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起源比较

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起源比较(上)

第一节：西方城市的起源分析

1）柴尔德的"城市革命"概念

2）西方城市的产生及其早期城市设计中的特点

一、柴尔德的"城市革命"概念

柴尔德根据西亚、埃及和古代欧洲的考古学资料，提出了社会发展史上存在一次"城市革命"。他提出了城市出现的十项标准：

(1)最初的城市较过去任何聚落均为广大，其人口亦较稠密.

(2)城市人口的构成和功能与前迥异，包括不从事农业、畜牧、渔捞或采集以取得食物的其它阶层－专门化的工匠、运输工人、商人、官吏与僧侣。

(3)直接生产者必须向神或神权下的国王缴纳赋税，以产生剩余财富的集中。

(4)规模较大的公共建筑不但标志产生与前此村落之异，而且作为社会剩余财富的象征。

(5)僧侣、官吏和军事首长形成统治阶级，从事计划、组织等劳心活动。下层阶级从事劳力。

(6)财富的经营迫使文字的发明。

(7)文字的发明进一步推动科学的产生－算学、几何学、天文学。

(8)由剩余财富所供养的其它专家从事美术的新活动，其美术的概念化与复杂化构成各城市中心美术之差异。

(9)剩余财富更用于外来商品之输入，造成贸易的发达。

(10)由于原料能够输入，同时受到以居住地位（非亲族地位）为基础的国家的保护，专门化的工匠成为城市政治构成的下层成员。

从西方城市的城市和发展来看，柴尔德的结论无疑是极有价值的。西方现代都市的组织形式和都市文化均发端于古希腊的"城邦"。

二、西方城市的产生及其早期城市设计中的特点

大多数人对"城邦"的认识和了解来源于古希腊。希腊之成为希腊，自然须追溯到小亚细亚出现希腊城邦的时代。大约在西元前9世纪，所谓希腊历史的黑暗时代已近结束，希腊人接受了两河文化的影响，包括字母、贸易方式，甚至城邦制度－而在两河流域，从事商业的城邦及原始民主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

所以城邦制度并不产生于古希腊，而一直为我们所不熟悉的，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产生背景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间，这个名称的原意是"水中央"。这是一块面积不是很大的冲积平原，腹地数百里内没有丘陵，没有石头，下游是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也是沼泽地。要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生存并不容易，所以两河文化的人们要在这种情况下，突破新石器时代的天然环境，另外创造一个环境。于是为了大群体的共同利益就构成了超级村落－就是后来城邦的前身。城邦之间之所以要联合起来，是因为人类感觉到需要拿团体的力量去获取资源，而这些资源有些是远征队带回来的，有些是集体交换的。资源共享是分配最主要的事情，最早的泥版文献之一就是神庙分配物资的记录。这种城邦国家的特点就是共享的与合约的－合约造成民主的现象。这听起来有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意味，但越是早期的人类生活越是受制于自然条件却是不争的事实。

城邦的人群结合原则是地缘的，它有个中心，以城邦本身为中心，地点固定，当地财富的收集也固定。地缘性可以扩张，每次扩张的过程中，又都要有新的合约、新的协议和新的

共享。

通过以上的描述和介绍，我们可以认识到三个问题：

1、城邦的产生与资源的分配、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2、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以共同利益为前提、以合约的形式来维系的。尽管大小城邦之间有实力差距，但在合约的签订问题上却是"平等"的－至少在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这种"平等"是极为难得的－这也深深影响了古希腊的社会制度。而柏拉图的《理想国》更是古希腊人的社会和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

3、城邦的结合相对较不紧密，因此在此时可以利益一致，到彼时又可有严重的冲突。所以古希腊诸多城邦国家一直冲突不断，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产生正是这两种特性在古希腊人身上的综合反映。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古希腊人也学会了如何分清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对他们来说，自我利益包含在公共利益之中，所以他们尤其重视公共事物的研究和探讨，表现在设计上，就是大量公共性设施的建设。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市中，这种在公共事物中寻求自身发展的思维方式已经基本定型了。从目前的考古和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来看，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生活中，公共活动相当多，相对应的公共性设施也很多。他们对公共事物的理解都沉淀在他们所营建的街道、市场、神庙、浴场、凯旋门和剧场等中了。

现代欧美国家文化中对"城市"和"公共性"的理解是与古希腊的"城邦制"一脉相承的，而且在与现代思想的衔接中，表现出了极好的相融性，并继古希腊之后，又产生了一代代的城市思想家。他们对城市、对"公共性"的关注又影响了一代代的设计师。如果说欧美文化影响下的设计师对"公共性"问题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应该是不过分的。

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起源比较(下)

第二节：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起源比较

1）中国的地缘人文与城市

2）政治军事在中国古城规划的具体体现

3）总结

一、中国的地缘人文与城市

中国城市的产生较古代的两河流域和古希腊均有很大差异。

中国文化发源的地方，我们称之为中原，印度河、两河、尼罗河三个河域加在一起都没有中国大。在这个小世界里边没有严重的交通阻碍，于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型的文化，每个邻接地区的文化都有差不多的面貌，其延续性是非常缓慢的改变。一方面在同一块土地上有许多中心互相挑战，另一方面在挑战比较中又互相学习，所以同与异竟辨证式地组合在一起。

就物资来说，中原地区大面积的黄土层又构成特殊的条件，黄土并不天然的肥沃，有赖人为的努力。长期改良耕种地区的条件，长期的稳定性，造成地缘的土著和亲缘的结合，同一地点的乡亲住在一起久了就变成一家人，使得在土著之外也有亲缘上紧密的结合。

另外中国的移民形态是填空隙，而不是长程移民。这个特性使母群和子群之间的距离并不疏远，互相依存的关系就可以保持很长久的时间。演变的后果则是大量人口在高密度的分布之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利于造成大型的复杂政团。这样扩展的政团可以是没有界限的。政团以人群作基础，而人群基础就符号来说，可以是血缘基础的同姓。例如炎帝和黄帝这两个族群就号称是兄弟关系。

这种结合的过程是不以地缘关系，而以亲缘为基础的。结合的前提是几方同宗或有婚姻

关系。在中国找不出像两河流域那种以地缘结合的方式，商代以后才有变化。商代的政治单位有两种平行的系统，一种是地区性的邑，一种是亲缘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胜，邑变成族的附属品，周代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中国的扩大政团遂是以亲缘的团体扩大的。反映在词汇上的是"天下一家"，我们的国与家不分，我们的扩张可以造成普世性的帝国，而这个普世性的帝国是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亲缘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因。

由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早期中国人的生活中，经济活动所扮演的角色是无足轻重的，它对早期中国的社会发展并没有起什么决定性作用。

在夏、商、周三代，"从考古资料看，三代城市作为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中心的证据几乎不见"。而位于城市中心的往往是宗庙，它才是聚落的核心。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它是祖先神主所在地，还是政治活动的场所－行使行政权力，发布政令的场所。

城市聚落基本上都是一个以宗庙宫室为核心的，围绕以手工业作坊和农业聚落的大型聚落，是不同等级不同地位的贵族政治统治区域的宗教礼仪中心和政治中心。这一时期，宗教活动和政治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权力是以宗教的名义而通过宗教活动的手段来行使的。宗庙是血缘组织向心力、凝聚力的中心和统治象征，又是在神的名义下礼仪用品的汇聚点，是剩余财富和社会剩余劳动的积聚、再分配和主要消费的中心。

"中国三代城市的这些特点对以后数千年的中国城市都产生了影响，即中国城市一直以作为政治、权力的统治中心，而不是以经济商业中心为其主要功能。"

若将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城市的特征同柴尔德的十项标准相比，其中第(1)(3)(4)(5)(7)共五项两者相同，表现出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其余几项则有相当大的差别，表现出各自文化的个性。两者相比：

中国三代城市中出了工匠外，还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是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 三代城市作为宗法政治中心，因主人的血缘宗法身份不同，所建宗庙的规格及拥有的礼乐器、城市规模等均不同，呈等级化；另一方面，其美术特征又表现出统一性。神权与政权合一的以宗庙为核心的都城作为剩余财富的积累中心，主要是将剩余财富用作宗教活动、自身消费等。手工业生产为贵族所控制，产品为贵族的宗教政治活动和生活所消费，用于再生产和商品交易的现象不明显。财富的流动上呈单向性向都市集中。

从考古资料看，三代城市作为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中心的证据几乎不见。

西亚的楔形文字和庙宇的泥版是庙宇内的祭祀和书记发明出来，用于记载庙宇的财产在世俗间的流通情况的，是帐单和契约，用于世俗人之间经济交往的记录，财富的经营迫使文字发明。中国的甲骨文则是用于记载国王、祭司对神的祭祀、占卜、祈神等宗教政治活动，是人与神之间的沟通交往的记录。政治宗教活动迫使文字出现。

中国古代，自新石器时代至三代，血缘组织一直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在城市聚落内表现为聚族而居和族墓地的存在，祖先崇拜是主要信仰，祖先宗庙为城市核心。这与西亚一带以分工、地缘组织为社会基层组织和城市聚落内的居住方式、地方或城市保护神崇拜为主不同。

侯外庐先生在谈到希腊古城与中国古城的差异时说："希腊古代的城市是基于经济的分业，故建立于土地私有的城市，必然发生城市的繁荣，而且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因了经济的基础决难有所迁移。在东方则不然„„据文献上，我们看到经济意义上的城市性质者绝少，而宗庙社稷意义上的城市性质者。

从中国历代都城格局的形式演变中，也可看出，军事和政治因素，在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政治军事在中国古城规划的具体体现

1.从"城"到"城郭"

在中国的古文中，没有"城市"这个词，而有的是"城郭"。所谓"城市"，自然是以市而城；而城郭呢，内城为"城"，外城为"郭"。

最早的中国城市，是只有"城"，没有"郭"的。如河南偃师的商城遗址中只有一圈城墙。 到了战国时期，在"筑城以为君，造郭以居民"的思想指导下，"郭"出现了。山东临淄的齐国古城就是由西南小"城"和东北大"郭"连接而成的。

唐长安城中，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中轴线的北部。这基本可以算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成熟形制了。

有意思的是，元大都竟然有三套方城-外城、萧城和宫城。从这种建城方式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越发地走向封闭和僵化，皇权的位置已经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2.都城由"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

从西汉到东汉，都城布局从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西汉以前的都城把宫城或者宫室造在西南部，而以东方、北方为正门，这是依据古代礼制而设计的。古礼制认为室中西南隅为尊长居住之处。《礼记·曲礼上》说："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室中西南隅谓之奥。

东汉以后，都城布局改为坐北朝南，是推行推崇皇权的需要。把皇帝祭天礼作为每年举行的重大典礼，规定在国都南郊举行，这是使都城布局坐北朝南的一个原因。

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是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而设计的。元旦大朝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的需要。因此，唐代长安这种棋盘格式的中轴线布局的出现，就是统一王朝的权力达到高度集中的一种标志。

3.俗语中"街坊"的解释

俗语中的"街坊"中的"坊"是中国古代一种城邑居民聚居的单位和防御单位。这种防御主要是为了防止"乱贼之人"、"奸遁逾越者"和"攮夺窃盗者"以及发生"男女无别"之事。春秋时代的齐国都城临淄有“里”制，与"坊"制的意思基本相同。其特点是"里城不可以横同"，即"里"只能有一条直通的道路，在"里"的一头或两头设有里门，白天打开，夜晚或特殊时期关闭。

到了北宋，由于商业的发展，东京的街道和"坊"都发生了变化。街道两边也有向街开门的居民了。

三、总结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的发展是以政治和军事的功能为首要考虑的。而城市生活的其它方面，则被推到次要地位，甚至被忽略了。所以中国古代的城市中，没有古代西方城市中的浴场、剧场等设施。连同市场置于城市之中，也并不是因为经济活动是城市的重要职能，而是为了满足达官贵人生活上的需要。中国城市的经济历来也以政治生活为中心，所以其街市的位置并不以市民生活的方便为准，而是看是否符合政治统治的需要。

中国古代的大型公共性建筑均是为祖先、神祗和君主们修建的。从今天的认识角度来看，是没有什么"公共性"可言的。

正是由于城市产生的不同原因，及自那以后的几千年中浸淫于城市中的文化的差异，使得我们今天在从事与城市、特别是现代都市有关的设计中，仍不时感到束手无策。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反而可以释然了：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必然造就不同的传统都市文明，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都市的发展也必然与其它事物相同，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前行，而其前进的步伐和方式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一直关注"公共性"问题的设计师们更应从城市产生的历史发展来把握现代都市发展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