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
1996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档群体现场交谈的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节目中，嘉宾、主持人、观众一起就热点话题各抒己见。有学者认为，《实话实说》催生了现代电视谈话观念。 之后，《艺术人生》、《面对面》、《杨澜访谈录》、《鲁豫有约》、《非常静距离》等定位于不同类型受众的谈话节目纷纷开播，占据着在各大电视台。
1998年3月，凤凰卫视中文台开播了日间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现已成为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14年来，主持人窦文涛会在每期节目中与亲自选来的两位不同领域的文化精英谈论社会热点话题。 话题虽然较为专业、严肃，但是三人之间却经常开玩笑，民间流传的笑话、短故事（也称“段子”）的穿插其中，极大地淡化了“访”的严肃色彩。
2004年，窦文涛获得中国年度新锐榜之优化生活特别贡献奖。评审组给他的评价是：“有效地令电视与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们交换着谈资和学识，并使各种官方消息和民间话语找到了一个相得益彰的表达出口。”主持人的个人特色也深深烙印在《锵锵三人行》的节目中：行业精英们不仅分析热门话题深层原因，朋友之间的插科打诨也起到了娱乐的效果。
本文拟从思想性与趣味性的双重社会价值的角度，结合2012年11月13日至15日刘欢做客节目为例，分析《锵锵三人行》中值得其他电视谈话节目以及传媒产品的可借鉴之处。 在轻松的氛围中传递知识与见解
在媒介消费时代的今天，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与低俗化倾向不仅让广电总局颁布了《限娱令》，也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锵锵三人行》的题名取自“凤凰于飞，和鸣锵锵”和“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两句中国古语，也由此奠定了其文化品格。节目中的三人谈话虽然类似日常生活中朋友之间的闲聊，但是又不流于肤浅，常常在思维的交流中闪现出的新颖独到的见解， 因而受到很多观众的欢迎。作为 “中国知识分子客厅中的功夫茶” ，《锵锵三人行》的文化性还体现在多个方面。 从节目的场景布置来看，《锵锵三人行》与同为凤凰卫视的另外两档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与《鲁豫有约》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虎一席谈》是就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进行群体性讨论，因此，演播室被分割为两个对立区域，具有视觉上的开放性和冲突性；《鲁豫有约》则主打“情感”牌，场景以温馨为基调。而《锵锵三人行》选用夜晚的都市风光为背景，以棕黑色为基调，营造出一种客观、深刻的谈话氛围，烘托了节目的主题。
“锵锵三人行”最常请的两个嘉宾是偏左派的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和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还会不定期邀请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做客节目。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教育经历，使得三人针对同样的话题也会有不同角度的见解，能够较为深入、专业地讨论，为观众带来丰富的知识收获。而且由于每一期节目的嘉宾都是由窦文涛亲自挑选，因而共同语言很多，使得交流深入浅出。
在2012年11月13日至15日的节目中，《锵锵三人行》的嘉宾除了许子东以外，还邀请到了因《中国好声音》而得到广泛关注的刘欢。但节目中不止于将刘欢视作娱乐新闻的焦点人物，而是从当今的音乐出发，谈到了中国的音乐教育、中国的音乐情绪与国情的关系等话题，并随着谈话的不断深入，逐渐拓展到更多的社会现象。
节目中刘欢对比了1991年亚运会的主题曲《亚洲雄风》和2008年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并分析道：“国家越强，民族情绪越内敛。一首歌的感觉与整体的时代底蕴是相关的。1991年刚刚改革开放，因此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来鼓劲。2008年的《我和你》很平静、很悠缓，是因为中国整体的心态平和了，就不需要那样大声音去喊。”这是很独特的从音乐家的角度分析民族情绪，但是又很合理，提供给观众较为新鲜的知识。
《锵锵三人行》以新闻事件为主题，但又跟时事保持一定的间隔。时间结构的错位展现出整个事态的变化以及戏剧性的转折， 为观众提供了深刻有力的评论和量大面广的信息， 反而提升了节目的质量。
虽然该节目也乐于为嘉宾提供宣传公关的机会，比如刘欢提到了自己的跨年音乐会和女儿，
但是与《快乐大本营》等十分商业化的操作相比，《锵锵三人行》更关注背后的社会动因和相关的文化现象。
案例节目中，窦文涛以一句“中国好锵锵”开场，轻松自然地切入热点话题和人物。在谈到刘欢将退出《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导师队伍的这一热门消息时，《锵锵三人行》为刘欢提供了一个解释的平台：他退出并不是向外界传言的导师酬金分配不均，而是由于媒体的不实报道以及录制过程时间过长带给了他过重的压力，他作为歌手和音乐教育者不愿意继续承受。
谈到《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原因时，许子东从大学老师的角度分析该节目是一次教育表演，三个环节代表了现在整个大学教育的最关键的三点：有教无类、同室操戈（第三点说之前话题已换）。并将刘欢提到的流行音乐的传唱度提升为文化工业概念中的榜首流行。这些术语的专业概括增强了该节目的文化性。
三人同样注意到有的好声音学员曾说自己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并将其归因于中国音乐教育过于功利化。此前，很多娱乐节目为了渲染气氛解释为年轻人对于音乐的挚爱，以突出《中国好声音》提供了一个很高的平台。但是许子东却觉得“年轻人将全部的前途寄托于选秀节目是让人辛酸的”。这一点也得到刘欢的认同，并对比了国外更注重对于音乐素养的培养：不是仅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为生活带来快乐的一种方式。这些就表现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对于社会问题的忧虑，这也是《锵锵三人行》思想性、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用趣味的眼光解读严肃的新闻事件
尽管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就是娱乐。”但是在中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媒介被视为“载道”、“教化”的工具，个人的娱乐欲望受到极大的压制。
在社会压力日趋加大，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今天，枯燥乏味的电视节目不仅会在收视率为王的媒体环境被淘汰，也是对观众个人权利的忽视。虽然与王志主持的《面对面》、杨澜的主持的《杨澜访谈录》类似，《锵锵三人行》节目也在尽力传达一种专业精神，但不同的是，窦文涛与嘉宾之间改变了采访与被采访的紧张关系，由“问答”变为“聊天”，“访谈”变为“漫谈”。正如“铁三角”之一的梁文道所说：“两个人聊会很累，三个人就很轻松，因为不用抢着说话”。
《锵锵三人行》的成功正因为准确把握了当代受众的心理，把朋友间随心所欲的聊天搬上荧屏，将娱乐元素引入谈话节目，世俗化和娱乐化的节目特点赢得了观众的欢心，也在媒介市场上掌握了主动和先机。
该节目的口号是：“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在刘欢的节目中，三人互相分享经验，自由地交流观点，分享聊天趣味，常常发出笑声。其中有的是因为窦文涛的自嘲：“刘欢做的都是有价值的事，我做的是有价格的事。”有刘欢主动讲的笑话：“葛优的爸爸说，真喜欢乐器，吹口哨就行。”这种接近普通人际传播的方式使得三人容易形成朋友间的默契，观众也很容易受到欢乐情绪的感染。
《锵锵三人行》不容忽视的还有主持人窦文涛无厘头的主持风格。虽然他自称“自己没什么风格，或者风格正在形成中”，但是他的“滑头话”能够充分引导嘉宾发表具个人色彩的言论，营造谈笑风生的气氛，将整个节目有机地串联起来，将节奏把握地恰到好处。主编邹倚天曾评价说，他们只是丢给嘉宾和主持人一个线头，需要他们自己织成一件衣服。2004 年《新周刊》发布“15 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评选结果”，认为窦文涛“独创了电视的江湖话语”，“中国电视谈话节目从窦文涛开始说‘人话’了。”
在谈到多次被媒体诬陷的事情时，刘欢几次情绪激动，滔滔不绝地说“许多记者就是胡编，完全没有底线”。相反，许子东和他的观点并不统一，认为媒体的报道是由于刘欢的成功，
并为他推出《中国好声音》感到遗憾。遇到这种情况，窦文涛就端起笑容，等待双方把话说完，充分展示私人聊天中的最生动的个人状态，然后引入另一个话题，充分满足受众感兴趣的部分。起到了传播信息、制造了乐趣、辨别事理的三重效果。
知识性与娱乐性结合的原因
尽管娱乐风潮席卷传媒产品，真的如同波兹曼所谓的“娱乐至死”。但是，如今的报纸、杂志还在不断地进行专业化的探索，电视节目中纪录片领域同样方兴未艾。因为严肃性、知识性的传媒产品尤其特定的社会价值和固定受众群体。事实上，媒体的娱乐性和知识性看似一对矛盾，但是二者的有机地结合却是传媒产品历久弥新的关键因素。《锵锵三人行》正是其中的典型。
本文认为，传媒产品将知识性与娱乐性相结合有多方面的好处。
一方面，将知识和严肃的态度带入娱乐节目中，称得上是含泪的微笑。因为这其中表现促媒体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
首先，拿《锵锵三人行》举例，节目中并不是一味地迎合某个宣传组织的需求，反而着重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将传播知识和提供见解视为己任。这是传媒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文化人，而非仅追求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的商人的表现。主动地淡薄商业利益的行为会赢得观众的好感，其公信力和影响力也会水涨船高。
第二，严肃型媒体产品建立了一个谈话系统的“公共领域”。《锵锵三人行》中围炉式的谈话方式为大众提供了多方观点，十分类似古代议事厅的话语空间。 节目中三个人的“谈”与“说”代表着受众自我表达和自我参与的实现。在很多前沿的思想和观点被讨论出来时，不仅是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实现，而且观众也感到自己也参与到了讨论中，实践了话语权。 第三，对于社会现象和公众事务，媒体产品虽然只能从某个人的自我经验出发，比如《锵锵三人行》每期节目只有21分钟（除去广告）并没有对事情下定论或者给予解决方式，来完全解决人们的困扰，但是将问题公开化仍然扩展了观众思考的空间。
另一方面，从将娱乐性融入精英栏目的角度看，充满了人物主义的关怀和温暖。
首先，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即便是专业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定位于精英阶层的报纸、电视栏目如果将幽默巧妙恰当地融入到自己的媒体产品中会起到很好的调剂效果，从而赢得更多受众的认可和信任。
其次，趣味性的媒体产品更易于受众接受，更加能感染人的情绪。让受众感受到传媒产品时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接地气和喜闻乐见的。以轻松的方式进行传播更容易让观点广泛流通，真正实现媒体为社会提供知识的功能。窦文涛的“非典型”主持方法被广为传扬正是因为之前的媒体产品颇为自恃清高。
第三，真正的生活中很少有人永远一本正经，或者永远闲话连篇的。电视节目对生活的模拟和突破往往有着十分积极的效果。比如《中国好声音》的走红。它的成功就在于，一方面，它具有一般选秀节目的煽情因素，来促进粉丝的追随和节目关注度的提升。同时，盲选机制的引进使得它向比赛公平的理想迈进了一步，也因此得到了专业的音乐从业者的认可。如果说《中国好声音》是将主观色彩与客观理性有机地结合，那么《锵锵三人行》就是亦庄亦谐地表达了日常生活的多种情态，用平等的视角去关注公众共同的生存经验，从中提炼相关的艺术观念与表达方式。这既加强了传媒对生活的反映能力，也加深了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亲和力。
尽管有人质疑《锵锵三人行》缺失了很多电视节目的必备元素后能走多久。因为节目现场没有热线电话，没有观众，没有画外音和现场音响，真正能指望的只有镜头上的三张嘴。但是本文认为，《锵锵三人行》在抛弃了看上去行之有效的音响的叙事功能，但却成功地将注意力聚集在谈话本身，反而增加了内容的连贯性，回归了谈话节目本身。在人们在看过了许多煽情节目之后，这种观点明确、客观又不失风趣的《锵锵三人行》将受到欢迎。
市场经济时代既改变了受众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媒介的生存环境。“品牌”这一概念日趋强化。如今的媒介产品都在一位地想要出新、试图创造一种新需求，在观众心中占据独特的位置，不断追求小众化、分众化。在这一点上，《锵锵三人行》仍然是特立独行的。主持人窦文涛称自己没什么风格，如此看来，包括了娱乐性与思想性的《锵锵三人行》似乎也没有什么固定模式。但这又恰恰成为其受到欢迎的原因和最大的风格——兼容并包、简单明了的节目特点正适合了多元价值观的受众。让受众找到期待的想法和观点的表达出口，也是传媒产品找到了自身的生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