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一)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一、义和团的源流、组织与口号

1、源流

过去历史学者多持1899年直隶吴桥知县劳乃宣所写《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书的观点，认为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并直接出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清政府历来严禁传习“邪教”，违者按叛逆治罪。劳乃宣在书中援引嘉庆十三年（1808）直隶总督那彦成的奏折，用以证明义和拳是邪教、教门，不仅反洋教，而且是叛逆，其目的在希图说服清政府用对付“邪教”那样来镇压义和拳。后来，直隶总督裕禄和山东巡抚袁世凯都翻刻这篇文章，广为传播，使之家喻户晓，用来作为大力镇压义和拳的依据，由此劳乃宣的教门说后来成为许多人立论的根据，但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1962年，台湾学者戴玄之撰文指出义和团与白莲教和八卦教无关。他的主要理由如下：① 信仰不同。白莲教信奉弥勒佛，而义和团则信奉神怪、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其所信奉的神灵虽多至不可胜数，但决找不出‘弥勒佛’三字”。② 组织结社不同。白莲教和八卦教为“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的秘密结社，组织严密，大权统一，但义和团不是秘密组织，而是公开的团体，“是以村、镇为单位的乡团组织，各自独立，彼此不相统属”。③ 仪式不同。白莲教以“妖言惑众”，或“佛法惑众”，而义和团“则为神鬼所役，盖拳民非有所谓神仙附体是不能有所谓‘神术’的。其所谓神术，只是刀枪不入，未发现像白莲教自称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巫术”。④ 宗旨不同。“白莲教是具有政治野心的革命团体，藉宗教迷信来煽惑群众，以达其称王建号的政治目的”。相反，义和团没有政治色彩，其目的“初在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其后变为仇教反外团体”。⑤ 白莲教的教主多是世袭的，而义和团根本没有世袭这回事。⑥ 白莲教、八卦教“聚众敛财”，而“真正拳民自备资斧，用罄才索取粮饷”。⑦ 拳民“称白莲教为邪教，自称不是邪白莲”。

近些年，经过研究发现，义和团团民自己并不承认是白莲教的支派，甚至经常与官方一起逮捕和屠杀白莲教徒等现象，这显然是义和团为白莲教支派的说法不能解释得了的。因此有人认为，义和团并不是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也不等于大刀会和梅花拳等组织，而是十九世纪末，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情况下兴起的一个新的组织。也有人主张多源说，即义和团既不是咸同年间某个名为“义和团”组织的继续发展，也不是清朝官员一声令下，便将义和拳统统改成了义和团，而是经过多种途径，由义和拳等农民结社与地方民团这两种本来性质不同的组织广泛结合而成的一个新型的反帝爱国团体。

我们倾向于义和团的多源说。认为义和团是民间秘密结社和公开结社组织的总汇合。这里的秘密结社包括反封建的秘密拳会，如梅花拳、义和拳、大刀会等。梅花拳早在康熙年间就有记载。义和拳是清代活动于山东、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社。以练习拳棒为主要活动形式，有的并持符念咒，宣传降神附体。乾隆年间，义和拳在山东冠县以“演习拳脚”的方式存在。嘉庆时，梅花拳和义和拳同时存在。光绪年间，义和拳更加活跃。大刀会在嘉庆年间称“金钟罩”。光绪年间俗称“大刀会”。这些拳会秘密结社，反对贪官污吏，在同官府的斗争中，互相吸收，不断结合，最后汇集为义和拳。秘密结社还包括秘密宗教性质的结社，如白莲教及它的分支或变种八卦教、天理教等。白莲教虽然遭到清政府的严厉镇压，但是白莲教一直存在，并不断与清政府斗争，有的变换名目，以秘密拳会作掩护，拳会与白莲教也逐步结合。公开结社就是乡团。它是乡间地主富户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而建的公开组织。嘉庆、同治年间，地主阶级为镇压起义，组织了团练，其中也有以义和团为名称的。到甲午战争前后，地方官允许成立联庄会（乡团），有事互相支援，无事各自务农。这种乡团也有采用义和团名称的。当民族矛盾激化时，有些乡团与义和拳相结合，参加到反洋教的斗争中来，成为反帝斗争的一支力量。在山东省，有的地方官为了控制义和拳，将拳民列为乡团。义和拳为了减少压力，也同意改用义和团的名称，从而，乡团也成为义和团的来源之一。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这时各种结社分外活跃，斗争矛头一致指向帝国主义，并纷纷放弃自己的名号，统一于义和拳。在与乡团结合的过程中，义和拳又改名义和团。随着反洋教斗争的不断汇集和发展，各种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组织云集于义和团的大旗之下，同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因此，说义和团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组织。义和团的名称初见于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1898年6月)，奏折中说直隶、山东交界东明、冠县等地的“义民会即义和团”，练拳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之后在全国流行起来。在1899—1900年群众性反教会斗争中，多数民间秘密结社相继采用“义和拳”或“义和团”旗号，由地区群众性的组织逐渐汇成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

2、组织

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他们有的以八卦分团，主要在京津一带，如乾字团、坎字团等，有的不带卦名。它的基层单位称“坛”，又叫坛口、坛场（厂）、拳场（厂）。坛口是义和团团民活动的中心，他们平时劳动，农闲时到坛口集聚烧香拜神、练习拳棒刀枪。坛口大多设在庵观寺庙这些本来就是供奉神佛的地方，也设在其他公共场所、空闲房舍中。后来势力大了，在衙署、府邸、书院、营房，乃至前沿阵地上都有了坛口。设坛也称“安坛”、“铺坛”、“铺团”、“设场”。坛口的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分工掌管坛口各项事务。各坛口人数不等，多以地区划分，或一个自然村，或一个区，或一条街组成。各坛口都供奉神位，由于义和团组织的分散性，他们供奉的神也不统一，各坛口崇拜什么，就供奉什么，一般是《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里能打善战的英雄人物，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关公、张飞、孙悟空等。坛口上面有总坛口，其首领称“老师”，掌管总坛口的事务，并发号施令。义和团的妇女组织称“红灯照”（青少年女子）、“蓝灯照”（中年妇女）、“黑灯照”（老年妇女）和“青灯照”（孀妇）等，首领称大师姐、二师姐，她们有自己独立的坛口，但往往依附或接受某一总坛口的领导，主要担负医疗、后勤等工作。义和团在组织上不仅有明显的分散性，还是一个落后的宗教迷信组织，他们宣传“神仙附体”，说诸神“附体”后，人就能“刀枪不入”。而“诸神附体”只能是在举行了诸如画咒吞符等一定的仪式之后。因此，他们甚至在临阵对敌时，也要“吞符诵咒，焚香降神”，然后才背负神像奔向战场。结果一到真正遇到枪炮，只能白白地增加伤亡。

参加义和团的阶层极其广泛。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其次是失业的手工业者和水陆运输工人，再次是城市贫民、小商贩及散兵游勇等。在京津地区，不少中小地主、清军士兵及政府官员也参加了义和团。

义和团有严格的纪律。“戒条”中规定：“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违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他们宣传如果不守“戒条”，则“符咒不灵，神不符体，不能避枪炮”。义和团民不私拿百姓的东西，实行公买公卖。他们自备口粮，生活很清苦，打到天津、北京城的一，住在公共场所，“每日三白饭，夜间席地而卧，最苦。”当时人赞扬义和团“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就连镇压义和团的清朝统治者也承认，义和团“团规甚肃”，团民和百姓“途中相遇，秋毫无犯”。

3、口号

在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中，几乎同时都打出了类似“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的旗号。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曾提出过“助清灭洋”、“保清灭洋”、“扶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可见，“灭洋”口号的提出和形成是反洋教斗争深入发展的结果。

“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鲜明地反映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对于动员和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义和团的斗争有一定作用。这类口号在不同地区、不同组织中相继出现，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密切相关。“扶清”的主要含义，可从义和团的有关文告中得到解释。《义和团告白》：“保护中原，驱逐洋寇”；《增福财神告白》：“上能保国，下能安民”；《马兰村坎字团告示》：“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可知“扶清灭洋”的主要含义是扶保中国，消灭洋人，不单单是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正如义和团揭帖所说：“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但义和团搞不清国家和朝廷的区别，把大清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加以保护。“扶清”意味着保国家、保民族，“扶保中华，逐去外洋”，因而保卫祖国，反对侵略，是这一口号的实质。“扶清”反映了义和团希望扶助清政府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意愿。“灭洋”体现了义和团运动抗击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正义性质。“扶清”是以“灭洋”为前提的，一旦清廷破坏灭洋，出于自卫和灭洋的需要，义和团是不会被“扶清”所束缚的。

“扶清灭洋”这一口号是群众在反洋教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提出来的，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内部封建统治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反映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中国人民反洋教、反侵略、反瓜分的强烈愿望和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客观要求。当然，那时候的义和团和中国人民还不可能科学地分析上述矛盾的主次变化，他们只是根据反洋教斗争的经验积累和反对列强瓜分的爱国要求才有了“灭洋”的共识。义和团的广大参加者是小生产者，他们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枷锁提出更先进的救国方案，只能用“洋人欺压我大清国”来激发民族义愤，用“扶大清、打洋人”来归纳概括这一场反帝爱国斗争的内容，局限于将封建朝廷和国家混为一谈并将之作为被侵略的整体来保卫的思想认识水平。“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曾经广泛动员和团结各种力量从事反帝斗争，不仅使那些饱受苦难和不堪奴役的劳苦大众纷纷加入义和团，而且中小地主、封建知识分子、部分官员和士兵也卷了进去，从而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政策，起了发展队伍和壮大声势的作用，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