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眼里的鲍勃·迪伦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文学评论家杨庆祥表示：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近几年“诺奖”中他最满意的一次，“瑞典文学院的那帮老评委们总算重新找到了‘诺奖’和文学的准则：文学必须是高度参与，高度社会化的艺术形式。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落户美国民谣歌手、诗人鲍勃・迪伦（Bob Dylan）可谓诸多个“没想到”。此结果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文学的创举，也有人表示“眼镜碎了，瞎颁！”而迪伦这个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中国人的音乐记忆中再次掀起狂潮。 　　“他是时间，也是世界” 　　瑞典时间2016年11月16日，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天，中国的微博音乐界变成了狂欢的海洋，李健、汪峰、左小祖咒等音乐人均发布微博庆贺。歌手张楚表示，这事儿对音乐界来说是个鼓励，特别是对中国音乐界。因为中国音乐在商业上的价值不够，所以得到的荣誉也不够。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文学评论家杨庆祥表示：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近几年“诺奖”中他最满意的一次，“瑞典文学院的那帮老评委们总算重新找到了‘诺奖’和文学的准则：文学必须是高度参与，高度社会化的艺术形式，而不仅仅是修辞或者讲故事。另外，请注意鲍・勃迪伦与1960年代的紧密关系。这也是他获奖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家北村却直言此次迪伦获奖是“瞎颁”。他认为，鲍勃・迪伦获奖，意味着新世纪以来文学边界的消失得到了正统文学奖最高权威的认可。这是本体意义上的，也是现代性的终结。 　　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很多都是听着迪伦的歌来认识摇滚民谣的。1983年，23岁的服装设计师朱敏得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个国外回来的朋友送给他几盒磁带，全是欧美当时大热的流行音乐，其中包括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美国歌手帕蒂・史密斯的第一张专辑《马群》，还有鲍勃・迪伦的《重访61号公路》。一向喜欢音乐的他如获至宝地拿回了家，尽管当时他并不知道鲍勃・迪伦是谁。 　　当鲍勃・迪伦的嗓音从音箱里飘出来时，朱敏被震住了。他拿起磁带，认认真真地记住了这个歌手的名字。很快，他便知道了这个人在流行音乐史上的地位，也知道了这张专辑的意义。 　　《重访61号公路》是迪伦在1965年发行的第一张摇滚专辑，也正因为这张专辑，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攻击―歌迷们在演出现场大骂他是民谣的叛徒。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便是在流行音乐史上声名大噪的《像一颗滚石》。 　　“所有中国的摇滚乐，今天那些还拿着吉他在唱的人，无论大家承认与否，接受与否，鲍勃・迪伦或多或少都对我们有过影响。”崔健说，“有一个叫‘滚石’的乐队，一本名为‘滚石’的杂志，台湾有一个叫‘滚石’的唱片公司，包括后来大家很喜欢用的和‘stone’有关的名字，都是从他的歌里出来的。” 　　身为中国的摇滚教父，崔健曾被媒体认为是中国最接近鲍勃・迪伦的人，但他并不愿意做这个比较，“鲍勃・迪伦是一个传奇。” 　　作家麦加表示，中国没有鲍勃・迪伦这样的人物，他请自以为像鲍勃・迪伦这样的人别自作多情。“鲍勃・迪伦不单纯是个词人、音乐人，他是时间，也是世界。他属于时间，属于世界。” 　　独立表达的歌手 　　在中国大陆，迪伦最早是以文字而不是音乐的方式出现的。两部大名鼎鼎的启蒙大作――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和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郑重介绍了迪伦。《伊甸园之门》有整整一章专讲迪伦，看得嗷嗷待哺的中国青年干着急，听不到歌，只能加倍把他想象成一个1960年代的革命尤物。终于听到而不仅仅是读到迪伦，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首《答案在空中飘扬》（Blowin’ in the Wind）。有人认为，迪伦在中国的最初乃至最大的贡献，是通过这首他25岁之后就差不多不再唱的成名作普及了英语。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鲍勃・迪伦的音乐在中国的流传，都只能借助于一些音乐杂志的推崇和人们的口口相传。“他很早就高高在上，年轻人都很尊重他。真正把布鲁斯音乐带到白人世界，推向全世界的，其中就有鲍勃・迪伦。”崔健说。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种名为“打口磁带”和“打口CD”的音像制品流入中国。当年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着音乐营养的那批乐迷们，后来有的成为中国摇滚的中坚分子，有的成为资深乐评人，有的依旧是纯粹的音乐发烧友。但几乎所有人，都听过同一个名字―鲍勃・迪伦。凡是写着鲍勃・迪伦名字的专辑，总是很好卖，有时候卖到50元人民币的天价（当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也有人抢着要。 　　“每次到达一个新的城市，我第一个要找的，总是这个城市的打口碟市场。而在每个打口碟小摊，我总会要求老板把鲍勃・迪伦的所有唱片都翻出来，让我慢慢挑。”一个叫涂涂的歌迷曾记录他的每一次寻觅。 　　从最初对南方民谣的刻意模仿，到一把口琴杀出血路，再到成为抗议歌手领袖，却在最高峰时拂袖而去，然后是插上电吉他被人狂嘘，接着是急流勇退回归田园，不断地诗化、哲理化，到如今的老布鲁斯姿态，迪伦无愧于“变色龙”的称号。民谣、民谣摇滚、乡村、蓝草、福音、蓝调……都被他随心所欲地玩过。 　　反叛二字，在鲍勃・迪伦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他拒绝人们把他视作大众偶像、“时代良心”或“道德的裁判和布道者”等等。这些赞美甚至让他觉得自己被“绑架”了。在一次颁奖礼上，他喝得醉醺醺地站起来，高声呐喊：“我不分黑白，我不分左右，也不是什么政治诗人，更不是任何人的仆人，我最多只是一个独立表达的歌手……” 　　真正的先锋就是做自己 　　2011年4月6日，70岁的鲍勃・迪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演出。当日的工体座无虚席，很多媒体甚至用“朝圣”一词来形容中国观众。张楚也观看了这场演出，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迪伦的低调，“他在一个非常讲究音乐张力的时代把大剧场布置成了酒吧，灯光也是那种感觉。没想到他的个性这么朴素。” 　　对于中国乐迷来说，这是一次好好地重听经典的机会。他们放下了那些小清新、小独立，花上大把时间、上网搜集一摞子资料、看一堆注释、观摩几出传记电影，在论坛与人交流，诸如此类。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英文阅读水平、吉他技巧、口琴技巧等都在大幅度提高。 　　“一个男人要走多少条路，才能将其称作好汉。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道海，才能在沙滩上入眠。炮弹要飞多久，才能将其永远禁缚。答案在风中飘荡……”鲍勃・迪伦的成名曲就是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这首《答案在风中飘荡》，很多人是听着这首脍炙人口的美国民谣长大的。张楚坦言，在他自己的音乐创作中，还真没有受过迪伦的影响，“他对我的影响体现在人生观上。”张楚说，他欣赏迪伦面对曲折人生的态度，“他有着客观认识自我的能力，我觉得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鲍勃・迪伦。“毕竟你要先理解美国社会，理解嬉皮文化，才能准确地去体会他的文化价值。年轻人听的是现代工业的产物，都是重型的音乐。而民谣的东西，没办法去融入。”崔健说。 　　鲍勃・迪伦从来都不取悦谁，他一直坚持演出。从1988年起，迪伦开始了“永不落幕巡演”（Never Ending Tour），平均每年100场，迄今为止已在世界各地演出了2300多场。“这是一种最好的对话方式。”崔健说。 　　如今，在中国居然找不到一个鲍勃・迪伦的歌迷网站。他的歌迷们分散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低调冷静。喜欢他的人几乎都上了一些年纪，受过教育，换句话说，鲍勃・迪伦的歌迷的门槛比较高，知识分子居多。 　　“鲍勃・迪伦越是不代表谁，他的影响就越大，那些总是想代表时代的人，越无法获得持续性的影响，那个时代过去了，他们就过去了。鲍勃・迪伦很低调，他一直在坚持做演出，从他的第一首歌到现在，这中间一脉相承的音乐形式，反而给了我们深远的影响。”崔健说。 　　2003年，鲍勃・迪伦历时3年在手动打字机上一键一键敲出了他的回忆录《像一块滚石》出版，最终将诗人和散文家的情怀表露无遗。该书进入《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榜单长达19周之久，还被全球数十家著名媒体评选为“年度最佳图书”。 　　书中，迪伦对自己被无限扩大为抗议、民权、嬉皮等60年代运动代言人表示不认同，甚至嘲讽。他是这么解读自己的身份的：“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的匠人。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 　　对于迪伦的获奖，有人感到吃惊，《大家》文学杂志主编陈鹏说：“干嘛吃惊？他另类，反叛，浪漫，不合作，不流俗，不冲大众而去，不为主流写歌，甚至不为主流金属摇滚、pop摇滚、朋克摇滚左右，他用干脆直接忧伤隐秘的诗句直指嬉皮时代的流浪之心……真正的先锋派！就做自己。” 　　上海作家黄煜宁说：“其实老头在名单上也已经好多年了，只是太多人把这个当笑话看了。很多摇滚、民谣甚至说唱的歌词都是绝妙的、冒着活气的、随时可以从舌尖上绽放的现代诗，嗯，比很多诗更像诗。瑞典的老头们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他们还是与时俱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