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科学与人文--与吴国盛教授商榷

也谈科学与人文——与吴国盛教授商榷

赵南元

2002年7月10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记者访谈《吴国盛纵论科学与人文》，在文中吴国盛教授对于科学与人文发表了他一贯的看法，但语气颇有保留，通篇有不少“我们都直觉到——虽然还说不十分清楚”的但书，令人感到等他说清楚再来评论也不迟。但是最近田松博士对此文赞赏有加，声称“吴国盛刚刚在《中华读书报》上《纵论科学与人文》，追根溯源，高屋建瓴，以我之见，是近年来关于此问题的一篇思路最清晰，思想最深刻的文章。有大师风范。是‘反科学文化人’的‘反科学主义’的优秀思想成果。”而且《编者按》也认为“吴国盛对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保持着一份学者特有的冷静。这份冷静在时下浮躁的氛围中弥显可贵，也使得他的观点在别具一格之时往往更具穿透力。”由此看来，针对这篇访谈进行商榷就不是没有价值的了。

吴文一开始就要“澄清”“概念”，这对于讨论任何问题都是必要的。遗憾的是“概念”在这里不但没有被“澄清”，反而越发的糊涂起来。吴教授给我们留下的就是“‘科学与人文’这个话题看起来简单，可一旦深究起来却有一种找不到头绪的感觉，不知从何说起。很显然，如果从规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人文’开始，我们碰到的困难将是很大的，以致于人们很少这么做。可是，如果你不一开始就把科学与人文的区别说清楚，你又如何沟通它们、弥合它们呢？今天不少人喜欢谈论这个话题，但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结果说来说去自己也给绕糊涂了，不知道自己想反驳谁、想说服谁，也不知道自己的主张到底是什么。”概念不清本是论证的大敌，但吴教授的文章历来有此特色，他把自己“绕糊涂了”，读者不必跟着他一起糊涂，自可以保持“技术理性”，从他后面的论述中提取“概念”。

文章第二段关于“斯诺问题”，吴教授指出科学与人文之争不是以人群或职业划分，不能靠“科学家或人文学者个体的宽宏大量和高尚品德来缓解这种冲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似乎没有必要特别说明。还要看下面才能进入实质性问题。

第三段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总算进入了正题。吴教授主张“一切知识首先是人文知识”，并且对人文给出了一个重要的说明：“之所以把‘人文’作为共同的基础，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词里包含着‘终极的关怀’和‘最高的价值’的意思。从中文来看，人文可拆分成‘人’和‘文’两部分，前一部分讲的是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最好的存在方式，就是我刚才说的终极关怀和最高价值，后一部分讲的是达到这种理想人性的方式，即文而化之的培养方案。我们通常讲人文学科

的时候，主要指的是后一部分的意思。英文的Humanities来自拉丁文Humanitas，而后者又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Humanity的培养和训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一切文化形式，科学也好，艺术也好，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区别只在于，你认同什么样的理想人性？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文而化之’（培养）？ ”

这个“区别”非同小可。如果人文就是设定一个“理想人性”、“终极关怀”和“最高价值”，然后来个“培养方案”“文而化之”，那也就难怪科学与人文之间总是“冲突”，就是不谈科学，仅仅在人文领域内，冲突也不可避免。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设定“最高价值”，并不强求一致，那么这些“最高价值”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大垃圾堆，尚无大害。遗憾的是总有人以为自己的“最高价值”是真理，其他都是异端，这样的“理想人性”、“终极关怀”和“最高价值”就成了挥向异教徒的双刃剑，从此天下多事矣。根据“最高价值”，塔利班可以炸毁巴米杨大佛；根据“最高价值”，美国参议院以99:0的票数表决确认“上帝保佑美国”不违反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根据“最高价值”，巴勒斯坦的哈玛斯有权派遣人肉炸弹攻击以色列；根据

“最高价值”，红卫兵也可以打死黑五类；也是根据“最高价值”，教皇可以烧死布鲁诺，神创论者可以造谣攻击进化论，生命权利论者可以枪杀堕胎医生。站在这个“区别”面前，吴教授不可逃避，至少也应该指出是要大垃圾堆还是要双刃剑。或许吴教授已经胸有成竹，设计了可以一统江湖的“最高价值”，那就赶快拿出来，以解天下苍生倒悬之苦。

在第四段里，吴教授指出“科学”本来就是西方的“人文”，科学的最高价值就是“自由”。然而，“自由”在哲学层面上却是具有多种解释的，有时候指不受约束，有时候却指掌握知识，按规律办事，不知吴教授所说的“自由”指的是哪一种。如果是指不受约束，那么“自由”就未必产生科学，艺术是比科学更加不受约束的文化现象；如果指的是获得知识，那么现代科学与古希腊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不同。

吴教授在这里对“科学”这一概念作了充分的扩展：“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还有一些人不肯承认中国没有科学，可是却并不接受西方的价值体系。在他们看来，科学是一种中性的、不依赖文化价值体系的、全人类普遍从事的事业。这个看法不对。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通常把他们的聪明才智以不同的方式用在不同的地方。希腊－西方人创造了‘科学’这种方式来展示他们最优秀的智力活动，这里的科学就不光是数学和自然科学了，他们的哲学、伦理学、美学都属于科学，而且‘哲学’应该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在古希腊，科学与其他学问确实曾经是浑然一体的，但那时的哲学、伦理学、美学乃至一些“科学”，以今天的标准看，都不是科学。如果有人发怀古之幽情，去攻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即使学业有成，人们或许称他为科学史家，却绝对成不了物理学家。科学发源于西方，但并不妨碍科学成为“全人类普遍从事的事业”，这个看法没有什么“不对”。科学确实不依赖文化价值体系，但也不是价值中立的，科学依赖的是自己独立的一套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之所以不受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制约，是由于它符合生物学价值体系，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千差万别，但是在生物学上人都是同一物种，这就使得科学有理由不依赖文化价值体系，成为全人类普遍从事的事业。更通俗的说，文化之间的“区别”或“冲突”，原因就是其“终极关怀”或“最高价值”不同，但科学的关怀偏偏不那么“终极”，也不“最高”，更不“理想”，科学不问神圣的事，只管世俗的事，拒绝一切超自然的解释，其基本价值是人必须吃饭，这个价值很容易被人文学者所蔑视，却是任何学者都无法驳倒的。科学所追求的不是虚无飘渺的“自由”，而是货真价实管用的知识。

在第五段里，吴教授对于“自由”给出了说明：“科学或者理性科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内在性，即自已替自己做主，自己决定自己，这当然就是‘自由’的本来意思。我们经常听到科学家们说，自然科学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纠错机制等等，其实说的就是内在性。发现一个理性的世界，一个自己为自己立法的世界，这是西方人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内在性的科学崇尚非功利，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这是科学之为自由的科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吴教授在这里对科学做了最严重的歪曲，完全抛弃了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最重要的条件。诚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但这只是说科学理论并不是原来就藏在自然界背后有待被发现的“真理”，而是人类智慧的自由发明。但是这种发明与其他理论（例如神学理论）相比又是最不“自由”的，受到科学价值观的严格约束。这种约束表现为科学理论追求深刻性、统一性和预测能力，也表现在科学理论要求合乎逻辑和实证支持。科学的发展需要自由的环境，拒绝神学、伦理学或其他意识形态“最高价值”的干预，这是科学“自己替自己做主”的实际形态。因此科学才能不依赖任何特定文化背景而符合任何人的需要。但是如果科学真的像吴教授所说的那样只有自由没有约束，科学将不再是科学，而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

垃圾堆。吴教授虽然也提到了科学是“理性的世界”、“为自己立法”但是偏偏不说明理性和立法的内容，就为他继续曲解科学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科学家都知道科学研究不是一种“机械地知识产出活动”，科学创造过程充满灵感、审美、苦恼、快乐、激动不已乃至于“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受。但是这只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心理体验，如果只强调这种体验，科学与艺术就没有区别了。科学有别于艺术，不在于创造过程中的心理感受，而在于其成果受到严格约束。正因为有了严格的标准，使我们可以很容易识别伪科学，而在艺术领域，只要不是剽窃，不存在原创的“伪艺术”。科学当然不是“道德中立”或“价值无涉”的，科学以人类的基本生存价值为价值，科学可以成为道德的稳定基础。而所谓科学“所追求的是这种追求本身”则是一句热昏的胡话，我倒真想让吴教授演示一下怎样追求“这种追求本身”，亲自实践一下“完全的内在性和健全的理性”。“追求这种追求本身”这种连同性恋者也办不到的事情反倒成了“健全的理性”，难怪吴教授要把“可预测、可控制、有效率”这种“技术理性的基本逻辑”贬斥为“实证主义片面的理性”。按照吴教授的救世方案，我们应该抛弃现代科学，回到古希腊，重温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认为苹果落地是因为地上的东西都有堕落的倾向，而月亮不掉下来是因为天神所在的世界一切都作完美的园运动。这样人类虽然永远不会登上月球，却不会有科学的“异化”和“危机”。

在第六段里，吴教授虚构了一个“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其症状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虚构各种“危机”或“灾难”是神学家骗人的惯用手法，无论是“世界末日”或“地球爆炸”都无非是让人恐惧以便推销他的“拯救”方案。吴教授对病根的分析是：“科学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人文关怀，放弃了对最高价值的追求和持守。”而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唯人主义”（Humanism）和“求力意志”（willtopower）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技术理性”。遗憾的是吴教授在找到病根之后却没有开出药方来，只是说中医治不了洋病，在第七段声明中国人文难以拯救现代科学，然后留下一个悬念“我的思路还是用西方的人文来拯救西方的科学，特别是，用希腊开端处的健全理性来制约已一再跌落的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可惜这个思路还是不管用，科学不是儒学，没有“述而不做，信而好古”的传统，况且科学的现实也并不像吴教授所说的那样“一再跌落”，而是仍在一日千里的发展之中。而且幸亏“技术理性”十分坚挺，不是那疲软的“体”、“用”之说所能“克服”得了的。“希腊开端处的健全理性”如果就是追求“追求本身”，那是谁也做不到的，如果是用“唯神主义”代替“唯人主义”，西方的中世纪已经有人大大的试过了，现在也还有人在试，但并未见到成功的可能性。

吴教授对“唯人主义”的精彩批判是：“导致科学与人文相分裂的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实际上正在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唯人主义显然属于西方追求自由的人文传统，它强调‘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显示了它对自由这个最高价值的持守，但是，它在强调人的自我本质化的同时却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然而，唯人主义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就行。这样，唯人主义最终必定损害人的自由。我们已经看到了唯人主义如何遭遇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在吴教授的论述中，“唯人主义”的罪状是“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论据就是“因为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这个论据让我感到我不愿意也不可能成为这种“自由的人”，就是吴教授本人也不可能不吃不喝而活着。不仅我们每个人都摆脱不了成为“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的命运，任何其它生物也都摆脱不了，而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区别，也就在于对世界多了些“创造”，

但是比起把地球大气由还原性变成氧化性的植物们，比起制造岛屿的小小珊瑚虫们，在规模上人类还差得远。至于科学技术是否“贬低人类自己”，还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主要是对“抬高”和“贬低”的定义不同，认为人越愚昧越有信仰就越“高”，而有知识懂技术则是有“机心”，是低人一等的，这样看当然人类就被“贬低”了。但是这不是科学技术不对，而是持这种“最高价值”的人有问题。无论技术发达还是不发达，都会有人“丧失了劳动的乐趣”，这些人该去看

看心理医生，而不是抱怨技术进步。“技术失业”的同时技术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职业。至于“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更不知从何说起，我倒想请教吴教授，智为哲学教授你又知道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沦落到拿这种伪问题来唬人，才是哲学家深刻的困境。

有人说哲学家是把简单的东西弄复杂，科学家是把复杂的东西弄简单。科学与人文的问题并不复杂，科学要求说话要有道理（逻辑），要有事实根据（实证），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许胡说，人文则允许胡说。二者的分歧也就在这里，不必强求统一，也没有什么“危机”可言。所谓“危机”的说法，只是一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的重要性而虚构出来的“童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