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科技翻译的启示

　　[摘 要] 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著作，引领了中国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潮流。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特色是“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与同西洋远臣龙华民、邓玉函等，日逐讲究翻译”。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实践在本土化翻译策略、翻译战略规划、严谨翻译态度、合作翻译的方法、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途径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徐光启;科技翻译;本土意识;战略思维;科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5-0076-05 　　一、引言 　　明末科技翻译的代表人物徐光启（1562―1633）翻译或编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和《崇祯历书》等学术著作，“成为最早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并将它介绍给中国人的科学家”[1]，引领了中国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潮流，是中国科技翻译的奠基者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先驱。 　　21世纪的翻译事业迅猛发展，翻译教育方兴未艾，科技翻译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交流渠道，无古不成今，观今宜鉴古――“任何一门学科的进步都离不开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2]。围绕徐光启科技翻译实践和“会通”翻译思想，本文的研究目的是：（1）回顾研究文献，清楚地认识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研究现状和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2）审视中国科技翻译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分析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本土意识、战略思维和科学精神，发掘徐氏翻译实践及思想的现代价值;（3）借助对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研究，探索“研究翻译人物、超越翻译人物”和“研究历史、回归现实”的实现途径，尽力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日趋关注翻译历史人物的现实意义，有关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类：（1）学术专著。代表性的有Mona Baker所撰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马祖毅所撰《中国翻译通史》，罗新璋、陈应年所撰《翻译论集》等。（2）科研论文。截至2011年，CNKI收录的研究或论及徐光启科技翻译的论文共130篇，典型的有吴进的《翻译・会通・超胜――徐光启与中国近代科学》，张秀燕的《徐光启――中国科技翻译先驱》，张德让的《翻译会通研究：从徐光启到严复》。此外，王重民的《徐光启集》、阮元的《筹人传汇编》等为全面研究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及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日益丰富的研究文献记载、描述和展现了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成就、翻译思想和历史价值，增强了中国科技翻译史研究的衔接性，促进了科技翻译史的现代研究。然而，上述研究路径大多是“生平简介―翻译成就―翻译思想”，史实考据多、理性思辨少，记载引用多、创新挖掘少，未摆脱“为史论史”的传记式窠臼，缺少指导翻译实践的针对性。 　　那么，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如何用于反思和解决现实的翻译问题呢？如何借以促进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呢？下文试图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三、徐光启翻译实践对现代的启示 　　16～17世纪，中国的封建统治日益腐朽，自然科学停滞不前;同时，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东西方发展的巨大反差和艰难时局促使徐光启立志经世致用、富国强兵，致力于科技翻译实践并提出“翻译、会通、超胜”的翻译思想，努力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创了“西学东渐”的先河，表现出卓越的本土意识、战略思维和科学精神，对当今译界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本土意识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不失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以传统文化为历史记忆和理解资源。……从而在翻译中倾向于本土化策略”[3]。徐光启品味“Geo”（拉丁语）的科学涵义并发掘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文化符号――“几何”之内涵，翻译“Geo”为“几何”;另外，他创造出的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三角形、四边形等译名，既切合科学涵义又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接受习惯，提升了中国科技文化的水平并沿用至今。 　　徐光启洞察到中国文化崇尚道德哲学而忽视自然科学、注重形象思维而缺乏形式逻辑思维、突出经验和引经据典而缺乏实验的特点，故推崇“西洋实学”。徐光启的科技翻译致力于提高本土科技水平、弥补传统文化不足，他编译西洋历法时明确提出：“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4] 　　本土化是徐光启科技翻译的基本策略，如《几何原本》中的ABCD译成“甲乙丙丁”，《泰西水法》中的Archimedes schrauben译成“龙尾车”等，这些译文的文笔风格更像徐光启发挥母语及汉文化优势的本土创作，而基本没有露出翻译的痕迹。 　　本土化是译者调试或改造源语文本的文化异质、符合目标语文化的接受视野、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的翻译方式，具有文化再造性、译文明晰化和适应主体文化读者的特点。翻译本土化策略和文化身份息息相关。翻译本土化策略是彰显文化身份、增强本土文化的重要形式，文化身份是翻译本土化策略的决定因素。文化身份是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和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蕴涵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念。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各自不同和相对稳定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影响和制约了民族及个体的行为方式，译者和译文读者总是有意无意地亲近、寻求自己的文化身份及完善、增强本土文化。“翻译拥有形成文化身份的力量，创造出一种异域文化的代表，同时构建一种本土主体性，该主体性由于关注本土符号和意识形态而使得文本可以理解并发挥文化功能。”[5]“译者的文化选择与其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受主体文化的影响，许多译者大都有意无意间认同主体文化并采取一定的策略实现自己的文化选择。”[6]徐光启的文化身份是“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①他选择本土化的翻译策略也就顺理成章了。 　　今天，翻译成为学习和借鉴先进科技和文化精华的重要渠道。文本的译介选择应该符合国情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兼收并蓄、以我为本，内化、融入本土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并避免翻译的民族虚无主义，只有如此，才能激发全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提高国家的科技和文化实力。选择本土文化需要的文本是实现翻译本土化的必要条件，具体的翻译操作则是实现翻译本土化的充分条件。汉外互译对本土化策略的需求与日俱增。外译中需要避免洋腔洋调，Coca-Cola（可口可乐）的翻译堪称本土化翻译的范例。②引进新鲜文化因素需要运用本土化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影响目标语读者并尽力发挥翻译的最大作用。中译外需要避免“中腔中调”。翻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途径，译者须要考虑译入语的本土文化特征，译文要尽量贴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身份与价值观。 翻译须要恰当运用“文化适应策略”，竭力避免片面追求忠实的“抵抗式”翻译。 本土化具有彰显文化身份、增强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那么，本土化翻译如何面对突飞猛进的全球化浪潮并深入促进跨文化交流呢？ 　　固然，翻译缺乏本土化意识容易导致文化虚无主义;但极端绝对的本土化翻译则容易走向文化保护主义、阻碍异质文化间的广泛交流和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促进同质化的全球化和增强异质化的本土化对立统一、依存共生，逐渐融合演变成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新趋势，个体和民族越来越体现为全球本土化的新的文化身份。全球本土化要求翻译既要贴近目标语文化、增强目标语读者的亲近感，又要引入异质因素并为目的语文化输入新鲜血液。“文化意义高度依赖于跨文化交流，相异的文化传统间的互动使目的语读者――通过跨文化想象――分享他者的经历和感受他者体验。”[7]本土化翻译承载文化他者的价值――体现着裹挟异质文化的全球化，并承认自身文化的局限――凸显着服务自身文化发展的本土化。 　　（二）翻译战略规划 　　善弈（译）者谋全局之胜，不善弈（译）者谋数子之得。翻译战略是文化战略和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局性整体规划是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翻译的战略思维不可或缺，而国内的翻译战略意识较淡薄③，中国尚未制定与语言战略、国家战略、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翻译战略。徐光启是“善译者”，其科技翻译的国家战略和人才培养战略突破了中国传统翻译“译技”④ 的局限，对今天翻译战略规划的制定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有一定启迪。 　　面对明末中国科技的时代断层和中西科技发展的巨大差距，徐光启把科技翻译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 必须翻译。”[4]374 　　“翻译、会通、超胜”是徐光启科技翻译事业的战略核心：翻译是手段，会通是桥梁，超胜是目的。徐氏的翻译战略远见超越了唐宋以降聚焦于佛经翻译“译技”的研究和论争，尽管限于时局未能完全实现，却成为中国翻译史的转折点。 　　当下，翻译水平和翻译事业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国家战略安全息息相关。中国正经历着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的历史阶段，尚缺乏完整明确的语言和翻译的国家安全战略规划，翻译教学大国和翻译资源贫国的现状与中国国家形象不相适应。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进一步认识、关注和推进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8]那么，中国的现代翻译事业需要怎样的国家战略呢？ 　　第一，应设立统管外语及翻译事业的专门机构。翻译是最重要的外语事业，也是外语学习的主要目标。胡文仲等呼吁引导、规划外语及翻译事业的发展是实施翻译战略的当务之急。[9]第二，制定翻译战略，纳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规划。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战略路线是“翻译―会通―超胜”，最终目标和落脚点是增强中国的科技、经济、军事实力而超过西方，“惟尽用西术，乃能胜之。欲胜其术，必造我器如彼器，精我法如彼法，练我人如彼人而后可”[4]289。表现出非凡的战略勇气和远大志向。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战略路线仍然适应当今的中国。 　　围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发展，国家应制定翻译事业的战略规划。这个规划要基本涵盖发展翻译的战略原则、战略措施、战略目标并随着社会的发展适时调整，避免翻译事业发展的无序和盲目，让翻译界和翻译者更加清楚翻译工作的责任及努力方向，发挥翻译的长效积极作用，为促进国家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国家硬实力、实现“超胜”作出贡献。第三，创设和谐的战略环境，促进翻译的可持续发展。翻译的可持续和谐发展需要国家的战略规划、翻译界的战略视野、译者个人的战略定位协同作用，发挥综合影响力。翻译界要有迎接挑战的战略视野，发挥各级翻译协会的作用并为国家的翻译规划提供参考;加强翻译的战略研究，介绍国外翻译战略和规划的做法和经验，提高翻译规划政策和法规的研究水平。翻译者要有个人的战略定位，融个人翻译行为和国家及社会的翻译需要为一体，实现自己的翻译价值。完善的体制和法律能够激励、管理、调控翻译事业的发展，是翻译事业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早日实现翻译立法，将是翻译行业科学、规范、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使翻译行业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对外交流与发展大局的必要手段”[10]。 　　翻译的国家战略、翻译界的战略视野和译者个人的战略定位共同构成了翻译的战略框架。翻译战略的落脚点是翻译质量的提高，而提高翻译质量的根本途径是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问题的核心是翻译人才的培养。那么，如何提高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呢？ 　　培养和选拔精通中西科学的人才是徐光启“翻译、会通、超胜”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是复兴中国科学、缩短中西科技水平距离的当务之急;“必若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精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4]74当前，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并经历着时代转型，高水平翻译人才的紧缺和社会需求急剧增长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高水平翻译人才培养是应对翻译产业化和提高翻译质量的根本。质言之，翻译价值观、翻译知识和翻译实践能力是翻译人才培养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首先，翻译价值观的培养是良好译风形成的前提和保证。译者价值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徐光启的价值观是“经世事功”――疗救时弊、治国济民、富国强兵，这深刻影响了他的科技翻译。端正翻译价值观是翻译专业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翻译价值观教育能够避免单纯注重翻译技巧或具体的语言纠错、忽视翻译价值观的倾向。其次，翻译知识涵盖通识知识和翻译专业知识，拓展翻译知识是提高翻译能力的基础和关键。通识知识是杂学知识，徐光启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广博的国学知识和科技知识;翻译要求具有能用广博的知识解释和传递文本意义的能力。从事翻译活动的人需要不断更新通识知识;翻译专业知识则直接影响翻译能力。最后，提高翻译实践能力是翻译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指向。翻译价值观和翻译知识是软实力，翻译实践能力是硬实力。目前，一些语言服务企业非常注重应聘者的翻译实践经验，学位、学历及翻译资格证书则屈居其后，实践技能型训练是翻译企业员工在职培训的最主要内容。[11]在培养翻译人才的时候，要充分发挥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实践的训练合力及效果。文学翻译具有巨大的语言文化价值，能够培养跨文化的转换能力、想象力、创造力和审美情趣，但现代社会更需要实用性的非文学翻译，翻译教师亟需打破中国翻译教育的文学翻译传统，提高非文学翻译实践水平，培养社会急需的翻译人才。高校必须结合社会、地方的需要和自身优势培养特色翻译人才，鼓励学生结合个人的特长选择翻译领域，避免一刀切和千人一面，以满足多领域、多层次的人才需求。坚持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丰富的翻译知识为基础，勤学苦练，就能够有效提高翻译实践能力。 　　翻译事业需要宏观的战略思维，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战略远见对今天翻译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三）科学的翻译精神 　　徐光启融西学翻译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为一体，徐氏的科技翻译表现出科学的翻译精神：严谨的翻译态度、合作翻译的方法、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验证。 　　1.严谨的翻译态度 　　严谨的翻译态度是造就科技翻译佳品的重要保证。翻译能力是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根本，翻译态度是译者的必备素质和译作质量的保证。正是这种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成就了《几何原本》等不朽译作。今天的不少翻译人员认为自己是外语专业科班出身，自认为精通外语和母语，或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或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失却了兢兢业业的翻译态度，导致不少翻译质量问题，严重损害了翻译效果乃至国家形象。近年来，机器翻译大大冲击着翻译态度及价值观，在一些人心目中，“有电脑、会上网就能做翻译”的偏颇认识有增无减。信息时代跨国交流日益频繁，人工翻译的费时耗力和迅速增长的翻译任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翻译在某些翻译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提高翻译效率、解放人工翻译的有效渠道。但自然语言的无限灵活性和翻译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机器翻译运用的有限性和辅助性。因此，高强度、高质量翻译任务的完成不仅需要发挥译者个体的创造性以及译者之间或部门之间的合作，还需要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的配合，以此更好地避免翻译的“机器依赖症”。 　　2.合作翻译的方法 　　合作翻译方法是译者科学精神的重要反映，团队合作能集思广益、提高翻译的效率和质量。当年徐光启和传教士的合作，首创了中外译者合作的科技翻译方式。“先生（徐光启）就功，命余口传，自以笔授焉”[12]、“与同西洋远臣龙华民、邓玉函等，日逐讲究翻译”[4]343等记载是徐氏合作翻译方式的真实写照。时代发展至今，可以说“翻译者不再是高校教师而是专职的翻译工作人员（译员），翻译的形式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的大兵团作战，翻译的内容也不局限于文学作品等的译介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13]因此，合作翻译是必然的选择。翻译的本质决定了译者更擅长将外语译成母语，合作翻译之于外译中特别是中译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外翻译者合作则更能提高中译外的水平。中外人士合译中国文献的优势是：加深对原作的理解，减少信息传递的差错;增强译文的流畅程度，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增加思想火花碰撞的机会，促进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的发展。合作翻译模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翻译事业不但不能忽视合作翻译，反而应该拓展它的运用范围。 　　3.超越翻译的实践验证 　　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验证是徐光启科技翻译的巨大闪光点。《泰西水法》的翻译和制器、实验同时进行，并记录了制器和实验的方法及结果，译成之后，徐光启又在天津采用新的水法开辟水田，进行大面积实验并获得成功;徐光启“昼测日、夜测星”，验证翻译引进的西方历法;翻译西学后他又注重引申、发展和创作，翻译《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后写成了《勾股义》和《测量同义》。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不但实现了翻译实践本身的意义――语言转换，而且超越了翻译实践本身――实现了翻译的应用价值。今日译者应当做到：（1）译有所译，翻译目的语需要的科技文献，尽力避免翻译的盲目性和译文 “无人问津”的状况;（2）译有所学，翻译是深度理解的过程，译者需要学习原文的先进技术、思想精髓或文化内涵，避免纯粹“传声筒”式的翻译;（3）译有所感，翻译是译技揣摩、思想升华的过程，译者需要不断总结、归纳翻译的方法和经验教训，避免脱离实践、玄而又玄的翻译论调;（4）译有所为，科技翻译实践须要促进翻译实践和生产生活实践的结合，验证、应用和推广科技翻译成果，使之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体现翻译实践的社会价值。 　　翻译是创造性的生产活动，译者是创造性的主体，需要具有科学的翻译精神，徐光启的严谨翻译态度、合作翻译方法、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途径成就了他26年的不朽翻译人生。 　　四、结语 　　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的战略论断，译以致用，精心实验。研究历史的关键是吸取经验，指导现在与未来。那么，如何进一步搜集、梳理研究徐光启的资料？如何进一步建立历史和现实的密切联系，不断发掘徐译及其思想的现实价值？如何借助传统推动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体系建设？如何学习古人而超越古人，清楚地定位中国翻译的发展趋势和现代任务？以上诸问题尚有待深入研究。 　　翻译《几何原本》时，徐光启说：“呜呼！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引以共勉。 　　注释： 　　① 出自《周易・系辞上》，徐光启的《泰西水法序》引以自我激励，表明徐氏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认识、同化西学的意识。 　　② CocaCola 1927年现身中国上海，最初的译名是“蝌蝌啃蜡”，销路不佳;1928年，CocaCola公司登报征求译名，旅英华侨蒋彝（1903―1977）的译名“可口可乐”形神兼备、音意俱美，脱颖而出。 　　③ 国内尚未出现研究翻译战略的专著;CNKI中，题目包含“翻译、战略”的论文共15篇，而核心期刊论文仅2篇（截至2011年）。 　　④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焦点是“译技”，如安世高的“义理明晰，文字冗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支娄迦谶的“多用音译”，支谦的“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 彦琮的“八备，十条”，玄奘的“五不翻”等。 　　[参考文献] 　　[1] 吴进. 翻译・会通・超胜――徐光启与中国近代科学[J]. 文史杂志， 1998（3）：1618. 　　[2]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3. 　　[3] 张德让. 翻译会通研究：从徐光启到严复[J]. 外国语文， 2011（4）：7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