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武王]:浪漫主义的历史小说时间观

　　内容摘要：在刘保昌的长篇历史小说《楚武王》中，作家不单单在文献考据上颇下功夫，还着重于历史语境对于小说主人公熊通的渗透，历史语境对熊通的个人决策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就让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叙事特点：一方面，在重大历史史实上，秉持着“历史小说首先是历史”的观念，以现实主义还原为基本手法，绝不投机取巧；另一方面，在史料之外的地方，用言出必有典、细节必考据的手法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想象和虚构，用带着强烈个人色彩的故事填充了静止时间中的空白部分。在《楚武王》中形成的特殊的时间观，正如巴赫金所认为的，本来确定的一个时间点，在经历过作家个人设置的重重障碍后，终于走到了另一个时间点。选择世俗时间、传记时间和田园诗时间来填补传奇时间的空白，是刘保昌在小说创作中的精心创造。这部

　　小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不羁想象，洋溢着浓郁的诗性光辉。

　　关键词：《楚武王》 历史小说 时间观 时间点

　　一

　　刘保昌写作的《楚武王》是一部为楚武王熊通立传的历史小说，同时也用生动的笔法对楚史和楚文化作了详尽的介绍。

　　《楚武王》对史实的态度是相当严谨的，刘保昌是在用一种学者的研究型态度在做历史，频频引用各种典籍，在铜矿案中以举重若轻的态度将楚国法典《鸡次之典》作为例子，对于金、革、篃、箭之属文不加点、行云流水地介绍。斗伯比与姬荷在夜宴上也不忘对史载的乐舞侃侃而谈。正是以一种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精神来创作历史小说的。

　　而《楚武王》的优秀之处，不仅在考据上，更在于挖掘、提炼史料，选取重大事件来准确而客观地呈现楚武王熊通的一生。刘保昌以楚国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690年的历史记载为经纬，为楚武王的一生画像，着力捕捉他一生当中对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重要事迹。在写作《楚武王》这本历史小说的过程中，刘保昌不单单是在文献考据上颇下功力，而且还着重于历史语境对熊通行为活动的渗透，历史语境对熊通个人决策选择的影响与左右。这让刘保昌在写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方面，在重大历史史实上，秉持着“历史小说首先是历史”的观念，以现实主义还原为基本手法，绝不投机取巧；另一方面，在史料之外的地方，用言出必有典、细节必考据的手法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想象和虚构，用带着强烈个人色彩的故事填充了静止时间中的空白部分。在《楚武王》中形成的特殊的时间观，正如巴赫金所认为的，本来确定的一个时间点，在经历过作家个人设置的重重障碍后，终于走到了另一个时间点。

　　文学形象的时空体原则，最早是莱辛在其所著《拉奥孔》中十分明确揭示出来的。他确立了文学形象所具有的时间性质。后来由于巴赫金将时空作为主体的直观形式，与划分不同体裁的依据联系了起来。巴赫金所提出的传奇时间，现在也已经广泛运用于小说创作中，刘保昌只不过运用得格外高超和全面而已。

　　在《楚武王》的这部小说中，情节展开的出发点，是楚君蚡冒的嫡弟、大风堂堂主熊通初展锋芒，在随国传书救国，英武救美，一人之力让庸国国力衰疲，楚庸罢兵。情节的终结点，是熊通称王，造就千秋功业，奠定了楚国疆域、军事、政制和国都的基础。在这两点之间，展开了这本历史小说的全部情节。这两个情节点，就是主人公熊通最重要的事件，看似变化重重，处于惊险的心理紧张状态中，但实际上是静止的，是完全确定的。《楚武王》的故事并不是建立在这两点之上，而是建立在这两个情节点之间发生的事情上的。同时，这两点以外，《楚武王》的章节划分和情节推动，也都是以楚地当时的重大事件作为时间点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刘保昌选择了这些历史记载的重大史实作为骨骼，所有的情节都被规定在历史的理性和必然性的锁链之中。刘保昌会尽可能依照历史的完整情节来谋篇布局，笔下的人物故事与原来历史重大事件始末一致，在这些静止的时间点里，刘保昌还原了历史的本来情景，让人物的行动在每一个重大历史点上都有所推进。

　　此时命运安排已成为了一种大框架，蚡冒之死和熊通称王，这些历史事件本身无可怀疑，一定会发生，随着小说的发展也绝不会起任何变化。然而在两个重大事件中，熊通在君上蚡冒死后，是怎么经历了温峡伏击，斗仲比叛杀，东山关拥立新君而成为楚王的，这两个重大事件中的空白、间隔、停顿，才是《楚武王》真正表现意义的地方。这些空白并不会改变历史，也不会给历史中增添任何原本没有的部分，然而整部小说，恰恰是建立在这些时间空白上的。

　　而刘保昌的努力，就是试图再现逝去的过去，寻回失去的时间，并使它重新获得生命。他在楚武王熊通身边，饶有趣味地增加了婉姐和小致两个妙龄美姑，通过客观历史视野与具体而微的细部考察，这两个虚构人物的存在鲜活跳跃、栩栩如生，却并没有对历史事实产生任何改变，同时填补了情节发展的空白。

　　这些空白在巴赫金的《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书中，被描写为“脱离开正常生活轨迹的旁岔”[1]，这些旁岔不能增加起码的生理上的时间长度，也不能增加小说人物的年龄长度，它们置身于这些时间之外，置身于固有的规律之外。巴赫金提出过，“在这个传奇时间里，什么都不发生变化：世界依然如故。”[2]熊通依旧会依照历史称王，他的传记生活是依然如故的，但是在这段空白时间里，发生了无数的事情，填充了整部小说的情节空缺，延展了小说的脉络，意义与意蕴在此中间产生。

　　而在混沌和偶然、间断和凝滞、循环和重复中，作家的个人创作使得历史得以连续与完整。

　　二

　　巴赫金认为：“不同的时空体的运用意味着不同的体裁，而不同的体裁之间必然有着不同的时空体。”[3]《楚武王》在整体框架上使用的是传奇时间。但是在传奇时间的内部，填补两个静止时间点的空白的地方，又有着世俗时间、传记时间和田园诗时间的特点。在楚武王中，传奇时间是与其他几种时间观念紧密结合的。

　　首先，在《楚武王》的这些超时间的空白里，人物的生活道路取代了传奇时间，这些生活道路是由一系列的情节丰富惊险、语言吸引眼球的奇遇故事组合而成的。这些片段十分短暂，本身却一件接着一件，组成一个超时间的无限长的系列，精彩纷呈，惹人注目。《楚武王》的故事就是建立在这些超出时间之外的奇遇和与之相对应的时光上的。这些琳琅满目的情节，有一些是阴差阳错，有一些是由偶然所决定的。小致为了求子去会送子巫瑞，结果中了迷魂香和春药的计，被骗失身，但是因此导致了楚国彻查大小巫祝，熄灭了楚间淫祀、崇巫之风。斗缗灭权，是楚国权县尹，手握车马重器，却被一个亡国女子策反，反出楚国，在刘保昌的笔下运筹的历史，因许多微小的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竟引起天下格局的大变化。被史书大书特书的分久必合的历史，在《楚武王》中成了一个个偶然的奇妙组合。在传奇时间的两点之间所产生的超时间的空白里，刘保昌依据历史事实以现代文学形式进行了再创作，在作品中充分发挥想像力大胆的虚构，用来表现了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东西。 　　其次是传记时间。《楚武王》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部成长小说，以蜕变为基础，每一次经历过重大事件之后，主角熊通就会由内而外地上升与前进。两个静止时间点的中间，代表了楚武王人生上的不同时代，标志了楚武王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刘保昌在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会刻意使用两三套笔法，描绘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刚开篇的时候，庸国上庸城北门外的关卡处，熊通第一次登场，他的形象是一个身高八尺，年纪二十三四，面目黧黑，双手粗糙的黄袍大汉[4]，眉目之间气度沉雄，豪气干云意气风发，能够路见不平出手相助。自立新君，登上楚国宝座以后的熊通，赏罚之间杀伐决断，在遭遇巫瑞、卞和等几次事件中，一律严惩不贷，毫不留情。称王以后的熊通，已年届六十，身着一套金光闪闪的熟铜铠甲，手持“楚公家秉戈”，卓立帅车之上，“油然而生一股征服天下的虎气雄心”[5]。武王五十一年时，熊通已经八十余岁，患有心痛之症，须发皆白，老态龙钟，但运筹帷幄、豪气犹存。刘保昌有意塑造了三四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是被静止的时间点所分隔的，但是又被它们所联结起来。这些静止时间点所具有的意义，不仅在于成为了每一次人物推荐的关键点，而且在于静止时间点的顺序也是不能颠倒的，序列必须是依次而下。这些静止的时间点，恰恰决定了熊通最后的形象，也决定着他最后整个生活的性质。在刘保昌的妙手串珠之下，在时空的穿梭中， 熊通个人的人生经历、杀伐征战、时代背景的风云际会清晰地浮现出来。而填补这些静止时间点中的空白时间的，就是刘保昌个人创作出来，清晰地展现了熊通这样同一个人，是怎样以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形象出现的，这些不同形象又是怎样在这个人物身上结合起来的。

　　最后是田园诗时间。田园诗时空体中的生活，对其时间发生的空间，有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生活短暂易逝，往事一去不返，但这些时间都与楚地紧密相连，荆楚文化哲学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这么多年来都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程。即使楚武王已经死去近三千年，楚国早已经灭亡，但是整个楚地的风俗、习性、风情却无大变化。在这楚国这样一个狭小有限的空间世界中，代代相传的生活却是无限的绵长。在这样一种附着于地域的时间里，楚沅巫风、民间娱乐、山乡风俗，这些情节和与之对应的时间，也成为了填补超时间空白的一部分。春祠、夏礿、秋尝、冬烝[6]，《楚武王》中的生活，也都脱离不开祖辈居住过、儿孙也将居住的这一具体空间。

　　在刘保昌的小说中，对于时间的神秘性总有一种异常敏锐的感觉。作为骨骼支撑全书的传奇时间，与作为血肉填补了超时间空白的世俗时间、传记时间和田园诗时间，特征都具体可见，浓缩凝聚在小说之中。它们相互间又紧密交织，汇合成整个楚武王时代的整体标志。时代于是变成了具体可见的东西，变成了清晰的情节。

　　三

　　选择世俗时间、传记时间、田园诗时间来填补传奇时间的空白，是刘保昌的精心创造。刘保昌在写作《楚武王》的时候有意地保留了这些时间空白。并不是他无法做到以文献为基础尽述历史，而是避开了现实主义完全还原的写法。刘保昌在整体发展脉络上谨准史实，在日常碎屑细节上“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但是他也没有放弃“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个人发挥。这种选择的原因，就是刘保昌想要特意保留的一种浪漫主义气质。

　　刘保昌作品里的浪漫主义趣味，体现在很多个方面，这让《楚武王》这篇小说与它的所描绘的背景一样，具有了某种雄奇奔放、绚丽无羁的风格。

　　首先，这种浪漫主义趣味体现在高傲的作品人物上。小说中所描写的主角楚武王熊通，他一出场，即展现了“一人敌”的力量，救下来了美少姑卢妫，这之后的营救斗伯比，制服武云纵，北伐东征，这一系列的事件，都在这个人物身上充分体现了“勇”与“智”的统一。主角熊通就是一个血管里流着贵族血液的且具有诗人气质的军人，对世界富有天真浪漫情怀，有着广阔胸襟与过人才智，他的“我自尊耳”的个人追求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因此，熊通的刻画使得《楚武王》作品充满着对人类自身力量和自我尊严的赞颂与护卫。不仅在于主角熊通，《楚武王》中特意刻画的一些悲剧人物，比如因战败而自刎于世的公子暇，刘保昌刻意描绘了他的自裁用以提升他的精神，让他在某种困境中显示出来了一种人性的完美意向。“莫敖手持宝刀，横在颈项之间，然后一抹，那颗骄傲的头颅飞扬起来，血花迸溅，直跃三尺，喷射到营帐篷顶”[7]，将公子暇的英雄主义精神状况外化成为了某种视觉形象的表达。英雄是浪漫的，这种浪漫是辉照平凡现实的一抹亮色，体现了不完美的人类对完美的心理渴望。

　　其次，这种浪漫主义趣味体现在雄大的场景描绘上。《楚武王》中的场景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大场面，“山风习习，刁斗声声”[8]，“火光映天，星斗失色，杀声动地，水流不前”[9]，从扯开全篇序幕的楚庸之战、温峡之中惊心动魄的暗杀行刺，卢邓联军大败公子暇的血腥屠杀，到最后楚随激战中的武王之死，所有对于场景的刻画都有着人数众多的特点，并且在无数人物描绘中必然有一个唯一中心人物的存在。所有的其他人物都是环绕在中心人物周围，这样的描绘使得整个场面产生了触目惊心的视觉效果，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力，熊通在温峡遇伏，剑影错综，莫不环绕熊通的雄武。两侧山势陡峭，水势浩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为了刺杀一人不惜浮尸百里，这样的铺垫渲染，将整个场面变得惊天动地，险峻万分。《楚武王》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追求画面的纯净感。这种纯净感体现在场面的整齐一致，不容杂质，高度统一。对于数量众多而绝对统一的场景，刘保昌表现了他的偏爱，无论是“鼓声若雷，鱼鳞成阵”[10]的车军之战，“蚁附蚋聚，前后相踵”的攻城之战[11]，还是“血溅如雨，摧枯拉朽”[12]的步军之战，全部都体现了一种鳞次栉比的审美倾向，车马奔走匪匪翼翼，兵戈箭蝗井然有序，士卒行列训练有素，旌旗蔽日，声势浩大。《楚武王》中描绘的战争是一种纯粹春秋时代的行伍配合，互相策应，由中心人物带领，具有一种冷兵器时期特有的整齐与统一。对这种场面的描绘让这些对于时间转化的历史景象的描述，这些离奇而短暂的蒙太奇的瞬间，都变得具有了一种崇高感，浪漫主义意义被外化为一组组宏大的场景。 　　再次，这种浪漫主义趣味还体现在淋漓尽致的情感抒发上。《楚武王》不同于同时代的众多历史小说，着力于对历史人物的揶揄嘲弄，刘保昌的历史小说中戏拟的成分非常弱，基本上没有。首先注重的是情绪感觉的书写，表现了一种生存体验。这样的书写多了一份感伤情绪，而少了一分油滑腔调。在一些市面流行的颠覆小说创作中，作家缺乏拥抱生活的热望，更多地是反讽和揶揄，情节是破碎的，缺少宏大的历史感和对历史抗争的意识。而带着浪漫主义趣味写作的刘保昌，在描绘楚国人的独特的待世情感上，用了一种格外张扬的笔法。每晚都送一碗豆腐给路边“鬼”的琴伯，二十年前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汉子，他为父报仇，本该入狱处死，但是被熊通救下，十多年来琴伯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熊通的死士，不仅用自己的命回报恩主，还把自己的儿子也奉上。在描绘这一段情节的时候，刘保昌的审美情感是冷静而低沉的，“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岂非就是男人为人一世的原则，岂非就是人活一生的意义？”[13]最后半个肩膀被利斧劈开，仆倒尘埃，琴伯之死写得气壮山河。这种浪漫主义的旋律，这个三千年前的辉煌乐章，却奏响在情感如此贫瘠匮乏的21世纪。《楚武王》中的情感是辉煌的，是至死不休的，有一种舍生取义的短暂与悲哀感，同时也有一种可以照耀历史篇章的蓬勃感。这种张扬的情感描绘犹如一道闪电，短暂而不朽，这是与雄蛮的楚地浪漫主义气质分不开的。

　　最后，这种浪漫主义趣味又体现在了刘保昌的乌托邦情结上。《楚武王》是一部歌颂受难的传记，他的中心思想是执着于“我自尊耳”的绝对完美追求，以牺牲自我的姿态，不遁地追寻、向往、设计。刘保昌的浪漫主义思想融入进小说里，形成了一种对于诗性美的渴望。这种诗性艺术，在刘保昌的《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被描述为荆楚气质，而与荆楚文化哲学的“纵情大化”、“物我合一”的艺术思维相接近[14]。《楚武王》中的人物，一定要人与绝对的较量，他不甘一切，要试图改变，要向上延伸。因此在故事的最后，熊通已经成为了一个英雄主义的图腾，代表了一种刘保昌式的个人追求。他是在表达生存体验感受，而不是在进行历史的重铸。他是在把自我的痛苦之源以及不断寻求的救赎超越放进历史，而不是在进行历史的复读。

　　四

　　刘保昌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填补的超时间空白，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偶然性的特点。但是正如赫尔德所认为的那样，“人类创建自身的民族历史时，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并非理性的推动，而是靠诗人原本固有的想象、激情和敏感性。”[15]每一个人类时代都是它的前一时代的结果和它的后一时代的必要准备。楚地的浪漫主义气质是源远流长的，刘保昌记录历史的方式保留了这种浪漫因素，也就保留了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个体性、内在性、神秘性、精神性和情感性因素，并且给了它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不是单纯以抽象的名义加以肤浅地蔑视。带着这样的一种浪漫主义想象的历史小说，洋溢着一种诗性的光辉和无限的审美意境。

　　正如刘保昌自己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楚武王》中，带着作家自己的自叙成分，在这篇《后记》里，刘保昌一连用了五个名词来定义这样一本书，“这是一本饱含爱恋、青春、理想、奋斗和正义的书”[16]。所以这一本书，从立意构思、史料选择和分布到语言文字的锤炼，尤其是对于超时间空白的填补，都体现了刘保昌的浪漫主义情趣，因而这样一本历史小说本身的魅力，远远大过了楚武王熊通跌宕生平的记载。

　　荆楚文化中的雄奇、张扬、诡魅的地域色彩，使得其与儒墨的正统主流思想格格不入，多年以来一直退居于非主流的地位。浪漫主义色彩显著的“无用”、“逍遥”等等文化品格，决定了它不可能充当主流话语的历史命运。刘保昌着眼于被边缘化的荆楚文化，退守于这一主流之外的小天地里，正是与他个人的浪漫主义情趣分不开的。所以《楚武王》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就自然而然地将自我的真实之思融入其中，充满了对心灵世界的深层次体贴，而不仅仅是历史的还原。刘保昌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的憎恨与情爱，将古代与现代错综交融，形成了一个充满了夸张、怪诞、反常的楚国世界，浪漫主义的精神延绵至今，从开篇一直延续到了最后一页，一直延续到了刘保昌的一首小诗“山重水复当年事，丹青难写是精神”[17]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楚武王不只是死了近三千年的古人，不只是历史当中那个“我自尊耳”的春秋霸王，而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昨天才刚刚告别人间。

　　注 释：

　　[1][2][3]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文集·小说理论》，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5、425、426页。

　　[4][5][6][7][8][9][10][11][12] [13][16][17]刘保昌：《楚武王》，武汉：崇文书局，2012.11页8，210，17

　　5，279，6，16，218，17，160，25，310，310。

　　[14]刘保昌：《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9页393。

　　[15]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第一卷，页249。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