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中国FDI与中欧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对1995―2006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FDI存量对中国出口促进大，而FDI流量对中国进口促进作用明显。同时发现，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增加对中国对欧贸易顺差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直接投资 贸易 经济关系 欧盟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21－08 　　 　　引言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对于双边的意义十分特出。2007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3561.5亿美元，欧盟对中直接投资超过美国和日本，中欧贸易增速在我国前五大贸易伙伴中名列首位。 　　在中欧贸易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欧贸易摩擦也在增加。其中，中欧贸易不平衡的加剧是中欧贸易摩擦加剧的重要原因。2007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到1342.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50.1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总体贸易顺差的51.2%。 　　揭示中欧贸易迅速发展的决定因素对于进一步深化中欧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 　　实证分析，对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是中欧贸易发展和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加大的重要因素。 　　 　　文献综述 　　 　　贸易与投资的替代关系最初由罗伯特・蒙代尔(Mundell， R.A.)提出。1957年，蒙代尔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得出在两国产出效率相同的情况下，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贸易壁垒的存在会导致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的障碍则会产生贸易。维农(Vernon， R.)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有可能对母国的出口产生替代作用。［1］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不仅会产生替代效应，而且也存在贸易创造的效应。但是其前提是“要从投资国潜在的比较劣势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提高投资接受国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生产函数，并使之成为显在的比较优势产业”。［2］ 　　新贸易理论根据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产品差异化等，剖析了贸易的成因，结合跨国公司在全球资源整合的能力，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使各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细化，由此形成国际贸易的扩大。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资源导向型直接投资和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两类投资对贸易的作用不同。前者具有促进贸易的作用，而后者具有贸易替代的作用。 　　关于中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直接投资利用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Liu、Wang和Wei（2001）利用19个国家和中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流入中国的FDI和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进口引发了FDI，同时FDI又引发了出口，并且发现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3］ 　　冼国明、严兵和张岸元（2003）运用单位根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证明了外资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的增加反过来对我国吸收FDI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4］ 　　王洪亮和徐霞（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中国与日本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日本对华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互补关系。［5］ 　　陈继勇、秦臻（2006）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对1992―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时滞。［6］ 　　目前国内对国际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大多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关于中欧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较少。欧盟的投资项目具有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单项规模较大、大型公司投资较多的特点。欧盟对中国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完全可能有别于其他来源国的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此揭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关于中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直接投资利用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Liu等，2001；冼国明等，2003）。 　　目前国内对国际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大多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关于中欧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较少。欧盟的投资项目具有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单项规模较大、大型公司投资较多的特点。欧盟对中国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完全可能有别于其他来源国的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此揭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中欧贸易投资关系 　　 　　1.中欧贸易现状 　　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交后，双边贸易快速发展。90年代初期，由于欧共体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双边贸易曾出现过大幅的下降。1991年贸易额仅为116.1亿美元，下降了近50%。但从1992年起，中欧贸易开始恢复，并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除了1996和1997年，其余年份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2003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1252.2�亿美元，同比增长44.3％，而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4年5月，欧盟扩大为25国后，欧盟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772.87�亿美元，占中国总贸易额的15.35%。1975年中欧双边贸易额仅24亿美元，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07年贸易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增长超过100倍。［7］表1显示了中欧贸易的发展状况。 　　从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欧盟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其他有纺织、服装、鞋、箱包、玩具、收音机、组合音响、医药、塑料制品等。中国从欧盟进口以资本品为主，包括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工业原料、钢材、医药、初级塑料等。自1997年开始，中国对欧盟贸易开始出现顺差。近年来，随着中欧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呈逐步扩大趋势。统计表明，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由1997年的46.2亿美元（欧盟15国）到2007年的1342.32�亿美元（欧盟27国），增长了接近30倍。图1显示了中国与欧盟的进出口变化和贸易顺差的变化。 　　 　　2.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现状 　　相对于中欧贸易而言，欧盟对华投资起步较晚。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一直稳步增长，但到90年代以前，投资规模一直很小。从外资项目数看，每年只有100个左右；从实际利用外资额看，每年的规模只有2亿美元。1993―1997年是欧盟对华投资急剧膨胀的阶段，从1993年的6.71亿美元到1997年的41.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50%以上。从1998开始，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进入调整阶段，这一阶段欧盟对华投资起伏波动较大。1998―2000年投资停滞不前，实际投资额一直在40亿美元左右徘徊。2001―2002年受美国经济衰退和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规模开始下降，从2000年的44.8亿美元下降到37.1亿美元。2003年起欧盟在华投资恢复增长，2006年实际投资达到了53.9亿美元。

　　欧盟对华投资虽然有过波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稳步上升的。按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计算，从1986年的1.8亿美元到2006年的53.9亿美元，增长近30倍。截至2006年12月，欧盟在华累计投资项目25418个，合同金额979.5亿美元，实际投资531.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引进外资的8％。在欧美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2001年中国“入世”使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欧盟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力度，纷纷制定长远投资规划。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欧盟跨国公司正在形成新一轮对华投资热潮。欧盟对中国实际直接投资的变化如图2所示。 　　欧盟对华投资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首先，投资集中于生产领域。从科技、电子、海洋开发、能源、电力到化工、纺织、有色金属、冶金遥感等领域，涉及的主要是中国急需发展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其次，项目平均资金投入比较大（资本密集），投资项目技术含量高（技术密集）。欧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75%的项目的技术水平处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在技术转让方面，欧盟较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要开放，限制较少，是中国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而获取先进技术、关键设备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三，以大型跨国公司为投资主体，投资方式趋向独资控股和兼并收购。欧盟在华投资以大型著名跨国公司投资为主，中小企业来华投资较少，已在华投资的少数中小企业多是作为大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最后，投资地区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由于区位优势成为吸引外资最多、发展最快的地区。 　　 　　3.欧盟各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随着欧盟不断东扩，成员国越来越多，目前有27个。但是这27个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与中国的经贸交往水平也相距很大。从贸易方面看，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这五个国家的贸易额占中欧贸易总额的70%以上。特别是德国，2007年中国与德国的贸易额占了欧盟27国总贸易额的26.4%。在欧盟原15国中，爱尔兰、丹麦、奥地利、希腊、卢森堡和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很少。2006年，这6国和中国的贸易额合计247.25亿美元，仅为中德贸易额的26.3%，中欧贸易额的7%。新加入的12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也较小，只占8%左右。欧盟各国在华投资规模也不平衡。欧盟对华投资主要来源于英国、德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5个国家。截至2007年，上述5国累计在华实际投资520.89亿美元，占欧盟对华实际投资总额的88%，而其他国家总计只占10%左右。 　　从图3可以看出，欧盟各成员国在中国的FDI存量与其和中国的贸易额分布之间存在相似性，即对我国直接投资存量占总存量大的国家其与中国的贸易量占总贸易额的比例也大。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五国同时是中国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外资引进国。而奥地利、希腊、卢森堡和葡萄牙等国，无论对华投资还是贸易量所占份额都很小。因此可以推测，欧盟各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贸易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为验证这种关系，下面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模型建立 　　本文从贸易引力模型出发进行研究。贸易引力模型是非常具有实效性的分析工具，最初出现在Tinbergen (1962)和Poyhonen (1963)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所作的研究中［8］。贸易引力模型指出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一系列变量相关，其核心变量是进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和相互距离。其中，经济总量代表进出口国的供求能力，与两国间贸易流量成正比；距离代表两国之间的贸易阻力，与两国间贸易流量成反比。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Tij=AYαiYβjDλij� 　　其中Tij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贸易流量，A是常数项，Yi和Yj分别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国民收入，Dij表示国家i和j之间的距离。将其转化为线性对数形式即为： 　　lnTij=lnA+αlnYi+βlnYj+λlnDij 　　以上的重力模型主要从需求角度刻画了贸易的决定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不仅影响贸易双边的国民收入，而且会改变双边的资源配置、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由此对贸易形成进一步的影响。考虑直接投资在贸易中的特定作用，我们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直接投资变量（FDI）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拓展后贸易决定模型满足如下关系： 　　lnTij=C+αlnFDIij+βlnYi+λlnYj+ηlnDij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实证分析。面板数据与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相比，样本点充足，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有效地避免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问题，从而可以更好地研究经济行为变化的动态性。本文采用以下的计量分析模型分别进行检验。 　　lnTij=C+αlnFDIij+βlnEGDPij+λlnCGDPij+ηlnDi+εit 　　其中ε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欧盟各国，t表示年份。为了分别考虑FDI存量和流量对贸易总额、出口和进口的影响，本文的被解释变量T分别表示贸易总量（TR）、中国对欧盟各国的出口（EX）、中国从欧盟各国的进口（IM）以及出口与进口的比例(B)。B值越大表示中国对欧盟的顺差越大。而解释变量中的FDIij分别用存量和流量进行分析。本文分析中未将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其原因在于直接投资存量中包含了直接投资的流量。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其预期影响见表2。 　　 　　2.数据与方法 　　截至2007年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但2004年后加入的12国加入时间短，且对中国的贸易投资所占份额很小，所以本文选取欧盟15国（英国、德国、法国、丹麦、荷兰、比利时、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卢森堡、希腊、奥地利、芬兰和瑞典）1995―2006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采用存量数据，用0.1的折旧系数对前一年的直接投资存量进行折旧。数据来源于http://www.fdi.省略 中国投资指南网站和http://www.stats.省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单位：亿美元。 　　中国和欧盟15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亿美元。中国和欧盟15国各年的GDP数据来源于www.省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单位：亿美元。中国与欧盟15国的距离以双方首都之间的距离来计算，数据来源于www.省略 网站，单位：千米。

　　在计量方法上，利用Eviews5.0软件，基于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于计量模型中包含与时间无关的解释变量Dij，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3.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对贸易总量（TR）、中国对欧盟各国的出口（EX）、中国从欧盟各国的进口（IM）的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的（1）～（6）列。其中（1）～（3）列为选择FDI存量作为解释变量的分析结果，（4）～（6）列为选择FDI流量作为解释变量的分析结果。为了便于区分，表中用FDIS表示直接投资存量，FDI表示直接投资流量。 　　从（1）～（6）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2值均在0.7以上，方程拟合度较高。除了出口方程lnD的系数外，其余解释变量的系数都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无论是选择FDI流量作为解释变量还是选择FDI存量作为解释变量，其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欧盟对中国的FDI对中欧贸易具有促进的作用。FDI存量增加1%，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0.207%，而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加0.109%。FDI流量增加1%，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0.1216%，而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加0.131%。比较上述结果可以发现，直接投资存量对出口的影响大于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即直接投资对出口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而从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上看，直接投资流量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由此说明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可以在短期内显著扩大中国从欧盟的进口，但长期内对进口的作用会有所减少。欧盟在中国投资的大多是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目的有两点，一是通过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进行产品生产的整个或部分环节，以节约总成本；二是借此进入中国的庞大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盟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中国融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中，公司内贸易增多，促进了中欧贸易的发展。此外，欧盟在中国进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也对中国国内其他企业的生产结构转变产生影响。在国内市场被欧盟企业挤压的情况下，国内的企业会将资源转移到国内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形成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欧盟的大量出口。 　　在各个回归结果中，lnEGDP、lnCGDP和lnD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说明欧盟各国和中国GDP的增长都对出口和进口贸易量起促进作用；而距离的系数均为负，说明距离对贸易起阻碍作用，所有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实证分析结果上看，中国GDP增加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欧盟国家GDP增长对贸易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中欧贸易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采用投资存量的方程中，欧盟国家和我国GDP增加１%， 双边贸易分别增加0.968%和1.11%。在投资流量方程中，欧盟国家和我国GDP增加１%， 双边贸易分别增加0.998%和1.277%。文中选取的欧盟15国都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阶段，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较缓慢，GDP增长对国内需求供给的带动作用都相当有限。而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年均GDP增长保持两位数，国内需求旺盛，因此中国GDP对中欧双边贸易起主要作用，中国GDP的增长能更好地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为了进一步探讨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收支的影响，本文还以中欧贸易顺差指数B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选择直接投资存量、双边国内生产和距离作为解释变量，分析结果如表3中的第（7）列所示。各系数显著性不高，拟合度也很低，回归结果不理想。考虑到距离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将此变量剔除后进行分析，可以得到第（8）列的结果。调整后的R2值在0.7以上，方程拟合度较高，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也很高。可以发现，FDI存量对贸易收支起正向作用，随着FDI存量的增加，B会增大，即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会扩大。 　　欧盟各国的GDP的系数为正，起正向作用，欧盟各国经济增长可以改善中国对欧盟贸易收支；中国GDP的系数为负，起反向作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会恶化中国对欧盟贸易收支。这个结果也符合贸易理论，欧盟经济增长会导致需求增长，从而会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改善中国贸易收支；同样的，中国经济增长也会扩大对欧盟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进口，恶化了贸易收支情况。 　　 　　结论 　　 　　本文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①中�国GDP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欧盟国家GDP对双边贸易的影响。②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贸易具有互补关系。③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对出口的贡献率大，而流量对进口的贡献率大。④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是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扩大的原因。 　　根据本文结果可以推断，欧盟对中国的投资不完全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利用中国当地资源生产出口产品也是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加了欧盟生产设备和核心部件对中国出口，而欧盟对中国投资又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生产能力，改变中国的资源配置，并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推动中国对欧盟的出口。� 　　本文关于欧盟对中国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关系的研究对于探讨中欧贸易摩擦成因以及分析汇率等因素变化对中欧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基础。在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条件下，中欧贸易不平衡引发的贸易摩擦现象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外贸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是由于欧盟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增加推动了中欧贸易的增加以及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中欧贸易扩大是全球资源配置的结果，这种配置不仅有利于中欧经济合作关系的深化，而且可以使欧盟的企业获得巨大的收益。 　　 　　注释： 　　［1］Mundell R A.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47:321�335 　　［2］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3］Liu Xiaming, Chengang Wang and Yingqi Wei. Causal Links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1(12):190�202 　　［4］冼国明,严兵,张岸元.中国出口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南开经济研究，2003（1） 　　［5］王洪亮,徐霞.日本对华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1983―2001）.世界经济，2003（8） 　　［6］陈继勇,秦臻.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6（5） 　　［7］黄卫平.高速增长的世界经济：竞合格局的变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4)：35 　　［8］Poyhonen, Pentti A. Tentative Model for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e,1963，90：93�100 　　(责任编辑：张晓薇)(上接第70页) 　　［22］Michale Staak, Handelsstaat Deutschland: Deutsche Aussenpolitik in einem neu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 Paderborn 2000, S1341//熊炜.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欧洲研究，2004(2)：126

　　［23］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62，366 　　［24］［德］弗兰克・阿尔吉利.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要求.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8)：64 　　［25］Asmus R 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an Age of New Uncertainty.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Spring 2003：13 　　［26］摘自齐莫谢维奇（1996―1997年间任波兰总理）在1996年2月26日在议会的演说。 　　［27］波兰团结工会前主席瓦文萨谈欧盟东扩.国外理论动态，2004(9) 　　［28］Gromadzki G， Osica O. Pro�European Atlantists: Po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fter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Stefon Batory Foundation, June 2001：7 　　［29］Cameron F, Primatarova A. Enlargement, CFSP and the Convention: The Role of the Accession States. EPIN Working Paper, June 2003(5)：18 　　［30］Foreign Minister Adam Daniel Rotfeld to the Polish Parliament//金玲.欧盟东扩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部决策环境的影响.欧洲研究，2007(2)：88 　　［31］欧盟各国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超国家机制建设的态度详见：金玲.欧盟东扩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部决策环境的影响.欧洲研究，2007(2)：83�86 　　［32］［美］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29 　　［33］Adrian Hyde�Price.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ies in the Study of European Foreign Policy//Tonra B, Christiansen T ed. Rethinking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108 　　(责任编辑：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