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典型记叙文

全是头版

下午，陈总从市里参加“报刊整治工作会议”回来之后，一如霜打的茄子，一个人闷坐在办公室里，因为会上传达了上级关于“县（市、旗）和城市报刊将基本停办，只保留解放前由我党创办的报纸和民族自治县（市、旗）的报纸及民族文字报”。

而这份由他主办也是由他创办的《方石舟日报》还不到十周岁呢。当初他刚踏入不惑之年，满腔热血立志办一份青史留名的小城大报。刚创办时，报社才３个人，他既是社长、也是总编，是记者又是编辑。尽管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又采又编，又审又签，可成天乐得屁颠屁颠的。陈总是科班出身，脑子灵活，人缘也好。有这三条开路，《方石舟日报》自然办得红红火火——由旬报到周刊，由周刊到周三，由周三到日报可谓与时俱进；如今已是１５员大将的报社，非但没要县财政一分钱发工资，而且每年还向县委、政府上交十多万元；当年挤在宣传部的一个角落里办报，如今可是一座五层楼的方石舟日报大厦，还配备了两辆档次不低的轿车，人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创业力度。

当然，也有人说他这些年把这张报纸办得太不像报纸了，而是“领导的政绩广告”、“暴发户的婊子牌坊”、“奸商的高价托儿”、“老百姓的应急手纸”„„

还有人说他这些年之所以能赚到钱，凭的就是依靠县委、政府等几套班子的行政手段——摊派发行。可不，一个不到３０万人的小县，年发行量达２０多万份，虽没能达到人手一份，但可以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方石舟日报》。

在方石舟这个地方，你或许可以不完成中央、省、市报的征订任务，但是你不可以不完成《方石舟日报》的硬性指标，前后两届班子都把它作为一条原则。

２１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２１４个村委会书记、主任，１８６８个村民小组长及县直单位的党政一把手排着长队争着上头版头条。尽管那头版头条不是白给你上的，但是能在全县人民面前显像露脸，对有些人来说，的确机会难得啊！因为有些刚上任不久还没轮到上头版头条，就出事了，留下一肚子的遗憾。

“陈总，县级报纸真的要停办吗？”办公室欧主任冷不丁地问陈总。陈总从宏伟业绩的回想中惊醒，瞪了一眼欧主任没好气地说：“你以为我吃了没事干，自己吓唬自己？”

欧主任又怯怯地问：“陈总，从什么时候开始停办？”陈总头也不抬：“你自己不会看文件吗！” 欧说：“你不是还没有传达吗？”可心里却不服地反讥道“看你还能当几天老总，还这么凶巴巴的！”

陈总打开公文包把会议材料抖落在桌上，“你看吧，这上面说是这个月底。”接着又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你通知报社所有人员，晚上七点半在五楼会议室开会。”

大家准时到会，鸦雀无声地听完了陈总的传达，人们各怀心事。这时，王副总编手拿一摞稿子，似有些幸灾乐祸地说：“这下好，我们的《方石舟日报》就要‘寿终正寝’了„„可是前天陈总去市里开会的时候，二十多个乡镇局领导亲自把这些稿子送来而且都要求上头版头条，实在不行最起码也得上头版。如今既然咱们这张报要停办了，也就不存在什么头版二版，头条二条了。我们也省得为按排版面而绞尽脑汁还得罪人。”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可是，咱们上个月就收了人家各５０００元的版面费，这下子还不得退还人家十几万元„„”

“根本不需要把钱退还他们！”办公室欧主任打断王副总编的话接着说：“我倒有一个主意，统统给他们上最后一个头版。”王副总编不屑地瞅了欧主任一眼说：“说得轻巧，二十几个单位，一期头版能摆得下吗？四版合起来才安排二十几篇呢！总不能在这最后一期头版上只登二十几个标题吧？” 欧主任胸有成竹地一笑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说话间拿起一张《方石舟日报》比划着“把八个版面连在一起，正面正好四版，（但别写一、二、三、四版），每版安排６个单位，正好二十四个头版。然后取一个总的大标题——“前进中的方石舟”。反面四个版也做一个版，就索性给它写上“庆祝方石舟日报诞辰十周年”。然后将２１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十年来的成果组成画面错落有致镶嵌其中，或者干脆留下空白。这样，展开一看就全是头版没有二版。”一气说完之后，得意地环视一下各位„„ 起初，大伙都默不作声，突然间几乎是异口同声说：“高！实在是高！”

无题

一大早，秀水乡政府办公室就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上午县委组织部要来人，请组织委员将年初下发的中心组学习笔记及有关材料准备好，迎接检查。

组织委员赵大慌了神：年初组织部开过会，要求各乡镇办班子成员一周搞一次政治学习，并要做详细记录。为了将这项制度坚持下去，还统一印发了硬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每个单位十本。当时赵大心想，不就那么回事，形式主义罢了。领回后将本子往办公室一撂，跟书记、乡长一汇报，也就完事了。

没想到上面还动真格的了。要检查，工作汇报没问题，赵大的嘴上功夫，可是全乡有名的。只是笔记咋办？赶制？六个多月的东西，怎么来得及？干脆说丢了？那更不行。赵委员背着双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脑门上沁出了一层亮晶晶的液体。

“赵委，电话！”声音脆脆的，是办公室守总机的胖妞。

跑到办公室，拿起话筒，赵大脸色变了：组织部的领导已到了毗邻的横山乡，一个小时后就过来！ “嘭！嘭！嘭！„„”赵大几乎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他习惯性地咳嗽了两声，极力想掩饰心里的慌乱。

“赵委，怎么了？”正在伏案疾书的秘书小王抬起头。

赵大转过头，叹口气，张嘴想说什么，却被一片熟悉的红色吸引住了——小王的办公桌上，摆着个长方形的笔记本。他走过去，拿起来端详着。

“中心组学习笔记”——绛红色的封皮上，几个金字熠熠发光。

小王站起来，颇有些尴尬地挠着头：“柜子里的本子„空搁着怪可惜的，我„就拿出来做了自考笔记„„”

赵大没吭声。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市场经济概论，现代企业制度„„分门别类，排列工整。倏忽间，一个大胆而独特的念头涌上脑际，他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上午１１∶００整，组织部的领导如期而至。他们对秀水乡的组织工作，尤其是党政班子政治学习笔记给予了高度评价，拿钱部长的话来说，就是：“赵大同志，你们的基础工作，很扎实嘛！中心组的学习笔记，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有一定深度，可作为典型在全市推广。”

半年后，赵大被任命为秀水乡党委书记。小王亦因记笔记有功，被提拔为组织委员，从此坐上了赵委员的那把交椅。

渴望母爱

我一岁多时，母亲就去世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根本没有母亲的印象。我想知道母亲是什么样子的，就问奶奶，奶奶说：“你母亲长得很漂亮，跟阿香的妈一个样。”从此，我常常对阿香的妈出神，望着她，就像望着我的妈妈。

我叫阿香的妈做二婶，其实她不是我的亲二婶，只是同村人，大家都习惯叫得亲热一些。二婶对阿香很好，帮阿香编辫子，扎蝴蝶结，漂亮极了。我说：“二婶，你也帮我编辫子，扎蝴蝶结，好吗？”二婶说：“我现在没有空，过两天吧。”我以为二婶过两天真的会帮我编辫子，扎蝴蝶结，就准备好扎蝴蝶结用的花布条，可是两个月过去后，我的头上依然只有一头乱发。这使我更加羡慕阿香。

我差不多天天到阿香家去玩。她家院子里有一棵红枣树，红枣还没有熟，阿香就邀我偷红枣吃。我说：“我不敢，我怕你妈打。”阿香说：“我妈不在家。”我说：“你妈不在家我也怕。”阿香嫌我胆子小，就自己偷红枣。红枣树上有很多刺，阿香上不去，就用棍子打，正打得起劲，二婶就回来了。二婶气得破口大骂，揪住阿香，举起巴掌就打。我想，这回阿香苦了，谁知，二婶的手掌举得高高的，落下来却轻轻的，印在阿香的脸上简直就是抚摸。阿香丢下竹棍，嘻嘻哈哈地笑着跑了。

那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二婶也像打阿香一样，轻轻地打我。她的手掌那么软，那么温柔。 第二天，我也像阿香那样，用棍子打她家的红枣树。打得三四下，二婶就从屋里出来了，她大骂：“小畜生，你竟敢偷我的红枣！”我扔掉棍子，站着不动，等二婶来捉我。二婶抓住我，又高高地举起巴掌。我闭上眼睛，等待她的巴掌轻轻地印在我的脸上。可是，我听到“拍”一声脆响，左边脸又辣又痛，嘴里又咸又甜，吐一口到地上，竟是红红的鲜血。

二婶的一巴掌，使我一下子长大了，从此，我再也不做渴望母爱的白日梦

无名母亲

我带母亲去医院看病，要打针，吊四瓶点滴。打针的人真不少，注射室里几乎座无虚席。医生插好针头，就叫我和母亲到走廊去。走廊里贴墙放着两排椅子，我把药瓶挂在高处，让母亲坐在椅子上。 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农村妇女，年近四十，也可能只有二十多岁，因为她的脸黑黑的，皮肤也粗糙，很难估计年龄。女人不但脸黑，长得也不好看，尤其是嘴巴，牙齿太突，嘴唇太短，即使闭着嘴，也总有两颗牙齿露在外面。她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白白胖胖的。这么黑的母亲，竟能生下这么白的孩子，真是奇迹。孩子最多只有一岁，还没学会说话，但会哭会笑。这对母子的上面也挂着药瓶，药瓶连着管子，管子连着针头，针头插在小男孩的额角上。可能是小孩手上的血管不显眼，医生常在小孩的额头上打针。

我和母亲坐下一会儿，小男孩就哇哇直哭，还使劲挣扎。女人一边用手护着小孩头上的针管，一边把嘴凑近孩子的脸，叽叽咕咕地逗孩子玩。我正担心她吓着孩子，那孩子却咯咯地笑了，还抬起小胖脚，兴奋地拍打椅子。也许在这个小孩子的眼里，母亲的叽叽咕咕，就是世上最动听的声音，母亲唇短牙露的嘴脸，就是人间最美的容貌。

小男孩一兴奋，就往母亲的怀里拱。女人撩起衣服，大大方方地给儿子喂奶。她喂着孩子喊：“医生，药水完了。”一个护士过来，给小孩换一瓶药水，忽然惊叫说：“不准在这里小便！”原来小家伙一边吃奶一边撒尿呢。女人毫不迟疑地一伸手，用手掌接住儿子的尿。护士把远处的痰盂踢过来，女人接满一手，倒到痰盂里。

快下班时，母亲才滴完一瓶。我要回家给放学的女儿开门，就把母亲托付给护士，又叮嘱母亲：“有事你就喊医生，我尽量快点来。”

等我重新回到医院时，对面那个乡下妇女和她的孩子已经走了。我问母亲刚才有什么事吗。母亲说：“没什么事，就是上了一次厕所。”我问母亲是怎么上厕所的，母亲说：“对面那个小孩刚好滴完，那位大姐就一手抱孩子一手帮我提药瓶，陪我去厕所。”

注射室和走廊里都有许多两手空空的人，没想到关键时候帮助母亲的，却是这位抱着孩子的女人。我问母亲知道她是哪里人。母亲说：“她是长坪人。”长坪是全县最偏僻的一个乡，在大山里。我又问：“她叫什么名字？”母亲说：“不知道，她没说。”

女人坐过的椅子上，有一处湿漉漉的，那是从她的指缝和手掌边沿漏下的儿子的尿液。别的母亲，也是这样照顾儿女的吧？可惜我们长大后，很少记得母亲伸手接尿这种感人的动作。

信仰

下午两点半，下着细雨，天阴得有点发冷。我刚打开办公室的门，他也跟进来了。我沏了一杯茶，坐定，自顾喝茶，没理他。

他没有像以往一样，毫不客气地在沙发上坐下来，而是局促地站在屋子中间，抖瑟着。我没叫他坐，他也不坐。 他姓蔡，７０多岁了，是上访专业户，我们都叫他蔡老头。办公室的人陆陆续续地来上班了，看见他，都乐了，都说，蔡老头，又到北京回来了呀？见到某某了吗？ 某某指的是中央的一个大人物。 他说，回来了。又给每个人都敬上烟。

抽的是大中华。老头今天有喜事了？

我不问，其他人也不问，都去忙自己的事，把老头一个人撂在屋中间。他有话自然会说。 他果然就说了，他说，解决了，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都将头抬了起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又都一齐看着蔡老头。

老头高兴了，自个儿搬了个凳子，坐了下来，猛吸了一口烟，说，解决了，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说，这么说，他们认定你是１９４０年入党的了？

老头说，不，他们说我是１９４９年入党的。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几个人差点笑出了眼泪。

只有老头不笑，像看着怪物一样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怪物一样看着他。

蔡老头真是个怪物。就为到底是哪一年入党的问题，十几年来，他一直在上访。本来，不管是１９４０年还是１９４９年入党的，他都享受离休待遇。可是他固执得很，死认定自己是１９４０年入的党，

十几年里，他跑广州跑北京，几个工资都倒贴进去了。这一次，他去北京，是去找一个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蔡老头说，是真金，就不怕烈火烧。

我对他说，这么说，蔡老头，这一次你没有找到你那位战友？

不，找到了。老头说，他也说我是１９４０年入的党，我确实是１９４０年入的党。就是那一年，日本鬼子的炸弹炸伤了我的左腿。老头说着就卷起他的裤腿，把那一个碗口大的疤指给我们看。 老头的固执劲又来了。屋子里的几个人又都笑了起来。按惯例，老头接下来会呈上他那一叠厚厚的材料。那一叠材料里有上至中央下至村委会的公章，老头每到一个地方申诉，就一定叫人家盖上公章，明明那公章一点也不管用，可老头信它。那一叠材料里，就有我亲自给他盖上的十九个公章。我拿出公章来，准备给他盖上第二十个公章。

可这次老头没带材料来，见我们都笑，老头张开的嘴又闭上了。

我说，蔡老头呀，你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呀？

老头搓搓手，说，嘿，我要干什么呀？突然又说，你们都是党员吧？

办公室里几个年轻小伙子打趣道，蔡老头，党员又有什么用呀？你还是先弄清自己是哪一年入党的吧。 老头激动起来了，满脸通红，牙齿格格地响。他大声说，我告诉你，小子，我是１９４０年入党的，我是老党员了。入党没用，干啥有用？你说说，你说说。泡歌厅、包二奶，这些就有用了吗？你们这些人，还是共产党员吗？

老头几乎要跳起来了。他说，我这次去北京，我那位战友死了，他死了，我突然想开了，他干了一辈子革命，死了还将遗体捐献给国家，我还在哪一年入党的问题上争什么，我还算个共产党员吗？！老头突然“啪”地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

清脆的一巴掌，像打在办公室每个人的脸上。大家都不说话，老头脸色发紫，我脱下一件衣服，披在他身上。

我的心里，流着长长的泪。

女儿的婚事

晚饭后，阿茂让老婆拿出早已买下的一沓大红烫金的请柬，伏在饭桌上郑重其事地填写开了。女儿的婚期定在下月初，该把帖子派发出去了。

第一张帖子写给谁？阿茂想也没想，提起笔就在“恭请”后面的空白处工工整整地填上了“贾文彬”三个字。贾文彬是他的顶头上司，几次在关键时刻帮过他的大忙，例如去年公司组团到柬埔寨考察，阿茂由于业务关系不大，险些入不了围，幸亏贾文彬在会议上慷慨陈词、力排众议，才使阿茂好歹出了一次国。如今女儿结婚，不请此公，还请何人？考虑到时下有人把请客的帖子戏称为“罚款通知书”，为避免变相罚款之嫌，阿茂决定对单位里的同事只象征性地收受一两块钱礼金，其余的在餐后退回。 好了，现在开始填写第二张了。第二张又该给谁呢？这一回阿茂可费了点踌躇。他？阿茂脑子里随即出现了一个表情严肃、办事呆板的领导人——新来的秦书记，这位在部队里当过副营长的书记大人很难相处。记得有一次阿茂擅自将两箱碱性电池低价批给他的一个老同学，便被秦书记毫不留请地克了一顿，把阿茂弄得好不狼狈。说实在话，阿茂简直有点恨他。只是手臂拗不过大腿，作为下属就得永远扮笑脸。如今家里有喜，要是光请经理而置书记大人于不顾，不等于剃他眼眉？经过反复权衡得失，阿茂终于下了决心：为搞好上下级关系——请。

第三张该轮到在香港开杂货铺的那位远亲了。对于这位颇有家财的远亲，阿茂有时候简直搞不清楚到底该怎么称呼。他是阿茂老婆表舅父的堂兄，据说也该称他为表舅父。舅父而表，相互之间又极少交往，本来是请不请也罢。怎奈老婆今年以来老是吵着出香港去开开眼界，若能趁此次女儿结婚之机巴结上这位亲戚，日后到了香港不就有了一个落脚点？要知道到了香港最大的开销正是食和宿。于是，他提起笔信心不大地在请柬上填上“表舅父大人阖家”七个字。

接着，阿茂又一鼓作气地填好了十余张，几乎全是派给他的关系户的，例如证券公司的肥佬刘、建设银行的高佬忠以及工商局的大个王，等等。随后阿茂便点燃一支烟，美滋滋地吸了一口，忽然就一拍大腿，自言自语道：“限些忘了徐大姐！”徐大姐是儿子单位人力资源部的经理，有一次在市里听报告时偶然谈起时才认识的。阿茂对儿子在单位里当维修工一直耿耿于怀，迟早得拉拉关系把儿子弄

上科室去。总不能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吧？于是，他赶紧给徐大姐填了一张。

这时候茶几上的电话“嘀铃铃”地响了起来。

阿茂走过去拿起话筒一听，是乡下的堂弟打来的长途：“听说月霞侄女要结婚了，到时候别忘了通知我们前来喝两杯哪！”阿茂听了心想：究竟是谁向他透露了风声？八成是月霞那疯丫头！喝两杯？凡沾亲带故的都来喝两杯，我岂不要把整座饭店全包了？阿茂沉思片刻，当即回话：“……眼下提倡新事新办，月霞的婚事就一切从简了。摆不摆酒席，还说不准呢！”

邻居算账

周华去医疗保险所领医保费，共七百多元，他自己只有十来元，其余都是老张的。医疗保险所不给现金，给支票。周华拿了支票就搭三轮车去银行取钱，取了钱却忘记自己的是多少了，好像是１８元多，又好像是１６元多，因为钱太少，他在保险所没有仔细看单子，更没有记到心里去。周华想，就要１６元吧，几毛钱零头算了。于是他拿出１６元，把剩下的都给了老张。

老张和周华在同一个单位，又是对门邻居，他刚刚退休，闲得慌。第二天下午，周华去上班时，看见老张在门口和门卫说话，周华一到他们就住了声。周华逗趣说：“老张，什么好消息不告诉我？”老张涨红了脸说：“没什么，没什么。”周华也不介意。

下班回来，周华看见老张的妻子正在门口和一个女人说话，样子很神秘。她们背对周华，所以周华走到身边她们也没发现，这样周华就听到了她们的谈话。老张的妻子说：“真想不到，医疗费周华都敢贪。”另一个女人说：“不会吧？周华看上去挺不错的。”老张的妻子说：“他真的少给我们一块多钱，本来我不想说的，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另一个女人一眼瞥见了周华，就碰碰老张的妻子。

被人说三道四，周华心里很不是滋味，就特意到医疗保险所去查底单，结果发现自己该得的是１４元５角，也就是说他少给了老张１元５角。

从医疗保险所回来后，周华立刻到老张家，郑重地把一块五毛钱给他。老张却死活不要，还生气地说：“小周，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一块五毛钱也计较！”周华真想说：“那就请你和老婆闭上臭嘴。”可想到和老张是邻居，不能闹得太僵，只好怏怏不乐地回家了。

这一块五毛钱成了周华的心病，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钱还给老张，或者让他夫妻闭上嘴。妻子说：“你去银行取钱的时候不是坐过三轮车吗？车费报销没有？”周华说：“两块钱，谁好意思去报销？”妻子说：“这就对了，按领钱的比例，这两块钱里，最少有一块九毛以上应该是老张出，他还欠我们的钱呢。”周华说：“账是这么算，可怎么好意思跟人家说呀？”妻子说：“你不好意思，我好意思。”妻子真的打电话给老张说：“周华去银行领钱时花了两块钱车费，请你自己去医疗保险所查一下，看那七百多元里你占多少，周华占多少，然后再算算两块钱车费该怎样分摊。”她不等老张回话就撂了话筒。

当天晚上，周华就发现自己的信箱里有四毛七分钱。两家人从此以后像陌生人一样，见面都不打招呼了。

淑女

许昀和主任狠狠地吵了一架，吵过之后，气得趴到桌了上哭了一场，哭得天昏地暗的。

其实，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在我们这些旁观的人看来，芝麻大的一点事，根本没必要吵那一架。但他们吵了，吵得还挺凶，这就给人一种莫名其妙、多此一举的感觉。但仔细想想却又觉得完全不必大惊小怪的，各人自有各人的生活习惯，也许是许昀心里的郁闷压抑得久了，需要释放一下，也许是在家里有了什么不痛快，带到单位里来了。

那天一大早，主任从他的小办公室踱出来，慢慢腾腾地进了我们的大办公室，顿着脸走到许昀的办公桌前，把一沓材料不轻不重地搁到许昀的桌子上。主任说，你把这个材料重新搞一下，最好用心去搞！

这是主任平常交待工作惯用的语言和方式。许昀就不愿意了，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站得太猛，带倒了后面的椅子。她说，重搞就重搞，你没必要这样变脸带色的，黑着脸给谁看！

争吵中许昀指出了主任两点错误，一是交还材料的态度不对，不该摔摔打打的；二是主任最后那

句话，什么叫用心搞一下？难道这份材料我没有用心搞？是敷衍应付？是随心所欲？这不明明是说我工作态度有问题吗？

天地良心，主任是顿着脸走到许昀桌子前的，但说主任摔摔打打，就有些言过其实了。主任往她桌上放材料的时候，我们都是看见的，力气是大了一些，材料距桌面尚有二十公分，主任就松开了手，让材料自由地滑落下去，在桌子上弄出了一点声响，但绝对说不到摔上。至于主任说的那句话，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他对我们从来都是那样说的，我们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于是大家便想到了“借题发挥”这个词，也便知道今天这场架其实是许昀蓄谋已久的事，借此发泄对主任的不满。

许昀这人特淑女，腼腆得和男人一说话就脸红。如果你是男士，和许昀说话的时候，最好不要看她的脸，也不能看她脸以下的地方，哪怕是无意的也不行，那会被她认为是不怀好意，是别有用心。她会马上跟你翻脸，朝地上呸地一声，掉头走开。

我们办公室的人总有弄不完的材料和报表，稍有闲暇，就想说些笑话放松放松，有时自然地要说些无伤大雅的荤段子，图的是大家在一起乐和乐和，连二十来岁的小女孩都跟着傻乎乎地乐。

许昀不行，逢到这种时候，她就收拾桌子上的报纸书刊，在桌子上磕出嗵嗵嗵的声响，以示抗议。仅仅如此倒也罢了，如果荤段子继续下去，她会拂袖而去，走之前送你一声“无聊”或是“恶心”，把说笑话的人弄得很是无趣。

所以但凡是有许昀在场，办公室的气氛就很沉闷呆板，但你又不能说她有什么错处。

和主任吵架以后，许昀三天没来上班，说是病了，在家休息。虽然大家都看不惯许昀平时的作派，但毕竟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又都是女同胞，真的有了病也不能不去看看，表示一点情意。 在许昀请病假的第三天，我们一行三人买了水果奶粉去看她。

许昀租住的是一家民房，主人出去办什么事了，大门敞开着，经过许昀窗下的时候，却意外地听到从屋子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你那天的架吵得挺像回事，真像一个出色的演员。许昀说：演戏就要演得像，否则我们会保持三年的关系不被人发现？

接着房子里传出一阵十分暧昧的声音。

大家一定想到了，男人是我们的主任。当然也一定会想到，那天我们没有看成许昀，而是把水果在回来的路上吃了，把奶粉带回家了。

上了班的许昀仍很淑女，照样不和男人对着脸说话，大家说荤段子的时候照样嗵嗵嗵地整理书刊，拂袖而去的时候照样说声无聊或是恶心。

不过我们已不再在乎许昀了，该说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没人再把她的假模假样放在心上。人这东西是啥就是啥，活那么累干什么？

送给姐姐的礼物

汲水县城的石榴巷里有个叫文杰的小青年，父母几年前相继去世，一直和姐姐文梅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

文杰十九岁那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榜上无名。姐姐拉着他的手说：“文杰，再复读一年吧，姐支持你，说不定你明年就能考进一所名牌大学呢。”文杰握着姐的手，使劲地摇了摇头。他深知姐姐这几年支持他上学的艰难，姐在一家效益不好的纺织厂上班，每月不足３００块钱的收入维持着姐弟俩的生活。为了自己在学校安心学习，正该打扮自己的姐姐省吃俭用，没穿过一件好衣裳，更别提什么化妆品。姐不小了，和朋友谈了几年，该成立她自己的家庭了，姐本来在去年就要结婚的，因为他参加高考把婚礼推到了今年。

文杰固执地拒绝了姐姐要他再复读一年的好意。一连几日，文杰去寻找打工的地方，下决心要靠自己的收入养活自己，用挣来的钱在姐姐婚礼前送给姐姐一份厚重的礼物，文杰跑遍了整个城区，辗转几日，终于在城里一家装修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可在这家装修公司干了将近一个月，人家嫌他手脚笨把他辞了。文杰茫然地徘徊在大街上，离姐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如此下去，靠什么去买一份送给姐姐的礼物啊？

文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挺而走险的。这天傍晚他犹豫着走进一家收拾得挺干净的饭馆，用身上剩

下的几块钱要了一碗拉面。吃饭时他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在柜台前付款时耍阔似地从兜里甩出一叠崭新的票子。文杰的眼绿了，接着他哭了，自己要是有这么多钱多好啊，就可以了却送给姐姐一份厚礼的愿望了。几年来，姐姐像母亲一样呵护自己，要是连一件礼物都不能送给姐，还算什么男子汉啊！

文杰就是这时候蹦出了那个想法。他撂下饭碗，跟踪中年人走出了饭馆，在那个人走进一处阴暗的胡同时，文杰扑了过去。然而，钱没抢成，他反而被送进了看守所，因抢劫罪被判了三年徒刑。 文梅泪如雨下。她后悔没能说服弟弟去学校复读，后悔没有对弟弟尽到责任。她在父母的墓碑前大哭一场，请求父母的在天之灵原谅她。

文梅去监狱看弟弟。接见室里，文杰淌着满脸忏悔的泪水，想到姐姐的婚礼日期快到了，抽泣着说：“姐，我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辜负了你的期望。我本来是想在你结婚前给你买一份礼品的，现在买不成了。姐，你婚礼快到了，弟弟只有在心里向你祝福了。”文杰说着，脸上的泪水哗哗哗哗流得更快。

文梅攥着文杰的手，使劲地摇着头。说：“姐把婚礼推迟了，姐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离开你，离开这个家，姐没有对你尽到心，姐要等你出来的时候才考虑婚礼的事。”

文杰惊异地看着眼前的姐姐，他的心针扎一样地疼。没有想到姐又推迟了婚期，姐２６岁了呀！他哀求姐姐：“姐，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行不行，我又连累了你，我对不起你！姐，你这样，人家还等你吗？”

姐攥着他的手，泪水在秀气的脸上小溪流一样地流。“文杰，你这个样子，姐能有心思结婚吗？他如果真心对我，会等我的。”

文杰要给姐姐下跪了：“姐，我求你了。”

文梅紧紧地拉住了他：“弟弟，好好地学习改造，不要再说了，姐相信你会提前释放的。姐等你出来，在你出狱的那天，姐举行婚礼。”

姐走了，文杰一步三回头地看着姐姐的身影逐渐消逝。

文杰记住了姐的话。他劳改的地方是一家工艺厂，他学会了使用电脑，学会了电脑设计，他设计的一套技术管理程序被应用到企业管理之中。文杰受到表扬，被记功，被减免刑期。

文梅隔一段去看一次文杰，有时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去，每次文杰都会告诉姐姐他进步的消息。文梅说：“文杰，这就是你送给姐姐的最好礼物。”姐拉着他的手，抚摸着他的头，总会淌下不知是激动还是心疼的泪水。文梅说：“文杰，他答应了我，就在你出狱的那天我们举行婚礼。”

由于文杰出色的表现，三年刑期变成了两年。文杰出狱的日子是这年的国庆前夕，汲水县城被妆扮得格外亮丽，到处充满喜庆的气氛。一辆小车把文杰接回家的时候，几辆披红戴彩的小车站在石榴巷里。文梅身着婚纱站在门前等他，显得非常漂亮。文杰静静地看着姐姐，他觉得姐姐太美了，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他的脸上又淌下了泪水，他大声地喊着：姐姐，姐……”举着一把红艳的鲜花向姐姐奔去。

角度

镇政府办主任老张快要退休了。快要退休的老张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张啊，你别看这小小的主任，如果你起草的工作总结稍有一点疏忽，那我们政府工作就白做了。”

我不以为然，写写这种工作总结，起草份镇里的文件，还用得着花多少心思吗？要知道我可是市作家协会的会员啊！

我没有听老张唠叨什么，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反正我写的文字是有目共睹的，很多人知道我写得一手好文章。

过了一些天，镇所属的陈村村民把镇政府告上了县法院，起诉镇政府没有经过村民委员会的同意，强行把村里的一块土地划进了开发区，结果是村民胜诉。

就是这件事，县政府要求镇政府写个报告上去，听候处理。镇长当然急得不得了，指示老张亲自出马写总结材料。老张却让我写：“你写吧，看看你够不够格当这个主任。”

我一听老张的口气，心里就愤愤不平，嘀咕着：“你老张看着吧，我写给你看！”

我找来了所有的相关资料，通读了三遍，还摘出重点，为了把总结写得更有声有色，特意花了一天的时间，走访了陈村的许多村民。看看材料全部齐了，只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写出洋洋五千字的总结材料。看了几遍，觉得非常满意，可以说文字优美，事件一目了然，哪个领导看了都会觉得好的。题目就是——镇政府败诉始末调查。

第二天一早就交给了老张，我心里挺得意的，看你老张还有什么话好说。

可老张只看了一眼题目就还给我：“不行，你得重写。”

我忙申辩道：“你看都没有看，就知道不行，你，你也太……太那个了吧。”

我心里尽管很不高兴，但又不好对老张发作。

老张却笑笑说：“你不相信？那好，你送给镇长试试。”

我一听心里更不舒服了，想道：“试试就试试，我不相信镇长会不满意！”

于是我二话没说，就气呼呼地送给镇长看。

镇长低头看了几眼，脸色阴得好难看，冷冷地道，“这老张怎么写这么个东西出来？”说着就把总结丢给我，没有半点商量的口气指示我：“你让他重写！”

我吓得什么话都不敢说了，心里也很不明白，怎么会不行呢？

没有办法，只好去请教老张。

老张见我哭丧着脸，就笑了笑问我：“如果让你看这个总结，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想都没有想就道：“镇政府应该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应该依法办事嘛！”

“对，你说得很有道理。”老张很肯定地说。

我听老张的称赞，心里忽然轻松了许多。

老张却又问我：“如果你是县长看了这份总结又会怎么想呢？”

是啊！如果我是县长会是怎么想呢？我得想想了，于是我说：“如果我是县长，那肯定是会认为镇政府没有把工作做好呗！”

“你说得对！”老张打断我的话就说：“你说这样的总结材料能上报吗？”

是啊！这怎么能上报呢？镇长肯定要挨批的！

我傻眼了，真的傻眼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总结材料会产生这样的严重后果！ 还好，老张进一步启发我：“其实镇政府官司输了，也不是坏事，对，应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嘛！” “好事？！”我更莫明其妙了，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了。

老张说：“这不正是说明村民们法制观念的增强吗？这不正是镇政府大抓法制建设的丰硕成果吗？这不正是镇领导的成绩所在吗？这不正是……”

我终于茅塞顿开，也终于很轻松地写出了第一份很有分量的工作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