些法令，我们可以大致地了解到晚期罗马帝国腐败状况的一个侧面。 　　戴克里先皇帝退位之后，君士坦丁皇帝结束了为时不长的军阀混战，再度统一了罗马帝国。戴克里先皇帝所确立的政治体制也继续得以沿用。君士坦丁皇帝在即位后不久就已经注意到买卖官职活动的泛滥。他在公元321年特意写信给罗马城的城守，要求他注意买卖官职的现象。通过贿赂等手段获得官职的人应该立即被撤职。[6 ]到了四世纪中叶，为了获得官职而支付金钱或者地产的现象已经更为普遍。尤里安皇帝在363年所颁布的法令中也指出，有些人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官职以后，甚至还要公然提起诉讼讨回当初赠送的财产。[7 ]到了四世纪末和五世纪初，有记载甚至说地方官员已经开始为各种官职明码标价：“在皇后普尔凯利娅（Pulcheria）当政时期（450～453年），各行省开始对那些愿意购买的人们公开出售官职，如果他想劫掠赫勒斯旁图斯（Hellespontus），他可以买下这个行省（的官职），同样也可以买下马其顿或者色雷斯的官职……”[8 ]《查士丁尼法典》中保存了一份公元439年的官员任职宣誓的文件，其中要求所有地方上的官员在就职时宣誓他们从未、将来也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从事和自己的官职有关的买卖，赠予或者转让财富的活动。[9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五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各地官员的腐败问题，而为了防止官员的腐败，统治者不得不要求在官员就职时进行相关的宣誓仪式。 　　在罗马帝国西部政权衰亡的最后数十年间，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很少有相关的文献留存。公元476年，西部皇帝罗穆卢斯·奥古斯都路斯的退位标志着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的灭亡，此时罗马帝国东部的皇帝芝诺（Zeno，474～491年在位）已经无暇顾及摇摇欲坠的西部政权，他除了要平定各处的叛乱以外，自己也深陷腐败的传闻之中。传说芝诺皇帝也和他的亲信一起合作从事买卖官职的活动。[10 ] 　　到了6世纪的中期，查士丁尼皇帝（Justinian，527～565年在位）试图振兴罗马帝国，并且一度收复过罗马帝国西部的部分失地。皇帝本人也很清楚官员选拔制度上的腐败对帝国的影响。在公元535年所颁布的的法令中，查士丁尼皇帝总结了买卖官职对国家所带来的危害：“当他买来官职以后，他从朕的臣民中所索取的回报是他之前所付出的三倍，不，更准确的说是十倍。……如果他将这些财富挪为己用，他就让朕的纳税人们变穷了，然后他还要向朕指控那些穷人。……这些行为带来了多少的罪恶？……所以人民逃出了行省……。”[11 ]不过，查士丁尼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普洛科皮乌斯（Procopius）所说的情况却是另一个版本。他说正是查士丁尼选出了那些品质最坏的人，然后把官职高价卖给他们。尽管之后查士丁尼颁布了法令制止官员的腐败，但是“这项法律生效还不到一年，他本人便不顾已经写下的条款和会由此带来的诅咒和耻辱，着手比先前更加无所顾忌地磋商官职的价格事宜了，而且不是偷偷地而就是在市集的公共广场上。而买得官职的那些人虽然发了誓，还是比先前更甚地劫掠一切”[12 ]。上述史料告诉我们，在晚期罗马帝国，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地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国力。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的灭亡和罗马帝国东部国力的衰落都与官员的腐败有关。 　　腐败动摇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础 　　在晚期罗马帝国，由于一些官员在买官的时候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们在上任后自然千方百计地设法补偿自己的损失，于是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以致民不聊生。体制上的腐败最后导致民众开始逐渐地丧失了对统治者的信任。 　　史载，有一些底层的罗马百姓宁愿逃到蛮族那里，也不愿生活在罗马帝国政府的压迫下。四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萨尔维安（Salvian）说，有些罗马百姓“在蛮族中间寻求罗马式的慈悲，因为他们不能够忍受罗马人的暴政……他们宁愿生活在蛮族的奇风异俗中，也不愿意回到不公平的罗马帝国中……所以，曾经高贵而亲切的罗马公民称号，现在人人都自动地避而远之……许多杰出而高贵的人原本应该以罗马人的身份享受极大的声誉，而如今他们因为罗马帝国残暴的不公正而不愿意再做罗马人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够说明罗马帝国的不公正呢”[13 ]？孟德斯鸠也在《罗马盛衰原因论》里提到，“在撒尔维安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各族人民所受到的各种极其残暴的勒索，受到包税人的迫害的公民除了逃到蛮族那里去以外别无他法。否则他就得把自由交给任何一个愿意接受它的人。”[14 ]公元4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曾经作为罗马帝国的使节出使过匈奴王阿提拉的宫廷，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宁愿生活在蛮族中的希腊人。这位希腊人认为，生活在这些蛮族人中可以活得无忧无虑，而罗马帝国的暴君却不让百姓们自己拿起武器来自卫。百姓们还受到税吏残酷无情的剥削。国家的法律对待各个阶层也并不平等：富人如果违法并不会遭到惩罚，而穷人却会受到法律最严酷的制裁。并且，即使穷人没有受到法庭的歧视，永无止境的诉讼也将会榨干他们所有的血汗钱。这位希腊人承认，罗马帝国的法律和政治体制本来都是很好的，但是“统治者们摧毁了这样的体制，因为他们不再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考虑问题了。[15 ] 　　下层百姓人心涣散，而朝廷中的皇帝也往往难以了解到民众的真实情况。中央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故意闭塞言路，混淆视听，与地方上的官员互相勾结。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在公元445年所颁布的法令中提到，他本人和他的秘书之前都不知道竟然有人曾经以政府的名义、甚至以他个人的名义赦免过谋杀犯。[16 ]而晚期罗马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阿米安（Ammianus）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提到了一位名叫罗马努斯（Romanus）的军官的故事，比较生动地反映了晚期罗马帝国中一些官员欺上罔下的行为。 　　罗马努斯是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统治时期的一位将军，负责罗马帝国北非地区的守备。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下北非的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一带受到当地部落的侵扰，居住在当地的罗马公民们要求罗马努斯来平定这些部落。罗马努斯提出条件，要求公民们提供大量的资金和牲畜，这样他才会派兵。公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之后，罗马努斯置这些公民于不顾，任由当地部落劫掠。于是公民们便派了一些代表前去“上访”，向瓦伦提尼安皇帝陈情。而罗马努斯也利用其在朝廷中的人脉百般阻挠。皇帝之后分别听取了公民们和罗马努斯支持者的陈述，但并没有立即作出裁决。不久，这一地区再次受到部落的侵扰，得知此事后，皇帝决定派一位专员帕拉迪乌斯（Palladius）前去视察当地的真实情况。但是帕拉迪乌斯在罗马努斯的威逼利诱之下，竟然也和罗马努斯结成了联盟，毫不知情的瓦伦提尼安皇帝所接到的报告完全倾向于罗马努斯一方，因此他最后下令严惩那些“诬告”罗马努斯的公民。[17 ] 　　腐败与晚期罗马帝国的外患 　　罗马努斯的故事是当时罗马帝国官场的一个缩影。体制的弊端使得罗马帝国内的许多官员形成了一个以谋求特殊利益为目的的、互惠互利的官僚集团，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统治效果。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要远远高于他为国家服务的热情。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罗马逐步统治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共和国时代，客居罗马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曾经羡慕地评论过当时罗马的社会风气，“在迦太基，没有什么能够获利的行为会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但是在罗马，没有什么比收受贿赂和通过不正当渠道牟利更加见不得人的了……迦太基人在选举官员的时候有公开的贿赂，而在罗马这样做就要处以极刑”[18 ]。社会风气未必是一个国家兴亡的决定性因素，但多少也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盛衰状况。此外，罗马努斯为了向罗马居民敲诈勒索，竟然纵容当地部落劫掠罗马居民。由此可见，蛮族对罗马帝国的所谓“入侵”并非完全是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帝国自身体制上的腐败也是导致外敌乘虚而入的原因之一。罗马帝国与哥特人之间的关系或许更能够说明这一问题。 　　哥特人可以说是导致罗马帝国西部衰亡的最大蛮族势力之一。哥特人自从进入罗马帝国之后，曾经在哈德良堡（Hadrianopolis）大胜罗马帝国的军队，还使罗马皇帝瓦伦斯在这场战役中战死。而公元410年哥特人领袖阿拉里克对罗马城的洗劫，则是罗马帝国西部衰亡历程中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此后哥特人的势力一直参与干涉罗马帝国的内政，在罗马帝国西部灭亡后，哥特人分别在罗马帝国原来的国土上——即意大利和西班牙建立起了东哥特和西哥特政权。但根据阿米安的记载，哥特人原本是为了躲避匈奴人而前来罗马帝国避难的。在公元376年，哥特人部落中的一支获得皇帝瓦伦斯（Valens）的许可之后进入罗马帝国，因为皇帝认为哥特人既能够给罗马军队带来新的兵源，也能够带来额外的税收。[19 ]大量哥特难民的涌入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粮食的短缺。然而，当地负责护送这些难民前往定居地的罗马军官非但没有提供哥特人食物，反而趁火打劫，许多哥特人被逼无奈，只得将自己的子女卖作奴隶来交换粮食，阿米安提到，“当蛮族们入境之后遇到了严重的食物短缺，于是这些可憎的将军们策划了一出卑鄙的交易，他们贪得无厌地集合起了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狗，用每一条狗交换一个奴隶，在这些奴隶中有许多哥特人首领的子女。”[20 ]罗马官员对哥特人的虐待最终使哥特难民们忍无可忍，被迫拿起武器与军队为敌。哥特人从此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大威胁。 　　因此，无论是国内世风日下、民不聊生的衰败景象，还是蛮族入侵所造成的丧城失地、领土剧减。这都与当时罗马帝国本身的制度性腐败有一定的关联。体制上的不健全所引起的腐败极大地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国力，腐败问题和其他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的衰亡。 　　参考文献： 　　[1]吉本，席代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 409-416（第3卷）、459-466（第6卷）. 　　[2]伏尔泰，梁守锵、邱公南、 谢戊申译.风俗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00-308. 　　[3][4]Paul Fouracr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1： 55、19. 　　[5]罗斯托夫采夫，马雍、厉以宁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98-699. 　　[6][7][16]Clyde Pharr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Glossary， and Bibliography by Clyde Pharr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resa Sherrer Davidson and Mary Brown Pharr.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 Dickerman William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132（Codex Theodosianus， 6.22.1）、59（Codex Theodosianus， 2.29.1）、531（Novella Valentiniani， 19）. 　　[8][10]Roger C. 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ancis Carns， 2007： 117、420-422. 　　[9][11]Fred H. Blume、Timothy Kearley. Annotated Justinian Code.2009.http：//uwacadweb.uwyo.edu/blume&justinian/ 　　Book%209PDF/Book9-27.pdf、http：//uwacadweb.uwyo.edu/blume&justinian/AJCNovels2/Novel%208%20copy.pdf，2009. 　　[12]普洛科皮乌斯，王以铸、崔妙因译.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29-1030. 　　[13]Salvianus， Karl Halm.Salviani Presbyteri Massiliensis libri qui supersunt.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Auctores Antiquissimi.Weidmann，1877，1： 59. 　　[14]孟德斯鸠，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04-105. 　　[15]C.D. Gordon.The Age of Attila：Fifth-Century Byzantium and the Barbarian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0： 86. 　　[17][19][20]Ammianus Marcellinus.Res Gestae.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C.Rolfe.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13：169-183、403、407. 　　[18]Polybius.The Histories.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R.Paton.vol.3.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3：394-395. 　　编辑 郑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