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雕塑手法在喜马拉雅艺术中的传承

　　喀什米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西（古印度西北部），紧邻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早在公元前3世纪，喀什米尔河谷一带已成为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0-前185年）的一部分，佛教正是在阿育王统治时期（约前269-前232年）传人了大喀什米尔山区。在喀什米尔佛教艺术发展的过程中，该地区曾受到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影响，其中包括犍陀罗、斯瓦特河谷、兴都库什和当时印度北部相邻的一些地区正在流行的艺术风格（喜马偕尔邦、旁遮普邦和北方邦）。 　　传世的喀什米尔造像融入了古希腊、波斯、中亚及印度本土等多种文化艺术风格，主要承袭了具有古希腊雕刻手法的犍陀罗艺术（约公元2世纪中叶-5世纪中叶）和后犍陀罗艺术（约公元5-7世纪）。古希腊艺术主要为宗教服务，雕像大多取材于神话，以神为题，再通过人像表现出来。其雕刻艺术尽展人体艺术之美，尤为注重对人体关节、肌肉和服饰的纹理细节的刻划，对欧亚宗教文化艺术和佛教艺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而犍陀罗艺术正是希腊北方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在征服希腊之后继续东征中亚、南亚次大陆地区时所带来的希腊文化与东方（中亚和印度次大陆）文化融合的成果，是在融合了西北印度多种文化艺术成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带有古希腊美术成分的新艺术风格（印度-希腊风格）。其内容主要是宫殿寺庙建筑、佛像雕刻及绘画。这种艺术风格在当时曾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我国新疆，并传至中原，对我国北魏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1世纪，定居在中国西北部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人南下攻克了印度西北部，建立了贵霜王朝（约60-375年），定都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公元2世纪，贵霜王朝国力强盛，在文化发展方面融合了古印度、波斯及希腊文化，统治者效仿阿育王推崇佛教。由于信徒对偶像崇拜的需要以及大乘佛教影响的普及，菩萨的形象在这一时期已被创作出来，犍陀罗艺术成为主要表现佛教题材的工具。由于这种艺术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佛像从鼻梁、眼窝、嘴唇到下巴均带有欧洲人的某些特征，衣纹也近似希腊雕塑。唯一的不同表现在佛像的精神内质上，面颜慈润，双目微闭，神态祥和。由此可见，犍陀罗艺术初期阶段中的佛造像作品与印度本土传统造像有着显著的区别，为后世佛教造像艺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印度地区佛教艺术中的秣菟罗（Mathura，又译马土腊或马图拉）艺术出现在纯印度式的佛像创作之中。典型的犍陀罗式佛像通常表情肃穆，鼻梁高直，双目深陷，嘴唇较厚；袈裟肥大，给人厚重的织物感，衣纹自然流畅，具有古希腊艺术的古典之美。而秣菟罗式佛像通常面庞圆满，嘴角带笑，袈裟轻薄贴体，躯体曲线毕露，胸肌挺拔，给人一种身体十分壮实的感觉，流露出印度本土的风格。两大艺术流派在同时发展的过程中持续地相互影响，为西北印度喀什米尔及斯瓦特所形成的两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打下了基础。 　　从历史上看，贵霜帝国在公元3世纪后已逐渐衰落。至公元5世纪末，位于西北印度西部的萨珊王朝和北部的哒人入侵，贵霜政权彻底崩溃。与此同时，哒人对犍陀罗和喀什米尔地区的佛教寺庙、佛塔及佛像进行了无情破坏，僧人纷纷逃亡，佛教面临绝境，犍陀罗艺术因此而受到了沉重打击。公元5～7世纪期间，犍陀罗艺术影响的发展区域主要以喀什米尔和斯瓦特等地区为中心，这一时期被称为后犍陀罗艺术，同时也是喀什米尔艺术风格形成的最后阶段。在中世纪印度黄金时代的笈多王朝统治时期内（约320-550年），大乘佛教与印度教同时盛行，传播广泛，大乘佛教的菩萨像数量开始激增。总体上看，笈多风格是在继承了秣菟罗艺术并吸收了犍陀罗艺术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凭借笈多王朝强大的国力开始影响到喀什米尔、斯瓦特及其他周边地区。约从6世纪开始，即后犍陀罗艺术的后期，喀什米尔和斯瓦特地区的艺术创作各自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自身的艺术风格形成并趋向成熟。 　　公元6-13世纪是喀什米尔佛像艺术的创作时期，丰富的金属矿藏和发达的金属冶炼技术为制作佛像提供了优越的先决条件。该地区一般采用质地莹润的黄铜整体铸造佛像，特别是公元7-12世纪之间所制作的佛像被誉为是最好的艺术品。这尊早期的提篮观音像双足站立，重心落于左侧，腰部略收，姿态优雅；头戴犍陀罗式扇形发髻冠，冠沿饰由粗壮的颗粒构成的联珠纹，垂下的发辫也与犍陀罗样式相似；面相已具有当地人的特征，脸颊丰盈，修眉长目，鼻梁圆好；眼睛嵌银，瞳孔居中，嘴唇丰满，镶嵌红铜，神态生动而典雅。镶嵌工艺作为喀什米尔佛像艺术的特色之一，喜用贵金属增添佛像的神韵和感染力，此后这种工艺多被用于西藏古格和拉达克造像之中，带动了西藏佛教艺术的复兴与发展。喀什米尔艺术家通常会对佛像进行细致的抛光处理，像身表面不鎏金，光润圆滑无棱角，呈现出亮丽的色泽。菩萨身着通肩式垂领袈裟，波浪式条纹时隐时现，显得十分自然，带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遗风。衣褶仅表现在衣缘处，继承了笈多造像艺术手法，将丰腴的躯体轮廓展现得十分清晰。整体铸造工艺带有明显的写实主义色彩，应是当地人真实的特征写照，不仅服饰简朴，而且也没有刻意突出手臂和大腿等部位的肌肉线条。整体装饰风格简洁朴素，反而衬托出造像的高雅气质，所运用的工艺手法极为娴熟细腻。这是喀什米尔艺术家曾一直追求的艺术风貌，充分展现了早期喀什米尔造像的艺术特征。观音作为佛教造像最为重要的题材之一，在雕刻、绘画及其他艺术作品中有着繁多的艺术形象，但在目前发现的同类题材造像中，这种造型极为少见。 　　近年来，随着高古佛像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不断地被挖掘，收藏家们已经认识到佛教造像的出现不仅是东方文化的产物，同时也与西方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特别是认识到以希腊、罗马式手法表现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地区的佛教题材作品的珍贵性。它们的存世，无疑显示出古印度佛教艺术受希腊影响后的新发展。在古代历史上，喀什米尔凭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东方和西方，特别是为中国与印巴次大陆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地区不断吸收这些地方的文化，并将它们熔为一炉。喀什米尔艺术风格作为后犍陀罗艺术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作品饱含了佛教造像庄严的精神内核，追求最美、最和谐的人物形体比例，已被国际学术界、艺术界和收藏界认为是喜马拉雅艺术中的瑰宝。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