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行书的创作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中国的三大行书，一个是《兰亭序》，一个是《祭侄文稿》，一个是苏轼的《黄州寒食帖》。三篇书法体现了三种风格，三种心情和三种不同的社会形势。
《兰亭序》写的是游山玩水，文人荟萃中体现天下太平的政治形势。这篇行书流畅，结字欢快，枯笔很少，偶尔的涂抹也增加了一种随意为之的活泼感，神气至极。当时的隋朝，继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之后，又一次依靠武力完成了政权的统一，虽然隋炀帝在远征高丽中死去，但是却留下了天下初定的架子，开凿了运河，而隋朝时期也是汉字脱胎换骨的时期，楷书行书从此逐渐成熟，体现了国家初定，知识分子受到重视的情况，自然是高兴万分，但是在文章最后也体现了对这样的良辰美景迅速失去可能的担忧。李白《将进酒》的感觉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郭沫若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疑为伪托。但是如果从隋朝的整个政局特点来看，对好景难常在的担心实际上也是很自然的。
《祭侄文稿》表现了国破家亡的悲愤难当，全篇行文非常沉痛，枯笔苍老艰涩，不时涂抹改写，表现了颜真卿的强烈的悲痛和忧伤愤恨之情。其侄死去，而整个国家在安史之乱中也岌岌可危，后来，连书法家本人也死在这场战争中，于是这个帖子，也是颜真卿最后的代表作品和绝笔。从唐代全盛之世到如此的动荡，岂能不伤感。想起李白写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句，感觉潸然，因为似乎李白感觉到唐朝的盛世似乎有昙花一现的感觉和担心，国祚不稳，也有一朝倾覆的可能，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幸言中，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候，能不伤感！
苏轼的《黄州寒食帖》体现了自己被贬黄州的郁郁寡欢。该帖用墨厚重，浓密，而字体是苏轼本有的右边倾斜的字体，体现了苏轼心情凝重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恐慌的感觉。他犯了宋代最大的文字狱，虽然没有处死，但是却忐忑不安，对自己的命运非常的忧虑。然而我总觉得苏轼不仅仅是在意自己的命运，同时有对国祚的忧患在其中。宋代从建国到灭亡，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可以说是没有间断过，连年的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长期的恐慌。这样，苏轼不能不想，在国家忧患若此之际，而国家政局还是这样不和，怎么能不忧己乃至忧国呢？又在被贬黄州的第三个寒食之日，不知何时是个尽头，不知命运将会怎样走。于是苦叹，“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病起头已白；但见乌衔纸；坟墓在万里；死灰吹不起”。恐惧忧愁中这样一篇著名的书帖就诞生了。作为著名文人的苏轼，文辞俱佳，然而这篇书法著名之处却是书法而不是文辞。这也是多数著名书法作品和这三篇书法作品的通例。一部神品的书法作品往往并不是刻意为之的文学作品的书法化，而是内心心境的书法化。
从这三帖可见，一篇传世佳作的出现，除了书法家自身的造化以外，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往往会促发社会有识之士因之而产生不世出的绝品艺术。敏锐的艺术家应该及时把握这样的社会玄机，适时创作出最佳的作品，并对现实有所能动的作用。
跋：关于兰亭序，再多说两句。
我个人认为，《兰亭序》的原貌更应该看宋代的石刻，而不是唐代的摹本。而人们往往正好意见相反。认为唐代摹本更接近原貌，并且根据唐代摹本，人们以为王羲之的字体“遒媚飘逸”。其实，唐代摹本虽然是唐代数位著名书法家直接根据王羲之的原作用钩线填墨的方法临摹的，但是唐代皇帝的个人审美或许也是夹杂其中的。所以，比较媚的效果恰恰是摹本作者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把媚的审美取向融入其中的结果。而且褚遂良等也是政治家，对皇帝言听计从是显然的。而同样奉唐太宗之命集王羲之字体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怀仁和尚，则比较严谨。大概是出家人四大皆空，所以在写字上，比较忠实王羲之原作的缘故。宋代的皇帝和文人艺术审美取向则比较简朴写实，所以《定武兰亭序》神韵也更加趋近原作，应该是体会该作的最佳方式。相比之下，圣教序和定武兰亭序的字体完全是一个书体，结合两个作品，那么王羲之的字体原貌到底如何，也就基本可以断定了。王羲之位居右将军，并非之后的才子佳人那么简单，该文章和定武版的兰亭序表达的韵味是完全吻合的，和王羲之的个人经历是相吻合的，郭沫若的疑问也就难以确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