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上海,简单的人
异乡人眼中的上海有两面，一面是势利、排外、琐碎；另一面是张爱玲、《色戒》、《花样年华》。这样暧昧复杂的城市气质，仿佛你从外滩典雅流彩的欧式建筑旁一拐弯，看见一排灰扑扑的旧式瓦顶房，遇着几个身穿睡衣的小市民在倒马桶。于是你就迷离；哪个才是更真实的上海? 作为“上海梦”重要元素的张爱玲，一直被误读。她笔下的上海，华彩霓裳皆浮影，真正的灵魂，是现实冷酷的行事法则。《倾城之恋》第一句：“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这拨快了的钟，霎时将读者推入上海的坐标。 上海人势利，但最歧视的，不是穷，而是“巴”。“巴子”是比“瘪三”更损的沪骂。作为“上海指南”的《长恨歌》，写老克勒和旧社会闺秀。落魄，过气，照样将自己打理得山清水秀。穷而不巴，最有品位。品位是上海的精神追求。安妮宝贝抱着哈根达斯流泪，卫慧告诉读者她的内裤是CK。她们很上海，她们的忧郁和色情，符合这个城市的趣味。上海只有小资，没有文青。 上海人把有品位的表象争奇斗艳给别人，回到家，外套一脱，皮包一挂，就是另一种居家形态。上海的小市民，是亭子间出来的小市民，是半尺杆头相扰的小市民。一扇大门一把锁，挤着六七户人家，鸡犬相闻，隔墙有耳。某某打老婆了，某某孩子不及格了，芝麻绿豆的琐碎，足够整条弄堂消遣几天。清晨，各扇门后走出刷洗马桶的女人；傍晚，放学的孩子歪戴红领巾，趁被父母寻着之前，在口袋里藏好汗津津的脏手，飞奔回家。空气中有固本肥皂和炒鸡蛋的气味，顺着弄堂走，是掉漆的朱门、玄色的机制瓦、褪色的清水红砖墙。沿陡峭的木梯上行，双开间的楼层后部，隐匿着窄小的后厢房和亭子间，瓦顶上掀出一扇扇小天窗。 “上海制造”的标签牌，大多出自异乡造梦人。大导演如张艺谋、王家卫，镜中的上海也失真。粗犷的山东大妞巩俐，怎么都摇不到“外婆桥”。张曼玉胜于秀美，失之华丽。华丽不属于上海女人。她们对美不偏执。在冲向看中的衣服后，第一举动往往是摸捻衣料，翻看线脚。 很“上海”的新天地，是上海弄堂的标本，涂了颜色，浸了福尔马林。拆迁改造毁灭了弄堂的实体，却无损弄堂文化的根基。上海人的新公房，和旧民居一样逼仄。对于空间的焦虑，造就精致有余格局不足的上海性格，也造就敏感而奇怪的建筑想象力。作为当代建筑丑闻之一的中远两湾城，就是这种想象力的印证。这苏州河畔的城池里，邻楼的居民，几能隔着楼隙抛媚眼，说悄悄话，玩击鼓传花。从高架驶过，黑压压的水泥丛林扑面而来，让人不自禁联想《后天》，联想一只奥特曼怪物突耸出来。 实惠是个很物质的标准，而文化，是物质生活的冗余。上海人的生活里，不太容得下文化。如果告诉上海人，你是作家，会问：出书赚大钱吗?如果告诉上海人，你是教授，又会问：做老师待遇挺好的吧? 以物质为度量衡，事情变得清晰简单。所以，和上海人不谈文化，只谈生意。无需喝大酒，无需称兄道弟，无需假装朋友。只要告诉上海人，这笔买卖，有什么好处，就够。上海是个适宜做合法生意的地方。用北京话形容，上海人作为生意人——靠谱。 靠谱的上海人，彼此有距离。很少呼朋唤友，掏心掏肺。聊聊无关痛痒的八卦，讲讲闲杂人等的风月。对于北京人，认识的人都可称“朋友”，上海人界定人群却谨慎：同学、同事、邻居……熟人。“熟人”不带主观色彩，仅仅描述事实：双方认识，有交际和接触，也许频率还不低。所以，你恨一个人，希望他寂寞，发配他来上海；你爱一个人，希望他安静，也请他来上海。上海，不比想象的更好，也不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