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克的"盲区"

耐克这样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公司，在他们眼皮底下却存在这样一个“发现不了”的盲区，真的很离奇

耐克的“盲区”

●本报记者 巫燕玲 广州报道

耐克正在调查一桩“陈年旧案”。此事关乎其中国供应商在2003年至2007年期间，私自将手工缝制足球业务分包出去，以致大量订单流落到中国部分地区的农村家庭中，包括有未成年的农村儿童参与到耐克足球的缝制工作中。

　　 这个事件与发生在2006年的巴基斯坦耐克工厂雇佣童工事件极为相似。当时，第三方机构FLA（公平劳动协会）对SAGA工厂进行调查时，发现了工厂大量使用家庭工和童工的事实。此事发生后，在舆论压力下，耐克中止了与SAGA工厂的合同。

　　耐克中国新闻发言人朱近倩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公司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接到了对其代工工厂使用家庭工和童工情况的投诉，并都进行了彻底的尽责调查，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充分证据证实相关的投诉。这项调查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而本报记者调查的结果则显示，2003年至2007年，大量耐克手工缝制足球的订单经其供应商分包，转到位于安徽金寨、江苏淮安等地区的农村家庭里。正如你在这期报纸上见到的图片所描述的一样，江苏淮安徐溜镇的孩子，在放学后，在家中菜园缝制耐克足球，每缝制一个足球，他们可以得到5元钱。

代工厂非法用工

　　阿平（化名）曾是耐克手工缝制足球在华一家供应商的前高管。在他任职期间，很多虚假的员工花名册和工厂产能，正是经过他的手递交给耐克的。离职时，为了保护自己，阿平将这些证据保留了下来。

　　循着阿平提供的线索，《中国经营报》记者随后又找到了耐克足球供应链上的多位关键人士，这个事件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2006年前后的近4年时间里，随着德国世界杯的举办，耐克足球的需求开始放大，其投放到上海万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代工企业的足球订单也开始逐渐增多。

　　为了节省成本，上海万德等代工企业在江苏淮安、江西婺源、安徽金寨等地开办工厂扩大产能的同时，将大量手工足球缝制工序转包给工厂附近的村民。

　　这是一种极为简单的劳工方式，工厂没有与村民签订劳动合同，不约定村民的工作时间。家庭妇女和农村儿童处在整个供应链的最底端，在他们的手中，完成耐克足球的手工缝制工序。每完成一只足球的缝制，他们可以得到5元钱。

　　据一位参与整个事件的人士描述，很多当地的农村妇女为了多挣5元钱，常常会身体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缝到深夜。一些儿童在放学后，或者在寒暑假期间，也会学着

缝制手工足球，帮家庭多挣点钱。

　　最大的受益方看似是工厂。它们用了最小的成本完成了耐克的订单，不需要支付劳工的加班费，也不会有因雇佣童工被查的风险。

　　FLA（公平劳动协会）中国区一位不愿具名的协调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之前在全球范围发生的诸如“血汗工厂”、雇佣童工、虐工等事件表明，耐克这样的“轻资产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一方面，耐克负有监督代工工厂规范用工的责任，但另一方面，代工工厂为了利润最大化，常常做一些品牌商不允许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耐克本身是FLA的发起者之一。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一系列“血汗工厂”的指责后，耐克曾一度被欧美国家的一些社会组织、校园团体“罢买”。2000年以后，耐克逐步向“反耐克运动”妥协，成立了社会责任部门，并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公平劳动的活动中。

　　阿平认为，责任主要应由耐克来负，“如果不是耐克将采购成本压到那么低，供应商也不会冒着工厂评级降低的风险去做这种事情。”

供应链“金字塔”

　　2006年前，在耐克北中国区CR部门（社会责任部门）备案的手工缝制足球加工厂中，有江西婺源万德制球有限公司、江苏宜兴方庄万德球厂、江苏淮安淮阴区徐溜镇万德球厂等三家。这三家工厂均由上海万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投资兴建。上海万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是耐克手工缝制足球在华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江西万德位于“中国最美丽乡村”的江西省婺源县思口镇，成立于2001年。江西万德整体的业务路线如下：

　　上海万德负责与耐克等客户洽谈接单，订单由工厂进行贴布、裁断、印刷，江西万德把球片拉到江西，并运用公司在江西当地的关系网络，将绝大多数球片运到婺源比邻的景德镇的一些加工点，按说生产链条到此结束，但有些加工厂为了利润或进度，会将球片分发到附近的村民手中。

　　手工缝制足球的制作有其特殊性，其工序分贴布、裁断、丝网印刷、缝制、胶胆、封口、整理和包装等进行。其中，缝制是唯一一个无法通过机器实现批量化生产的工序——它需要人工用针线进行缝制。

　　这道工序的价值，最终会体现在耐克足球的终端价格上。在商场漂亮橱窗里，相同材质和款式的耐克足球，普通足球的价格是198元，而经手工缝制的足球售价则为298元。

　　江苏万德与江西万德的业务模式类似。2005年11月，上海万德在江苏淮安淮阴区徐溜镇又开办了江苏淮安淮阴区万德球厂，并经过了耐克邀请的第三方FAIRLAND的认证，开始从事耐克手工缝制足球的生产。

　

　但在第三方审核之前，当地徐溜镇韩庄村的村办企业已经与上海万德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业务合作。当地企业从万德公司拉走球片，分发给当地农村留守妇女在家中进行球片缝制，并在“加工点”集中完成胶胆、封口工序，做成成品足球后，运回上海万德。

　　由于有数量众多的留守妇女与儿童，江苏省北部的淮安、沭阳、泗洪、泗阳、海门、泰州等地，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手工足球制造基地之一。

　　当然，供应商的这一切行为，都是瞒着耐克私下进行的。耐克在每一个加工厂都会张贴《供应商行为准则》，其中有明确的条款要求，禁止将耐克订单分包给未经其审核的家庭作坊。耐克的供应商都明白违反上述行为准则的后果。

供应商的数字游戏

　　2006年，世界杯在德国举行，足球运动开始了4年一次的狂欢。之前曾在全球范围饱受“血汗工厂”非议的耐克，在这段时间加大了对供应商及其工厂的监管。

　　熟悉耐克强势商业理念的人都知道，耐克绝不会把一种产品的订单全部交给一家工厂来生产。这么做，一来可以增加定价话语权，二来可以降低商业风险。

　　2006年6月29日和30日，耐克美国总部的EQUIPMENT的生产总监John Wilson与广州代表处的Julie Zhu对江苏万德、江苏百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进行了突击审核。在审核时，John Wilson和Julie Zhu在工厂记录中发现，很多员工在8小时内能够缝制8只或9只耐克足球，甚至有工厂的员工能缝制11个足球。

　　熟悉手工缝制足球的人都清楚，足球的缝制工序尽管技术要求不高，但从刚开始接触到成为熟练工，需要好几个月的培训。即便是熟练工，8小时内的正常产量也仅是4个足球。

　　按照一名业内人士略带调侃的话说，“如果一名工人8小时内能缝制11个耐克足球，完全可以去申报吉尼斯纪录了”。

　　2007年3月，耐克公司上海代表处的北方区社会责任经理Robert Zhou在得到消息后再次到江苏百恩去审核。这次他们在审核时留了个心眼，当天审核后悄悄留了个同事在当地，第二天早晨在江苏百恩的门口将正从家中来工厂交球的员工堵了个正着，并拍摄了许多照片，查出了该加工厂私自外发和使用家庭劳工的事实。

　　2009年9月21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Robert Zhou，希望获得更多的信息。Robert Zhou以公司有新闻发言人制度为由，谢绝了记者的采访。

　　实际的情况是耐克的供应商在数据上造了假。建立假的员工档案、涂改虚假考勤记录、编造产量记录、伪造员工签名，培训员工如何应答耐克的询问等是最常见的造假手段。通常在应付耐克检查时，工厂会用10元/天的价格，将附近的

农村妇女召集到厂里，做出在工厂上班的假象。

　　但造假同样需要动用很多资源，如员工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有时候员工的产量实际无法消化掉，只好编造了一个员工8小时缝制9只足球的产量记录。”阿平对记者说。

　　在被耐克调查出严重的非法外发加工的情况后，江苏百恩逐步退出了耐克足球的代工业务。随后，安徽金寨县的安徽鑫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也被查出了类似的情况。

　　据消息人士转述耐克指定的第三方审核机构上海FAIRLAND的私下闲谈，他们在审核安徽鑫晔时，曾一路追查到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大别山深处），发现了很多的家庭劳工。

　　9月25日，记者分别致电上海万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及其贸易公司上海先臻贸易有限公司，但其有关负责人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据记者了解，7月16日，由于耐克公司自查已经开始，上海万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两名负责人曾到耐克公司说明情况。在耐克中国社会责任部的办公室，两位负责人解释称，订单是工厂工人私自拿回家做的，工厂无主观故意。

耐克的“疏忽”？

　　在给《中国经营报》记者的回复邮件中，耐克中国新闻发言人朱近倩表示，2007年，耐克确实收到了类似的投诉，曾经对具体的内容进行过非常彻底的调查。2007年的调查结果是，关于该工厂的投诉内容未能证实。最近耐克再次收到这些投诉，并已再次进行调查。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新的证据支持这些投诉。

　　朱近倩表示，耐克将继续密切监控相应工厂，并和工厂管理层合作，一直遵守耐克的工作准则。

　　在耐克的上一轮对工厂的审查中，几家主要的手工缝制足球代工工厂相继关闭。据记者了解，很多工人在被告知无活可干时，根本没有想起应该按照工龄得到经济补偿金。当地的工人实质仍旧是农民，根本不清楚在公司清算时，自己有得到经济补偿的权利。

　　这里不能不提到耐克公司。在2003年至2007年的这段时间里，正值德国世界杯的举办，新一轮足球用品的消费周期就此引发。在体育用品行业全方位领跑于阿迪达斯的耐克，唯独在足球领域一直未能超越对手。

　　“时间掐得很准，上一轮的购买周期刚刚结束，耐克的社会责任调查就开始了。”阿平对记者表示，之前各代工工厂尽管都做了假账，但对于耐克这样的专业公司而言，在之前的3～4年里，一直没看透代工工厂制作的“糊涂账”，令参与造假的人都感觉很吃惊。

　　这其实一点都不难查。记者获得的江西万德当时的员工花名册显示，总数在顶峰时期不过130人（包括门卫、质检、管理人员，缝球工不超过1

00人），按照实际的生产率4只/8小时/人，实际月产量不可能超过10000只，而江西万德每月交货的产量是8万只。

　　阿平对记者表示，经常来工厂进行审核的，包括耐克的社会责任部门和QA部门（质量检验部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社会责任部门在对工厂进行社会责任审核时，是不把员工数量与工厂的实际产量来核对的，他们只根据工厂提供的工资表里的工作时间、加班时间、工资数额等项目，核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而QA在工厂审核时，只是重点看质量和合格率，并不太关心订单外发的事情。

　　尤其是在2006年，巴基斯坦著名的手工足球供应商SAGA被FLA曝出大量使用家庭工、童工的丑闻，迫于舆论压力，耐克公司被迫停止与SAGA的合同。在审核工厂方面，耐克并非没有专业知识和经验。

　　按阿平的话说，耐克这样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公司，在他们眼皮底下却存在这样一个“发现不了”的盲区，真的很离奇。

　　针对知情人士提供给本报的情况，耐克中国公司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表示公司调查仍在进行，相关细节的核实仍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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