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与"诗三百"新证

摘 要：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后世对此众说纷纭。事实上，“诵诗三百”是一种宗教祭祀活动，“诗三百”的性质接近于赞美劝诫的“颂”，与春秋时期各家征引的《诗》传本是不同的，与此母本下产生的《诗经》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篇》借助先秦象喻思维，用牧马象征任贤，“思无邪”则指为政之道：公平无邪。孔子用《鲁颂》中描述僖公执政的诗句总结“诗三百”，目的是通过赞美僖公，劝诫弟子汲取古诗的人文理性精神，继承周公、僖公之业。其中复周礼、扶周室之意不言而明。并无断章取义。

关键词：孔子 思无邪 诗三百

《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一语出于赞美鲁公的《鲁颂?》，郑笺曰：“（僖公）思遵伯禽之法，专心无复邪意。”为何孔子用“思无邪”概括“诗三百”，包咸曰：“归于正”。因评说过简，引起后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分歧可大致归为以下三类。

一、历来众说小结

（一）“思无邪”乃《诗经》之特性

1.将“思”解为“思想”，认为“思无邪”是指“思想纯正”。如杨伯峻《论语译注》：“‘思无邪’本是《诗经?鲁颂?篇》之文，孔子借它来评论所有的诗篇。‘思’字在《篇》本是无义的语首词，孔子引用它却当思想解，自是断章取义。”{1}张启成也说：“（思无邪）是指《诗经》所有的诗思想内容的纯正。”{2}

2.认为“思”无实义，为语助词。于省吾认为：“思无邪”之‘思’为语助词，并引典籍证明‘思无邪’是指《诗》内容广阔无边、包罗万象{3}；还有学者从文艺批评的角度，认为‘思无邪’不是思想道德方面的‘善’，而是内容和形式方面的中和之“美”等。{4}

3.对“邪”做出不同解释。李光地将“邪”训“余”，认为是说诗“穷尽事物曲折情伪变幻无有遗余”{5}；后来学者受其影响，将“邪”解为“馀”，则“思无邪”即三百篇的内容“无穷无尽”{6}；还有学者，将“邪”读为圄，认为是言诗之内容广阔无边。{7}

（二）“思无邪”乃作者之特性

如郑浩将“邪”读成徐，与“虚”义同。说诗是“至情流露，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8}，即“思无邪”是作者的至情流露；刘宝楠说：“今直曰‘《诗》三百’，是论诗，非论读诗也。„„而原夫作者之初，则发于感发惩创之苦心，故曰‘思无邪’也。”即“思无邪”是作诗人的创作意图：陈古之美以刺今之恶{9}；吕祖谦也认为“思无邪”指“作诗人所思皆无邪”{10}。

（三）读诗人“性情之正”

也有人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认为读“诗三百”能使人“性情之正”；或读者应本着“无邪”的思想，去理解“诗三百”。

如朱熹在《论语集注》里云：“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并认为孔子所言“思无邪”与《篇》之“思无邪”无直接联系，属“断章取义”。朱熹之说影响极大，后世学者多受其影响。如康有为《论语注》就直接引用朱熹原话{11}；杨树达《论语疏证》也引用《诗大序》原文，来阐释“诗三百”的教化意义{12}；朱自清《诗言志辨》：“‘无邪’只是专心致志的意思，孔子当是断章取义。”{13}钱穆说：“孔门论学，主要在人心，归本于人之性情。”“无邪”的“归于正”是读者的“性情之正”{14}；刘毓庆也说：“孔子所谓的‘思无邪’，便是对春秋时代诗学理念的总结。他要求人们从正道上来领悟诗意，不要想歪了。”{15}历来对“思无邪”理解，可归纳为以上三种。诸说有两点相似：1.“诗三百”指《诗经》；2.孔子引用“思无邪”，与《篇》原诗无关，属“断章取义”。其实不然。

二、“诗三百”与“思无邪”本义考

“诗三百”所指为何？孔子是否“断章取义”？孔子所云“思无邪”具体又指什么？以下逐一进行分析。

（一）关于“诗三百”

历代注家多将“诗三百”等同于《诗经》，其实不然。

何定生说：“诗的本源，不过表示一种文体――有韵之文――和‘书’之表示其为散文文体一样，所以‘诗书’连文，便可包括古代文籍的全部；我们也可以说，‘诗’只是一种文籍的类名。”{16}所以，“诗三百”可能仅是一种有韵之文的代称；许廷桂总结《左传》《礼记》引诗后提出，“在先秦，《诗经》只叫作《诗》，不称‘诗三百’”{17}；姚小鸥则认为“诗三百”只是一种称谓，极言诗多{18}；马银琴也倾向于“诗三百”是一专有名词。{19}以上学者皆已看出，“诗三百”与《诗经》并不能完全划等号。

先秦史籍中出现过“诗三百”称谓的，除了《论语》，还有《礼记?礼器》《墨子?公孟》。

1.《礼记?礼器》云：“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

陈戍国认为：“一献，大飨，大旅，飨帝，都是祭祀之礼的项目。依语法句法，‘诵诗三百’与‘一献’‘大飨’‘大旅’‘飨帝’并列，则‘诵诗三百’也应该是一种祭祀行为。盖古人有用诗文祭祀神灵的礼仪，所谓‘升中于天’是也。”{20}由此看出，“诵诗三百”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刘毓庆也认为，“诵”的本义就是“宗教祭祀的一种形式”，而且“颂”诗脱胎于宗教诵辞。{21}

《子路篇》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转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之所以将“诵诗三百”和“授之以政”联系起来，是因为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活动，最早根植于西周的宴享之礼，是对宴享礼仪形式的模仿。{22}孔子虽就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外交活动而言，但实际上透露出了早期“诵诗三百”与政教祭祀密切相关的讯息。早期社会，掌握“诗”且善于诵“诗”者，既是巫，又是王。如孔子崇拜的优秀执政者周公，有人考证就是文王选定的大巫。{23}张光直曾将新石器时代和三代划分为石器时代、玉琮时代、青 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认为在巫政结合的青铜时代：“（诗）作为通天工具之一的艺术，实在是通天阶级的一个必要的政治手段，它在政治权力之获得与巩固上所起的作用，是可以与战车、戈戟等统治工具相比的。”{24}

杨向奎也将中国古代史职的演变分为三期，即“神”职历史时期、“巫”职历史时期、“史”的历史时期。他认为，“孔子是第一代史家，但儒家传统仍兼巫职，他们相礼，儒家与商祝息息相关”{25}。

因此，“诵诗三百”是和政教祭祀相关的一种活动，所诵之“诗”的性质接近于专事王室祭祀之“宗庙之音”的“颂”，赞美先王德行，劝诫后世子嗣。而《诗经》中的“风”诗，显然不是为祭祀所作，不能承担政教祭祀的任务，无关乎宗庙的赞美劝诫。所以不能简单将“诗三百”等同于《诗经》。

2.《墨子?公孟》载：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期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

这段文献传达出两个信息：首先，“诗三百”能被“诵”“弦”“舞”，性质应与“美盛德之形容”的“颂”诗相似；其次，墨子十分推崇《诗》《书》等“先王之典”，曾多次征引《诗》，但此处却批评“诗三百”，只能说明“诗三百”与春秋时期诸家征引的相对稳定的《诗》传本是不同的，而这个传本则是现行《诗经》的母本，所以更不能将“诗三百”与《诗经》简单划等号。

董治安对战国时期“诗三百”的流传进行研究后，发现了大量的逸诗和文字差异，总结说：“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战国儒家所传‘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