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殖列传]中的商人形象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从《货殖列传》巾的商人形象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王婧Ⅲ李雁蓉嘲
(【1】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宁夏・固原756000;【2】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德阳618000)
摘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为商人立传,根据他们从事的不同职业进行分类,并肯定货殖之人对社会和历史做出的
贡献.由此说明封建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危害,阐述司马迁富民论思想的先进性.关键词司马迁货殖商贾重农抑商富民文章编号l671—0703(2009)09.027.02
战国后期,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在《变法令》中规定:“傻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力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响这种极其重视农业严重打击商业的做法适应了秦国从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转型的过程,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一举统一六国。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继续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并将其极端化。始皇三十三年下诏书:“发诸尝通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粱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秦法将商人与罪犯归为一类。
汉承秦制,以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为国策。汉代,商人被视作贱民,汉初规定商人不得拥有普通户籍,必须另立户籍,称为市籍。同时,商人还受到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史记・平准书》就有记载:“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然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武帝时,实行均输平准和盐铁专卖等制度,后又没收商人的财产,数次给商人毁灭性打击,最终导致商业一蹶不振。
在全社会普遍的贱商思潮中,司马迁看到了商人的经济、社会功能,他在《史记》诸列传中特意为人人贱之的商人作《货殖列传》来纪念其功绩,借此表达自己独树一帜的经济思想。司马迁第一次为货殖之人立传的做法也在我国史学上首创经济史传的体例。
‘周书》中说:“商不出则三宝绝”,将商与农、工、虞并称为“民所衣食之原也”。司马迁在‘列传》中引用这段话是要论证商业的重要性。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各地出产的商品,无论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还是供享受玩乐的奢侈品都必须以商“通之”.因此,在这种社会大前提下,商业作为一种职业便以极快的速度繁荣发展起来。即使在“今法律贱商人”的政治压迫下,“商人已富贵矣”.
在那个以贱商为主流的时代里,司马迁既然勇于为货殖之人写传,就肯定了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只选取了十余人为代表。入选‘列传》的商人有严格标准限制。‘史记-太史公自序》规定了此范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在司马迁看来真正的商人应该来自平民阶层。所以‘列传》开篇所举的太公望、管仲、计然皆是具有经济才略的政治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殖”.他们鼓励发展商业的思想和措施不是以个人盈利为目的,而是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以国家强盛为终极目标,商业只是为达到目标的辅
助手段。在《列传》中首个真正的商人是陶朱公,即“乘扁舟浮于江湖”的范蠡。远离政治中心的范蠡看中陶为天下交通之地,在此“治产积居”,做起了货物交易的生意,以至巨万之富。而且范蠡凭富施德,成为后世商人的楷模。司马迁旨在选取这样的“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商贾是当时成千上万商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能在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必有其过人之处.司马迁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在各自资本、实力累积过程中的特点。总的来说,这些商贾皆赢在“奇胜”。
首先,这些货殖之人都具有非凡独到的商业眼光和勇气。范蠡认识到交通的便利是商业成功的先决条件,独具慧眼选中四通天下的陶。又如卓氏,在他人因“少有财”而争“求近处”时,看出“此地狭薄”的弊病,主动要求远迁至沃野千里的“汶山之下”,他在临邛发现了“铁山鼓铸”,以此“运筹策”,终于“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如果说范蠡和卓氏因非同旁人的纯商业眼光致富的话,那么无盐氏就更胜一筹,他不仅有独到的商业远见,更有洞悉社会局势的政治家般的勇气和谋略。在其他子钱家限于关东局势成败未定而不敢贷款给汉政府时,只有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战争局势果然如他所预
料一汉平吴楚七国,无盐氏也凭借什倍之息富甲关中。
其次,一个成功的商贾还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策
略.在司马迁看来其中尤以择时而动、出奇制胜最为重要。这一策略遵循的是“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济规律。商人若能把握商品贱买贵卖的准确时机就抓住了成功的关键。运用这条战术最为成功的是周人白圭和宣曲任氏.白圭“乐观时变”,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恶”的原则,丰收年成他收购粮食,出售丝和漆:蚕茧上市时他又买帛絮卖粮食。白圭巧妙地利用这种商品换季上市的空隙大笔盈利。任氏的致富道路和白圭异曲同工。任氏了解战争年代最为紧俏的就是粮食。所以秦朝崩溃时,“豪杰皆争取金玉”,任氏反其道而行之,他“窖仓粟”,果然连年战火不息,“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任氏用储备的粮食易豪杰之金银,凭借这些财宝起家。司马迁记载道:“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另外,‘列传》中所举之范蠡和桥姚同样善于把握商业时机。桥姚利用国家开拓边疆的机会,发展农牧业,拥有牛、马、羊近千匹,粮食更是以万钟计。司马迁极为赞赏这些擅长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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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气象变化的聪明商人,评价他们“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此外,司马迁还将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列为商人成功的必备要素。白圭和任氏都把经商事业摆在人生的第一位,在生意场上躬亲力行,主张克制奢欲、简朴自守。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任氏以“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为家训。他们以这样敬业精神和艰苦朴素才能在赚取财富的同时守住庞大的家业。而那些以有限资本起家的,从事“薄技”、“浅方”的张里等小商人,更是心志专一、勤勤恳恳,他们点滴积累起来的财富是依靠“诚壹所致”的信念带来的。
能否知人善任,挑选可靠的帮手也是衡量商人能力的重要标准。范蠡善于“择人”,衰老后听凭“子孙修业”,遂至巨万.刀同更是知人善任的典型。齐人贱奴虏,因为奴虏凶悍狡猾。只有刀问发现了奴虏的潜质,“爱贵之”,“收取之”,奴虏在为刀间“逐鱼盐商贾之利”时自己也富起来。为了回报刀间的知遇之恩,更加卖命。刀间“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由于刀间的奴隶都做生意发了财,于是大家宁愿给刀间为奴反而不愿外出求官,以至民间流传“宁爵毋刀”的俗语。
司马迁极为佩服这些具有惊人商业头脑的货殖之人,借用白圭的话评价这些深谙经营管理之道的商贾“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在司马迁看来,他们在生意场上丝毫不亚于战场上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智者。
司马迁这样推崇货殖之人,给予他们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除了商贾们的杰出表现足以在历史上浓墨重彩外,还与司马迁积极求富的思想有密切关系。
在那个时代,只有司马迁是一个真正的富民论者。他把人民求富视为天经地义。他说:“富者,人之性情,所以不学而俱欲者也。”在论证求富是人生而有之的禀赋时,他举例说:“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为名高安归乎?归于富厚也”。他说求富的欲望同“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一样属于人类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消灭的。由此,他得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著名论断。这种与生俱来的欲望,人不该抑制它的生长发展,而应因势利导,使它积极前进。所以,司马迁虽然沿用“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概念.却并不蔑视工商业,反而将发展工商业看作是人民走向富裕的一条重要道路。
基于这样的求富观点,司马迁也承认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人有能力高低之分,所谓“贫富之道,莫之予夺,巧者有余,
商。汉初陆贾在《新语》中议论道:“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义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乱,贤者以义相治。”贾谊也说:“今背本而食末者甚多,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张,是天下之大贼也。"。在陆贾、贾谊甚至更多人观念中,商贾尽是不事生产,谫手好闲之徒,他们人格低下,倒卖奢侈品,助长淫逸之风,简直是十足的败类。
与大多数人观念相反,司马迁创造了一个破天荒的概念——称这些商贾为“贤人”.他界定仁义说:“何谓仁义,己享
其利者为有德”,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将道德的产生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为了证明这个论点,他引用了管仲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又用“渊深而鱼生
之。山深而兽往之”来比喻财富对道德的感召力——一人富而
仁义附焉”。司马迁反对以非法的、不道德的手段谋取暴利,他批判“掘冢”、“博戏”这样的“奸富”。司马迁赞扬的商人们都是富且贤的好榜样。他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致富,其财富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不害于政,不妨于百姓”。他们不是一伙穷奢极欲、鱼肉乡民的豪强恶霸,而是一群广施仁义、重利更重义的人。试看.范蠡将他的万贯家财“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宛孔氏“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孔氏雍容慷慨大方的气度受到人们普遍的赞扬和崇敬,进而人人争起效仿之。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富者得执益彰”.与“君子富,好行其德”相对,司马迁公开嘲笑了那种“长贫贱,好语仁义”的人。<列传》记载了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大商人兼政治家子贡。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典型的重义轻利。‘论语・述而》中孔子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他反复宣扬“罕言利”的思想因为他认为“富贵在天”,不可违天命而强为之。而子贡并没有接受孔子这套宿命论思想,他“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成为孔子诸徒弟中最富有的一个。他通过自己的经商活动广交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政治上的声誉,还把孔子的思想“布扬于天下”.孔子轻利贱商,然而使他名扬天下的人,却是一个富埒天下的商贾。这种强烈对比恰恰是对“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的最好讽刺。
在必须节制人欲的时代,司马迁提出了自己不同凡响的
观点——求富并不是邪念,而是一种合理的人的天性。这种
观点在司马迁的理想世界中改变了“侯之门,仁义存”的现实,
肯定了商贾对社会的教化作用——人一旦变得富有,他的社
会地位就会随之提高,那么他将更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社会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有序的状态。但是这种观念始终未能为封建统治者接受。为了维护统治地位,统治者们一再严厉打击工商业,春秋以来工商业的繁荣状态最终以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等政策的出台而告终。司马迁的光辉思想也被愚昧的历史灰尘掩埋了上千年才终于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注释:
①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90年版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90年版③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参考文献:
II】李埏史记・货殖列传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2l朱枝富.司马迁经济思想通论延边大学出版杜,1999年.【3】曾兆样.中国封建社会的轻商思想和抑商政策.中国商业出版杜,1983年.
拙者不足”。这与封建统治者假惺惺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
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前者承认贫富分化的合理性,鼓励百姓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过上富足安逸的生活;后者打击富者以保护贫者,这种违反经济规律,与民争利的做法最终导致全社会的普遍贫穷。
当然,司马迁以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眼光看到的不仅是商贾带来的经济效益,透过这个表面现象他看到
了本质的,也是他认为更为重要的东西——商贾的社会功能。
在司马迁的观念中,财富决定着个人社会、政治地位a商贾们显赫的财富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名声和地位,也带来了大批的崇拜者和效仿者。历史上就多有学习曹邴氏“去文学而趋利者”。商业也因此而繁荣发达。
同时又存在另一个奇怪的社会现象:人们在羡慕商贾的财富时,却从骨子里轻贱他们。历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商即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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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第9期安徽文学
从《货殖列传》中的商人形象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王婧, 李雁蓉
王婧(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宁夏·固原,756000), 李雁蓉(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德阳618000)安徽文学(下半月)ANHUI LITERATURE2009,(9)0次
参考文献(6条)
1.史记·商君列传 19902.史记·秦始皇本纪 19903.汉书·食货志 1990
4.李埏 史记·货殖列传研究 20025.朱枝富 司马迁经济思想通论 1999
6.曾兆样 中国封建社会的轻商思想和抑商政策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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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是一篇奇文,虽列于传记六十九,但历代并不以传记视之,所以对于其传主的研究并不多。本文旨在通过对司马迁重富重商思想以及对《货殖列传》中商人形象的分析,来探讨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刻画的早期商人形象以及刻画这些商人形象的意义。
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写司马迁重富重商思想及其来源;第二部分,分类分析《货殖列传》中的商人形象,由于司马迁重商,所以他写的商人形象都是正面的,有生气的;第三部分,特别强调司马迁从兵学角度写商人,其目的实际上是提高商人地位;第四部分,写司马迁在创造商人形象同时,注意总结他们的经商经验,通过这些经验,进一步体现这些商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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