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思想体系_省略_思经济学理论体系历史发展的观点看_赵庆元

【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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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历史发展的观点看

□赵庆元

（石家庄经济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31）

摘要：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系统阐发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传统观点一直将其理解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对于具体科学研究的外部支持关系。文章通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的深刻分析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外部学科支持关系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总论”。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学科性质〔中图分类号〕B03

一

众所周知，以四卷本《资本论》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1844年经济学哲学史发展过程才告形成的，这其中既有《

手稿》中试图“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哲学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打算”，〔1〕也有以后所谓“三部著作计划”、“五篇结构计划”和“六册结构计划”的结构性调整。而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性质这一论说主题而言，我们首先有必要提及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首次提出的“五篇结构计划”。在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之后，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整的“分篇”设想，在这个“分篇”设想中，马克思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将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分为五篇结构。

在“五篇结构计划”的“分篇”设想中，除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之外，其余各篇的内容都是非常清晰而明确的。那么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到底是指什么呢？一般的观点认为，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主要是指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作为剩余价值学说理论基础的价值、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等内容，它最初是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的独立篇章，而后才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演变中逐渐变成以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二篇”的资本部分的“绪论性章节”。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通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0）06－0022－03

过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两条道路或两种方法，第一条道路即“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2〕如果说上述依据还带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体系结构的更多痕迹，那么马克思在1857年11月上旬写作“货币章”时则对“五篇结构计划”第一篇的内容做了似乎是更为清晰而专义的说明。马克思指出：“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这个第一篇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第一篇是否就是“五篇结构计划”的第一篇呢？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但是商品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因此，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

（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

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设定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3〕

不难发现，马克思接下来提到的四篇内容与最初“五篇结构计划”的后四篇内容完全相同，这不仅可以确认马克思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原生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HB2009G26）。［收稿日期］2009－12－12

［作者简介］赵庆元（1964－），河北井陉人，石家庄经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室副教授，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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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论述的仍然是最初的“五篇结构计划”，而且也可以确认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第一篇就应该是“五篇结构计划”中的第一篇。

但是我们仍然要对上述的确认提出质疑。这一方面是因为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等内容并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规，而更重要定”篇所要求的“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

的则是因为，在马克思以后日渐清晰的论述中，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等内容越来越显示出不是作为“五篇结构计划”的绪篇，而是作为“六册结构计划”第一册即资本册的绪篇的理论特质，而资本册仅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最初“五篇结构计划”设想之第二篇的第一部分。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4〕不难发现，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的说明般。

中，马克思不仅将原先的“五篇结构计划”修订为“六册结，而且明确地将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等内容理解构计划”

为“六册结构计划”的第一册即资本册的绪篇。而问题的关键正是在于，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等内容作为“六册结构计划”第一册的绪篇和“五篇结构计划”中的第一篇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前一结构计划中，交换价值、货币等内容是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绪篇，而在后一结构计划中，它则仅仅是马克思比“五篇结构计划”明显缩减的“六册结构计划”的第一册的绪篇。或许是马克思最初对于“五篇结构计划”第一篇内涵的理解就是模糊的，也或许是马克思在其后日渐深入的研究中改变了原先的设想，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通过马克思的其他相关论述进一步求证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五篇结构计划”之“第一篇”的确切内涵。

二

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正如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那样，现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时髦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据说应当包括：1．进行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这实际上不过是摆出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而归结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却常常扩展成为浅薄的同义反复。2．或多或少促进·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

态。〔5〕那么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时髦做法，马克思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首先对这种做法持明确的批评态度，认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的要素，而用这些抽象的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马克思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因此，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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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是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因为我们越是渔民则不过是“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

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是表现为不独立，越是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则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与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是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因此，说到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总是一定社会中的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但是马克思又指出，如果说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这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作为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则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因此，生产一般虽然只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马克思同时指出，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在这个意义上，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而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6〕

由此可见，虽然马克思并不十分满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开头部分对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的抽象，但也并没有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完全否定这种抽象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很可以设想，在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开头也会有一个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样专门论述生产的一般条件的总论部分，而事实上马克思在前面的重要提示中将“五篇结构计划”第一篇确定为《关于生产一般》正是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而如果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有一个论述生产一般条件的总论部分，那么它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五篇结构计划”中就只能是作为“一般的抽象的规定”的第一篇。这样，“五篇结构计划”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的内容就可以明确地确定为“生产一般”。

三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五篇结构计划”的“分篇”设想之后，马克思紧接着列出了一个由六节内容构成的标题，由于马克思没有做任何展开的说明，因此，确认这个六节内容的标题的实质蕴涵就成了一个理论的谜团。在《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一书中，顾海良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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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六节内容的标题首先讲生产这一最基本的概念，其次讲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然后讲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再讲法的关系，最后讲家庭关系的逻辑序列，不仅是马克思对经济和社会整体的新思考，而且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的构思”。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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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9〕不难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从物质生产到交往形式，从交往形式到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的逻辑结构不仅表现了与六节内容的标题在逻辑结构上的基本一致，而且表现为内容上的更为详细的展开。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六节内容的标题在思想内涵与逻辑结构上的基本一致将给我们予巨大的理论启示：如果说六节内容的标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应于“生产一般”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那么它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思想内涵与逻辑结构上的一致性也就意味着，这个对应于“生产一般”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就是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明概括，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因此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应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一般”的“总论”。

当然，从简单的比较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表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一般”之间的明显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对各“生产一般”要素的分析置于一种历史的场境之中，从而使“生产一般”具有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维度，这也正是马克思反思其“生产一般”理论的核心质点。但在这种具体的和历史的维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上述分析的错误，因为它不过是马克思因不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借对“生产一般”的论述而“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的人类规律之中”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所作的必要修正。此外，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思想发展来看，马克思既没有重新回归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创作，也没有将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总论”，还因为关于“生产一般”到底应当包括那些内容“只有在全部阐述结束时并且作为全部阐述的结果才能显示出，以及宏伟的体系构想与庞大的写作计划伴随健康与经来”

济状况时时不断地调整。而只是在恩格斯作出马克思两大发现的概括，特别是在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解之后，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最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总之，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马克思的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外部学科支持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真正的实证科学”〔10〕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总论”，这就是我们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历史发展的严格分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1．［［2］［4］［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18、31、4、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180－181．

［7］［8］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93．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92、73．

但是如果六节内容构成的标题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

论体系的“新的构思”，那么它就应该与其他的体系构想一样与“五篇结构计划”之间存在内容或结构上的承接或递进关系，但是在这个与马克思的“五篇结构计划”出于同一文本的“新的构思”中，我们却看不到它与“五篇结构计划”之间在内容或结构上的任何关联；况且这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的构思”与“五篇结构计划”出于同一理论文本的情况也足于使我们感到怪异，因为照一般的情形推断，如果能够在一个文本中紧接着提出两个构想，那么第一个构想就只能作为不成熟的构想而被删除。因此，将六节内容的标题理解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新的构思”是有问题的。那么如果这个六节内容的标题不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那么它又应该是什么东西呢？联系学体系的“新的构思”

马克思在导言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一般”的分析以及对自己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生产一般”部分的确认，而特别是联系六节内容的标题环绕物质生产一般条件的逻辑展开，笔者认为这个六节内容的标题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应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一般”部分，或者说就是马克思以“五篇结构计划”形式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总论”。

在确认了马克思对“生产一般”的提纲式概括之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求证这个“生产一般”的具体内容。在这方面我们仍然要借助于顾海良对六节标题内容的认定。因为尽管顾海良对六节内容标题的认定是有问题的，但他下面的这一分析却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破解六节标题内容的实质蕴涵。

顾海良指出，粗看起来，这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新的构思”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所提出的社会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变化，因为它也是先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然后再讲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8〕在顾海良看来，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论是总体性方法，这个方法的基本点在于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看作是一个各个范畴有机构序的“思想的总体”。但是要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范畴构序成为一个“思想的总体”，就必须首先将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个具有整体联系的“具体总体”，而借助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文本实现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刻意义正在于它作为马克思对社会整体结构的认识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基础。但是抛开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这种具有明显传统意味的方法论上的指导关系，我们的确可以在六节内容的标题与唯物史观对社会整体结构的认识之间发现某种明显的共同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系统阐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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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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