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挑战

作者：熊光楷

世界知识 2005年11期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指除此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

　　大约1000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张载就将有志之士的社会良知概括成“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充分反映了先贤们所特有的崇高理想与深沉的使命感。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也面临着严峻挑战。霸权主义、局部战争等传统安全威胁仍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9.11恐怖事件、非典疫情及印度洋海啸灾难等都表明，非传统安全威胁正日益凸显，并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应对这些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和挑战，已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出新挑战

　　关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内涵和外延，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看法，但各种不同的解释、看法也存在许多共性。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场合谈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明确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中国已经与东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等就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和尝试，并于2002年5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交了《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中方立场文件》。

　　这里我主要依据中国政府发表的文件，并参考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就“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含义试作一个仅供研究的解释，即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指除此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

　　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危害不可低估。9.11恐怖事件夺走了近三千人的生命，超过了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的阵亡人数。另据不完全统计，仅2004年全球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恐怖事件就导致2900余人死亡、8200余人受伤；现在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每年高达250万～350万；1974年～2003年的30年里，全球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至少200万人死亡、1.8亿人流离失所，而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啸导致近30万人丧生，给有关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仅斯里兰卡一国就达到13亿～15亿美元，占其经济总量的6.5％。

　　由此可见，尽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看上去不像世界大战那样硝烟弥漫，但其危害程度有时并不亚于一场战争，已经构成对世界发展和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分布范围和危害方式具有一系列鲜明特点，因此有的外国学者称之为“新威胁”。概括起来，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非传统安全威胁超越了传统安全以各国疆界为主的地理空间，具有突出的跨国性。首先，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就属于“全球性问题”。如地球臭氧层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等，都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的安全威胁，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其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明显的扩散效应。如在东亚、拉美先后爆发过的金融危机，始于一个国家，而最终波及整个地区，而且随着其不断扩散，其危害性也逐渐积聚、递增，以致酿成更大危机。再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呈“网络化”分散于各国。如以“基地”为核心的国际恐怖组织就分散在全球60多个国家，其结构呈网络状，彼此并无隶属关系，但联系紧密、行动灵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使各国面临的挑战有别于传统安全的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超越了传统安全主要限于军事领域的样式，具有明显的多样性。传统安全的核心是军事安全，主要表现为战争及与之相关的军事活动和政治、外交斗争。非传统安全威胁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的范畴。首先，大部分非传统安全威胁属于非军事领域，如能源危机、资源短缺、金融危机、非法洗钱等主要与经济领域相关，有组织犯罪、贩运毒品、传染性疾病等主要与公共安全领域相关，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主要与自然领域相关，这些都不是传统安全所关注的领域。其次，某些非传统安全威胁虽具有暴力性特征，但也不属于单纯的军事问题。如恐怖主义、海盗活动、武装走私等虽然也属于暴力行为，并可能需要采取军事手段应对，但它们与传统安全意义上的战争、武装冲突仍有很大不同，而且单凭军事手段也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仅靠单一手段难以根治。

　　非传统安全威胁超越了传统安全威胁由矛盾积聚到冲突爆发的渐进方式，具有强烈的突发性。传统安全威胁从萌芽、酝酿、激化到导致武装冲突，往往会通过一个矛盾不断积聚、性质逐渐演变的渐进过程，往往会表现出许多征兆，人们可据此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然而，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却经常会以突如其来的形式迅速爆发。首先，不少非传统安全威胁缺少明显的征兆。有关资料显示， 1990年以来全球有100多起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都是在人们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发生的。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到近年来的疯牛病、口蹄疫、非典、禽流感等，当人们意识到其严重性时，已经造成很大危害。其次，人类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还有局限。如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其发生前并非全无征兆，但由于人类在探索自然方面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而全球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对灾害的早期预警能力。此外，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并非源于某个确定的行为主体，其威胁的形成过程也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使防范的难度明显增大。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伴而生，具有明显的互动性。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首先，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引发的后果。如战争造成的难民问题、环境破坏与污染问题等。其次，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可能演变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的形成，就与霸权主义所引发的抗争心态，领土、主权问题导致的冲突和动荡，民族、宗教矛盾形成的历史积怨等传统安全问题有着密切关联。再次，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可能诱发传统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如恐怖组织谋求获取核、生、化等高技术手段，就会涉及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的互动性，使看似相对孤立的事物常表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不能简单地对待和处理。

　　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

　　非传统安全威胁早已有之，并非一个全新的问题。但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严重问题，却是近年来的事情。除了由于冷战格局瓦解，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降低，人们开始更多关注早先被冷战掩盖住的一些问题之外，近年来连续发生的9.11事件等重大恐怖袭击，东亚、拉美金融危机，非典疫情传播，乃至印度洋大海啸等，都进一步引起各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

　　如何看待和审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成因，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几千年来，中国的古圣先贤在关注国计民生、天下大势问题时，提出了许多充满东方智慧的人文思想，成功解决了许多复杂重大的问题，对我们至今仍有重要的启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贯传统就是推崇“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世间太平、“天下大同”。当某种现象成为社会的毒瘤，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时，中国古人会将此归结为某个方面的失衡，主张将恢复事物间应有的“和”作为化解危机之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我认为，非传统安全威胁之所以由潜在、局部的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现实威胁，有其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成因，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际政治秩序长期的不公正，引发更多矛盾和危机。中国古人主张“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家之间应平等相待、和睦共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也要求，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一律平等。但历史上形成的国际旧秩序，长期存在严重的不公正问题，成为诱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压迫和剥削，至今仍遗留下很多历史问题，造成一些地区的热点纷争，导致冲突和动荡，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当前，仍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推行霸权主义，在反恐斗争中奉行双重标准，从一己私利出发，严重忽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从而引发一些弱势群体采取极端手段进行抗争。国际秩序的严重不公，就可能结出像恐怖主义这样的恶果。

　　二是世界经济发展长期的不平衡，造成更多不安全因素。中国先贤历来认为贫富差距悬殊是导致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中国古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孟子讲过：“大贫则忧，忧则犯禁”。经济全球化在为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差距，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名著《白银资本》中曾指出，1800年时，西欧的人均收入水平为260美元，美国为213美元，发展中国家当时平均水平约200美元左右，印度为160～20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各国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但200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年均收入已超过四万美元，而最不发达国家只有300多美元，不到美国的1％。另据有关统计，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在过去40年间增加了一倍，全球不发达国家已从1971年的25个增加到目前的49个。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导致部分国家的极端贫穷和落后，催生了相关国家部分民众的绝望心理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削弱了其应对危机，抵御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和跨国犯罪等威胁的能力，并导致难民和非法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加。

　　三是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长期失谐，导致更多环境安全问题。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就开始重视环境安全问题。著名的圣人大禹曾下令百姓在春季不得伐树，夏季不得捕鱼，其目的就是保护生态平衡。但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走的就是一条“先建设、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类似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研究表明，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明显提高，强度明显增加。20世纪60年代时，全球每年发生自然灾害100次左右，现在则达到每年500次以上，提高了四倍。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已经威胁到人类整体的安全。

　　四是国家间联系的迅速发展与国际危机防范机制建设不相匹配，使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难以得到及时遏制。20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这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导致经济和金融风险时起时伏，跨国犯罪日益猖獗，传染性疾病传播范围和速度明显增大。尽管国际社会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进行了不少努力，但目前看，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国际防范机制。一旦在某个国家、地区发生危机，国际社会成员就会“一损俱损”，出现“多米诺”式效应，影响到更大范围，而且导致类似的危机反复发生。例如，过去20多年里，世界各国发生过100多次金融波动、震荡和危机，其中不少次都波及全球，但至今仍未能真正建立起一个防范金融危机的国际机制，致使金融安全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共同面临的世界性课题

　　中国古代思想家讲过，“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我们今天来研究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和成因，目的是为了共同探求有效的应对之策。尽管国际社会在反恐、卫生防疫、防灾减灾、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非传统安全威胁成因复杂，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被消除，而且有的还可能呈现上升势头，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切实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园，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

　　更新安全观念。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只有树立全新的安全观念，才能应对日益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近年来，中国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不仅适用于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也完全适用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旧安全观把安全几乎等同于军事安全；而新安全观主张安全是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凭武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旧安全观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突出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利益，把安全看成是一场“零和游戏”，你赢我输、你得我失；而新安全观主张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追求“双赢”和“多赢”。

　　旧安全观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采取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的做法，排斥异己，到处树敌；而新安全观主张通过各种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论坛、双边安全磋商，以及非官方安全对话等渠道，以对话增进互信，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安全。

　　旧安全观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而新安全观则主张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科学发展求安全。

　　总之，只有树立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的安全观念，才能妥善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

　　加强安全合作。面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单个国家的行动往往难以奏效，国际合作才是必要和有效的手段。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加强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方面取得不少成果。上海合作组织于2004年1月正式启动地区反恐机构。中国与东盟先后签署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联合宣言》和《谅解备忘录》，中日韩与东盟于2004年1月同意建立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机制等。今后，国际社会应继续加强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多边对话与合作，并进一步加强在金融风险防范、卫生防疫、防灾减灾方面的机制建设，建立起更为完善的早期预警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各类灾难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提倡标本兼治。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着眼于当前，又要标本兼治。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彻底消除贫困和落后，才能最终铲除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滋生繁衍的土壤。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应该更多地关注和考虑广大贫穷国家的需求，尤其要下气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步伐，尽快缩小日益拉大的南北发展差距，让世界经济的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把解决贫困问题和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防范和抵御各类经济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兼顾两种威胁。我们不能因为强调非传统安全威胁，就忽视传统安全威胁。应该看到，对许多国家而言，尽管非传统安全威胁明显上升，但传统安全威胁仍是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这是因为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依然存在，由领土、主权、民族、宗教等矛盾引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仍时起时伏。因此，我们应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关系。

　　整整60年前，在那场正义对邪恶、光明对黑暗、进步对倒退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人民同仇敌忾、相互支援、并肩战斗，拯救了人类文明，赢得了世界和平。今天，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从国际舞台上消失，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又一个世界性课题，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勇气和决心。我们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