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第15卷第6期 2009年12月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5 No6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Dec 2009

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朱义明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0)

摘要：黄老思想盛于西汉之初，但很快又在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归于消沉，并在此后近二千年的封建统治期间基本上没有再现西汉初年之辉煌。黄老思想淡出西汉社会政治舞台的深层次原因，是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存在着许多源自于黄老思想本源的难以调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所寻求的政治与经济解决途径有着很大的分歧与距离，正是因为这些根本性的原因注定了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暂时性和阶段性。 关键词：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大一统；中央集权；农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9)06−0790−05

黄老思想盛于西汉之初，但很快又在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归于消沉，并在此后的近二千年的封建统治期间基本上没有再现西汉初年之辉煌。黄老思想何以在中国的封建统治思想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造成黄老思想阶段性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汉武帝个人的思想偏好而导致没落吗？在此，我们拟从政治经济的视角来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剖析，试图来解答这些句题。

作为国家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休养生息”成为社会头等政治问题 在先后经历了春秋战国、秦王朝苛政以及西汉代秦的连年战争之后，整个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劳动阶层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1](489)

一、西汉初期黄老思想成为

统治思想的原因

秦王朝严刑峻法以及之后的迅速覆灭，引起了汉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以何种学说作为西汉政权的统治思想？对于这一问题应该说刘邦在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于是同样缺乏对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经验的汉王朝则采取开放的政策，“求亡书于天下”，礼聘秦博士和邹鲁儒生等学者，以探讨一种适合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思想理论，这反映了汉初统治集团在选择、确定新的统治思想方面，进行积极摸索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当面对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情况，对于统治阶级也好，对于各政治思想流派也好，都还缺乏充分的准备与深刻地认知。不过，现实政治最终要选择一种政治思想或者意识形态作为其治国的理论依据，西汉初年之所以选择了黄老道家

，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经济确实已经到了极端凋

敝的状况。如何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使社会尽快从战乱的影响中走出来，是刚刚诞生的西汉政权必须要解决的头等政治问题，而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政治理论很好地契合了西汉初年的社会政治现实。同时，汉初政治无力和民不聊生的惨淡局面，使社会又退回到了那种不同领域未加分化的原生性形态之中，这便为主张“清静无为”思想的黄老之学提供了最大的生存空间。这种功能混溶、领域不分的原生性社会形态，既是黄老之学存在的根基，亦是黄老之学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社会，即《老子》中所描述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2]。从效果上来看，从汉高祖到窦太后参政的汉武帝初年，一直把“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采取了“约法有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力禄，度官用，以赋于 民”[1](489)等一系列与民休息、强本节用的政策，为生产劳动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出现了“文

收稿日期：2009−08−11

作者简介：朱义明(1975-)，男，湖南邵阳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史，经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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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之治”的社会繁荣，《史记》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

不可食”[3](841)，历史史实上的西汉文景之时是否真的如司马迁所说无法考证，多少存在着溢美之词，但可以肯定的是整个西汉社会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恢复，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黄老思想对于解决西汉早期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核心统治团队多好黄老之学

刘邦的主要谋臣之一陈平就好黄老之学，《汉书·陈平传》中记载“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而陈平自己则说“我多阴谋，是道家

之所禁”[3](841)。汉初的重要思想家陆贾也在《新语·无

为》中说到“夫道莫大于无为……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泽来朝。故无为也乃无不为也”[4](11)。此外，张良、曹参也都崇尚黄老之学，即便是萧何在天下平定后也趋向“清静无为”。由于这些朝廷重臣都好黄老之学，则这一思想必然会影响到作为皇帝的刘邦，应该说在当时来说黄老思想已经被统治阶层的核心团队所接受。马上得天下的刘邦建国后接受了具有黄老思想的陆贾的建议，实施了治国方略，在陆贾《新语》中贯穿了很多黄老思想的治国理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无为》篇，王利器先生评价为“大倡清静无为之治。其精义所在，就是要求：人君在上而无为，百官在下而有为，……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4](11)。此外，也应该注意到汉高祖刘邦“不好儒”也应该起到一定的影响，《史记·郦生陆贾传》有刘邦“不好儒”的记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 也。”[3](841)

(三) 道家思想自身的发展演变

从春秋战国到秦朝兴灭再到西汉建国，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震荡时期，各种思想也都不断地进行着自我修正与兼容并蓄，源自于道家思想的黄老思想在继续坚持其理论本源的“道”的基础上，逐渐抛离了某些虚幻缥缈的理论元素，开始与现实政治结合，迈向了世俗化的进程，黄老思想着重发展了原始道家中救世治弊的思想理论，在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自然无为的天道中推演出治国救世之道。其中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老学派的代表作《黄老帛书》，这一著作中突出了“道生法”的思想，成功

地将自然无为之道与治世之道通过“法”结合起来，此后《吕氏春秋》、《新语》等著作在吸收了儒、阴阳、墨、名、法诸家思想的长处进一步把黄老思想进行了世俗化的发展与丰富，最终到《淮南子》将黄老思想集大成。应该说，原始的道家思想通过发展与演进而来的黄老思想是其能够成为适应西汉初期社会现实政治的重要因素。金春峰先生在其的《汉代思想史》中这样描述道：“历史的经验表明，法家思想仍然是这段时期适合社会需要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家式的崇尚仁恩，宗法情谊，妇人心肠，不仅不适合于战争时期的形势，也不适合战后建立社会秩序，奠定统治基础，削平反抗的尖锐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因此汉代统治者采用外具宽容、清净而内行严厉法治的黄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是很自然的。”[5]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最为重要的是黄老思想在西汉初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契合了西汉政府集团“休养生息”这一首要的政治目的，从而成为西汉政府集团的统治思想。然而，当“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经济的政治目的逐步达到，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

二、西汉推行黄老思想导致的

社会问题

西汉从汉高祖到武帝初年的大约七十年的时间，基本上是以黄老思想作为政府集团的指导思想进行统治的，一方面通过黄老思想的确使得“休养生息”的政治目标基本得到实现，但另一方面黄老思想的推行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大致总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百家争鸣局面再起

自西汉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以来，使得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再度兴起，不过这个时期的各种

思想都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陆贾、贾谊、淮南王刘安等人的著作都是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而作，同时又将各种思想兼容并蓄，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西汉推行黄老无为政治有关，又与当时如何有效治理中央集权大国的现实政治课题有关。但客观地说，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无法对社会中产生的各种思想进行有效的约束与控制，而多元的思想格局对于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治理来说显然是不利的，正如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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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489) (二) 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受到影响

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的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受到“无为”的影响，致使吏治败坏。汉初奉行“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 [1](489)，曹参为相时“见人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3](841)，在加之皇帝、丞相的政策，就使得君主与臣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构成了对中央集权统治模式的严重威胁。主要表现在：

(1) 汉初丞相的权力很大。丞相有独立的办事机构，总理中央行政事务，而且还有任免400石以下官吏的权力，对于600石到2000石高级官吏的任用，丞相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至于汉武帝初年，丞相田吩

无视武帝的权威，“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

[1](489)

。

(2) 诸侯王实力膨胀。汉初中央把相当部分的权力授予各同姓和异姓诸侯王，当时的诸侯王不仅封地大而且有较大的独立性，随着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诸侯王日益膨胀，他们“官制百官同制京师”，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以及至高无上的皇权，以至于出现了文帝时期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叛乱，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图谋与中央分庭抗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汉初实行黄老无为而治政治思想有关的消极后果。

(3) 地方郡县以及豪强权力很大。西汉初年郡县的管理者在地方财政方面权力很大，郡守在财政方面全权负责本郡的收入与支出，有征收赋税、征发劳役、调拨物质、考核县令、进行手工业监督等权力。郡守几乎重于当时的诸侯，在自己的郡中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财政权，中央对郡守的控制较松，这对中央直接管理是不利的。同时，一些地方豪强实力也迅速增强，并与当地官吏勾结在一起，“武断于乡曲”。《汉书·平准书》中记载“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3](841)。

(三) 豪强集团财富集中，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西汉社会在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指导下，既不控制盐铁等重要商业资源，也尽量不去影响社会的生产流通，这样就使得豪强集团的财富迅速增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例如西汉第一任丞相萧何就强买民田为子孙置业，地方豪强也巧取豪夺兼并土地，使农业家庭大量破产，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3](841)

。

(四) 吏治败坏

由于奉行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对吏治的管理也

奉行无为，不宜太多过问政事，致使各级官吏大多消极苟安、渎职怠工，官场上贪污受贿盛行，“张武等受贿金钱”，汉文帝知道了也不予处罚，这样就出现了贾谊《新书·时变》中所说到的“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6](97)的怪现象。《汉书·文帝纪》中这样记载“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可见当时官吏的执行力是非常有限的，针对郡县官吏不认真执行其举孝悌、力田、三老、廉吏之诏，文帝也直接提出过批评“今万家之

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 [1](489)

。

(五) 社会秩序混乱

黄老倡导无为，使得西汉社会秩序变得混乱，缺乏制度与礼仪，社会等级不清，社会风气也日渐败坏。贾谊在《新书·瑰玮》中描述说“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于俗愿，其所未至，以相竞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虽刑余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6](97)，另在《新书·俗激》中又描述道“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仪，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6](97)。

(六) 匈奴扰边问题

西汉王朝自建立以来就始终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和侵犯，一方面由于西汉初年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有限，再加之于诸侯王地方势力的斗争，无法调动大规模的军队与之对抗；另一方面也由于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汉初的各代皇帝基本都采取对匈奴的妥协政策，用和亲、开放关市和两族首领结盟的方式来缓和匈奴问题。而这种方式并不能改变匈奴贵族的掠夺野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助长了匈奴更大的贪欲，汉初的匈奴政策基本上都是在西汉政府委曲求全的条件下进行的，使得西汉王朝统治者处于极端屈辱的地位。虽然与匈奴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并非某个意识形态可以解决，但是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方向，的确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匈奴的侵扰也更为严重。

三、黄老思想最终失去统治思想地位

的深层次剖析

黄老思想作为西汉初年的统治思想，由盛而衰仅仅七十余年的时间，可谓短暂。那么何以黄老之学就如此地最终让位于他学(儒学)而失去统治地位了呢？学界有不少学者，往往简单地将这一转变归结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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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期，西汉已经强盛，武帝要变“无为政治”为“有为政治”，以抗击匈奴。这个理由显然是单薄的，如果仅仅因为武帝的个性使然或者匈奴问题的原因而改变国家统治思想，那么汉武帝百年之后黄老思想依然无法复兴就难以合理解释了。当然，也有学者罗列了汉初实施黄老政治所显现出来的诸多弊端，归结这些弊端源自于“黄老之学”自身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并最终导致了黄老思想的衰落，应该说这一解释原则上是具有合理性的，但似乎仍没有将问题诠释清楚。在笔者看来，黄老思想最终失去其统治思想地位是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无法平衡政府集团与豪强集团之间的不平衡

在相对封闭的农业经济的西汉社会中，政府集团、豪强集团和劳动阶层是主要的社会利益集团，由于社会财富流动的不均衡，以及通过土地兼并、盐铁资源和权力对价等途径，社会财富有向豪强集团流动的最终特性，再加之政治统治的需要，致使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相互的矛盾，而他们之间彼此的矛盾也就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因此而带来了诸多的不平衡。作为政府集团来说，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下，其统治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使社会相对“平衡”，而黄老思想在这样一种平衡的政治需求下，显然表现出了其理论本身以及政治实践中的明显的不足。黄老之学承老子之意，认为宇宙之本体为“道”，《淮南子》中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人为有形之体，亦即道之所在，“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欲身之得，就要行“无为”，这样才能合于道德，“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7]，这些都说明黄老之学秉承了道家以自然为本、无为的思维源头。在《黄老帛书》这一标志性著作中突出了道生法的思想，而这里所崇尚的法，它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和普遍原则而不是某一政治力量的意志，“道生法”的实质是自然与社会的同构合一，是自然决定社会，因而治理社会的最高原则就是因顺自然之道。正是基于这样的黄老政治理念，西汉政府集团在建朝之后基本采取放任社会经济发展，尽可能地少干预、少管理的治理方式，而在西汉农业经济社会中土地兼并几乎是社会常态，社会财富最终会大量流向豪强集团，反过来又加速土地兼并，黄老的无为政治在根本上就是放任农业社会的财富集中，放任豪强集团的迅速膨胀，这样就必然导致诸侯王、豪强集团的财富膨胀与西汉现实存在的大量的土地兼并，并由此挤压劳动阶层的利益，造成大量的流民，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事实上，如果继续按照黄老的无为政治理念行进，很快西汉社会土地兼并就会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则必然会带来系统性的社会问题，乃至改朝换代，黄老思想非但不能减缓这一社会财富向豪强集团的流动趋势，反而有助长这一趋势的作用，很显然这是黄老无为理论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缺陷。

(二) 难以平衡政府集团和劳动阶层的不平衡 既然黄老政治思想无法减缓社会财富流动的根本趋势，甚至有加速这一趋势行进的可能，在一个经济总量相对有限的农业经济社会中，就必然意味着劳动阶层遭受更大的剥削与侵害。西汉文帝时期，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谈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

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1](489)

。应该说，晁错的这段文字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文帝时期劳动阶层的现状，而且也将豪强集团与劳动阶层财富转移关系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求黄老统治思想在现实中平衡这样的社会现状的确存在很大的困难。然而在精神层面的平衡我们发现，对于黄老之学来说也是缺乏的，黄老之学虽然以道为本体，将仁义礼法结合在了一起，也倡导“仁义”和“道德”，更大程度地实现了道家与百家之学的融合，但是其所阐述的“仁义”和“道德”决然不同于儒家思想，黄老著作之一的《文子·上仁》中记载“古之为道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义。此六者，国之刚维也。深行之，厚得福；浅行之，薄得福；尽行之，天下服”，基于西汉建国的社会现实，在继承《文子》对于仁义阐述的基础上，汉初黄老思想对于“仁义”的理解更倾向于行仁义就是要实行无为政治。这种思想的指导方针显然也是消极的，劳动阶层难以对现实状况得到合理的解释，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精神上的平衡，这样就很容易导致社会混乱与动荡。

(三) 无法满足中央集权统治模式的需要

自秦朝正式确立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模式之后，汉承秦制，西汉帝国也在秦朝的基础上建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模式的国家，这一模式由于要求国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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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高度集中于皇权，就要求社会的制度、权力、思想、秩序都要高度统一。但是汉初以来奉行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显然无法满足这一统治模式的需求：

(1) 思想本源上并不强调集权。黄老道家的思想更强调主无为而臣有为，应该充分发挥臣的作用，认为君主应该“尚宽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统远”[4](11)，这在实际效果上削弱了中央的统治权威，客观上造成了丞相专权以及诸侯分立。

(2) 无法树立至高无上的君权。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黄老道家思想认为“君者也，外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以执也”[8]。显然，对于君主的这样一个界定很难成为君权至高无上的理论支点。

(3) 缺乏有效的政治手段和制度建构加强中央集权。黄老道家是哲学思想和治国之术的直接结合，更注重治国的思想理念，而缺乏制度的建构，因此在如何采取具体的措施来维护中央和地方的一致性方面，缺乏现实的政策措施。于是，黄老道家的治国理念对于中央集权的发展是存在着不协调的，君主权威应该建立在国家制度和国家结构的层面上，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治国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

(四) 黄老思想缺乏文化建设，这对于社会政治文明来说也是必须的

黄老思想作为西汉前期的官方哲学，其缺乏文化建设的特质也在根本上影响了其于社会政治领域的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我们知道，对于社会政治文明来说必要的文化建设是其内在所必需的，也是维系社会秩序与稳定的有效手段。而黄老道家中“清静无为”的

思想内核，使其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并没有系统化的文化建设内容，或者说系统性的文化建设是与黄老道家最核心的理论相冲突的，任何性质的禁锢都是与“无为”的理念相冲突的，这样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秩序出现混乱与无序，与其缺乏系统的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

由于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特别是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统治思想，存在着许多源自于其思想本源的难以调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所寻求的政治解决途径有着很大的距离，从而注定了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暂时性和阶段性。当西汉社会的“休养生息”的阶段性政治目的达到之后，黄老道家退出统治思想的位置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便有了后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家思想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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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Huang-lao Thought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ZHU Yiming

(NanKai Univ.College of Economics, Tianjin 300070, China)

Abstract: Huang-lao Thought flour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ut Wu-ti, the Han dynasty emperor, carried out “deposed all theory, Only Confucianism” and Huang-lao Thought depressed, the next millennium, the last feudal rule in the early years there was virtually no representation. It simply was a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China, the closed nature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inevitability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re were so many ideas from its origin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the problems with a unified centralized rule sought b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olution to a lot of distance becaus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se doomed the Huang-Lao Taoism as a temporary rule, and the stage thinking.

Key words: society of Western Han Dynasty; Huang-lao Thought; a unified country; centralization; agricultural economy

[编辑：汪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