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反反复复的分封制下的王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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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明史讲稿第五讲：明代地方行政制度中的第三小节，讲中国古代在西汉与西晋两次分封制的尝试，如何都以失败告终，西汉初年的异姓王制度，与当今许多人主张的联邦制非常相似，刘邦天子的地位是各诸侯国共推的，各诸侯国的地盘是自己打下来的，最初的汉帝国是各诸侯国的联合体，结果失败了，因为它不可能稳定，无法避免诸侯国与汉帝国之间的纷争，还是以战争来结束这种建立在联邦基础上的帝国，汉帝国才能保持统一和稳定，才能出现汉武帝那个强盛的历史时期。至于西晋的分封制，更是历史倒退，结果是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华民族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长期的南北对立，东晋南朝偏安于江东一隅，完全打乱了曹操奠定的统一国家的基础，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记取的历史教训。制度的变革往往不以当初设计者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制度的因袭与沿革自有其历史发展的趋势，不是主观愿望，或者外部力量所能左右的，其结果往往是变革设计者主观愿望的反面，这一点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在这方面的教训还是很深刻的。那是因为人在认识上思维的逻辑结构，与客观事物自身发展的逻辑不可能一致，思维的逻辑推理往往是直线的，事物发展的因素往往是多元的，形势是不断变化的，主观上的固执，在客观事物上往往还是碰得头破血流。当然，人对客观事物不是不可知，但很难做到全知，更谈不上全能，人在情绪狂热时，往往会一叶遮目，看不到事物全貌而蛮干，这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对这方面的狂热主义者，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和清醒的认识，有时得泼一点冷水，让他们清醒一下，冷静地多思考一下。故在制度的变革问题上，我们只能谨慎小心地慎势而为，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子过河还是对的，因为可能出错，所以才要摸石子啊！建国六十年来，实际上都是不断地在摸石子啊！有时摸准了，有时没有摸准，错了，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为什么无休无止地责怪呢？改了就好。或者说这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发现了有错，那就得纠正，这样才能不断前进，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事物都是这样前进的。认错和不断改正就顺利地前进，否则曲折就大一些，代价也大一些，抱着谦逊的精神进步快一些；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代价便大一些，但事物总是要进步的。在保持平衡和稳定的基础上，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我们制度上存在的缺陷，有时候还要进二步，退一步，使步子走得更稳一些。因为任何事都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能搞什么叶利钦搞的休克疗法，所以必须切忌主观主义的狂热情绪，否则误国害民。当然，中华民族肯定会摆脱那些主观主义的狂热情绪者，仍按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不是一次完成的，全国确立郡县制以后，分封制的阴影始终会以各种变化的形式再现，说到底，把部门或地域的局部的利益和权力置于国家全局性的根本利益之上，在地方或部门自行一套，实际上也是分封制的一种变态，今年8月27日《经济参考报》报导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讲到国家财政收入体制问题时，讲到现在一些收费和罚款制度的问题。“如每个部门都有收费权，并有不属于财政管理的预算，有小金库，这是对财政管理上的分管领导割据，是封建分封制的遗留。”这话有一定道理，地方的行政事业收费，不是不能收，而是要合法合理合规，收支上要公开透明，否则的话是有关领导及部门分割国家的权利，在收费问题上是如此，在政策方针上更是如此，如果各地各部门各行其是，对国家的政策，各部各地方都采取不同的对策，那不就是分封制的变态吗？这一类问题，超过一定的度，它会引起质变，破坏国家政令的统一，那还有什么令行禁止呢？所以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局部服从全局、个人服从整体这个最基本的观念，因为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利益。
第三节、反反复复的分封制下的王国制度
朱永嘉
汉初的一次反复
秦末陈胜、吴广起兵时，群雄崛起，各自占地为王。项羽入咸阳以后，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自称西楚霸王。项羽兵败以后，刘邦作为天子，是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一起上疏拥刘邦上皇帝号的。故汉初的异姓王实际上是楚汉相争时，汉的同盟国，并非汉朝的封国。刘邦称帝以后，曾置酒洛阳南宫，与群臣议论，“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与王陵起身回答说：“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汉书?高帝纪》）王陵这个话，说明汉初诸异姓王的地盘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不是皇帝刘邦分封的，刘邦本来只是项羽分封的汉王，与他们的地位一样。所以刘邦称帝，最初的汉帝国实际上倒像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刘邦的称天子是各邦共推的，领头推刘邦为天子的不是别人，就是楚王韩信，而这个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帝国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帝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这一段历史教训值得现在还主张中国实施联邦制的人们注意和吸取教训，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汉文帝时，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追述汉初的情况，说：“（高皇帝）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惠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刘邦几乎用了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才次第将他们剪除。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刘邦鉴于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又大封同姓子弟九人为诸侯王。《汉书?诸侯王表》称：“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别立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这也就是刘邦晚年与功臣宿将之间白马盟誓中约定的，“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而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天下是刘氏家族与功臣宿将们一起打下来的，今后刘姓及其子孙世世代代可以封王，功臣宿将们则子子孙孙享受侯爵封邑。
刘邦大封同姓王，是在高祖六年（公元前二〇一年），那一年他先废了楚王韩信，改封为淮阴侯，接下来便封自己从父兄刘贾为荆王，辖故东阳郡、吴郡等五十三县，封弟刘交为楚王，以取代韩信，辖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兄刘喜为代王，辖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子刘肥为齐王，辖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城阳诸郡共七十三县。当时还保留了几个异姓王，异姓王的消灭一直要到高祖末年。刘邦封同姓王的时候就有疑虑，封侄子刘濞为吴王时，“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就给他讲：“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汉书?吴王刘濞传》）到了汉文帝时，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关系就与刘邦在世时的情况不同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联邦制。所以贾谊在上疏陈时政时，讲：“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然其后七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贾谊还进一步讲：“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汉书?贾谊传》）因为文帝是以代王入主为天子者，与刘邦时所分封的诸王相互间当然以“布衣昆弟”相视，不可能自觉地明确相互君臣之名分。所以贾谊的结论，你文帝处于这样的相互关系，“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贾谊把这种形势比作“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这哪里是身与臂、指之间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失今不治，必为锢疾”。贾谊的这些分析还是合情合理的，文帝与诸同姓王之间不可能有真正和谐相处的关系，当时只是还没有撕破脸争一个你死我活的条件，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关系只是相互克制，以取得一个短暂的平衡。到他儿子景帝执政时，这个矛盾便公然爆发了，七国之乱，最终还是以暴力的办法进行解决。所以同姓诸侯王的分封制度，不仅没有达到借助他们作为朝廷屏藩，以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结果适得其反，所以刘邦这个分封同姓诸王为其子孙留下的是后患无穷。到了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对诸侯王讲所带来的也只是灾难，等于被禁锢的囚犯一样，规定诸侯王不得用天子仪制，置吏需依汉制，没有虎符不得擅自发兵，在自己国境内不得私自煮盐冶铁，不得擅自爵人、赦免死罪，不得收纳亡人，必须定期入朝，不得与外戚私自交往，诸王之间不得私自会晤，不得私自出境，不得对朝廷大臣乱行赏赐。故景帝以后，汉代同姓诸侯王的地位便发生根本性变化，实际上是被圈禁在领地内养起来，这实际上反而限制了他们子孙健康的成长。
总结汉代封同姓诸侯王的结果，《汉书?高五王传》的赞语称：“（高祖）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制度的变革与改制，往往不是以设置者的主观愿望为指针的，事物有其自然的发展趋势，郡县制是自然的发展趋势，是国家统一，避免战乱的客观需要，寓封建于郡县，以惩元秦孤立之弊，只是设计者永远无法实现的主观愿望，这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基本道理，当代人更不应该忘记这个基本的历史常识，侈谈什么联邦制了。
西晋的又一次反复
西晋司马炎立国时，《资治通鉴?晋纪》称其：“惩魏氏孤立之弊，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又诏诸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具体地讲，晋自魏得国，认为魏之失，是由于：“魏武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荫，遂乃三叶而亡。”（《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晋武帝司马炎大封宗室为王，在他活着的时候，中央政权尚能有效地运转，外戚与宗室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还只是暗流，在表面上还能保持相对平稳的关系。他一去世，西晋的中央政权便处于半真空的状态。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实际上是一个白痴，他在九岁时便被立为太子，虽然“朝廷咸知（其）不堪政事”，司马炎也知道这一点，由于太子废立之间牵动太大了，他把希望寄托在皇太孙司马遹身上，认为这个孙子聪敏灵秀，希望自己去世以后外戚和宗室能一起辅助惠帝执政。实际上司马炎去世后，惠帝完全是一个无智无能的傀儡，帝王的实际权力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
司马炎临终时，希望外戚杨骏与宗室汝南王司马亮共同执政，结果事与愿违，杨骏排斥司马亮，想独擅政柄，惠帝的皇后贾氏杀了杨骏，由司马亮和卫瓘共同辅政。司马炎的第五子楚王司马玮与贾后相勾结，贾后矫诏令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和卫瓘，贾后又以司马玮矫制害二公而杀之，那时楚王司马玮只有二十一岁。贾后又与司马懿第九子赵王司马伦相联系，加害太子司马遹。太子遇害后，司马伦又借此矫命废贾后，中央政府的权力由赵王伦独擅，遂废惠帝自立为帝。这时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皆拥强兵于外，三王联合起兵讨赵王司马伦，伦兵败被杀，齐王司马冏入京，惠帝复位，权力集中在齐王司马冏手中，在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又起兵讨伐司马冏，结果是武帝第六子长沙王司马乂为内主，司马乂起身响应，杀了齐王司马冏，以后河间王司马颙又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乂，乂兵败被杀。于是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河间王司马颙为太宰大都督，惠帝迁于邺，朝政皆司马颖主持，平北将军王浚起兵讨司马颖，颖兵败，河间王司马颙遂拥惠帝还洛阳，复迁长安。东海王司马越后起兵入关迎惠帝还洛阳，惠帝崩，立怀帝司马炽，是为武帝第二十五子。怀帝委政于东海王司马越，由于宗室及外戚之间内乱不断，农民军遍地起义，匈奴、羯人相继起兵，时羯人石勒攻陷许昌，兵锋直指洛阳。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讨伐石勒，朝廷为之一空，“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枹鼓之音不绝。”（《晋书?孝怀帝纪》）洛阳成为无政府的状态。而东海王司马越带了洛阳之众二十万人，行军时，司马越死在途中，众推太尉王衍领兵，率众东下，被石勒的骑兵追及，晋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免者。于是执（王）衍及襄阳王范、任城王济、西河王喜、梁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顗等，坐之于幕下，问以晋故。衍、济等惧死，多自陈说，……勒于是引诸王公卿士于外害之，死者甚众。勒重衍清辨，奇范神气，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墙填杀之。”留在洛阳城内的一部分士众，“左卫何伦、右卫李恽闻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阳。勒逆毗于洧仓，军复大溃，执毗及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众。”（《晋书?石勒载记》）与东海王世子毗一起被石勒杀死的有晋宗室四十八王，留在洛阳的晋怀帝至是则“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怀帝想出洛阳，“步出西掖门，至铜駞街，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晋书?怀帝纪》）想逃亡长安，结果为匈奴刘曜所俘。西晋王朝就是这样凄惨而又可悲地彻底崩溃了。更加可悲的是这个王朝崩溃时，作为士大夫的领袖人物王衍的表现实在太恶劣了，死到临头时，还那么卑躬屈膝地贪生怕死。《晋书?王衍传》称：“勒呼王公，与之相见，问衍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勒甚悦之，与语移日。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谓其党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苌曰：‘彼晋之三公，必不为我尽力，又何足贵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锋刃也。’使人夜排墙填杀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王衍是西晋士大夫清谈的领袖人物，他口未尝言钱，而其妻郭氏则聚敛无厌。郭使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阿堵，是“这”的意思，全句意谓把这个东西搬开，而不称“钱”。口不言钱，而又聚无度的这样一个虚伪的士大夫领军人物，在整个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如此卑怯而无耻地贪生怕死，西晋的垮塌自是无法避免。
西晋王朝如此似山崩地裂那样迅速瓦解垮塌，根子还是在分封制，大规模地分封宗室诸王，厚赏功臣大将，并互相结为姻亲，就只是由于出了一个白痴的晋惠帝作为诱因，最高权力处于虚位的时候，外戚、宗室诸王之间不断自相残杀，使中央政府机构分崩离析、自我瓦解，中央与地方政府都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自存的下层群众自然起来反抗，建立自己的组织，结果必然是群雄逐鹿，天下大乱。散居内地的匈奴部落，原来游牧民族，还保留着部落组织的状态，鲜卑、匈奴、羯、氐、羌相继崛起，北方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这一次分封制不仅没有达到国之屏藩的效果，相反祸乱由此而起，造成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整个中国处于动荡不宁的局面，其祸害要远远高于汉初那次分封同姓王的失策。汉景帝时的那次七国之乱，毕竟被周亚夫平定下去，文景时期相对稳定繁荣的历史时期并没有打乱，为汉武帝崛起准备了历史条件。而晋武帝分封宗室诸王，只有在武帝统治的那二十年还算太平，但却是极端腐败黑暗的历史时期。从晋惠帝即位啓八王之乱，接着便是五胡十六国的动荡不宁，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南北分裂时期，战乱频仍，这个阶段毕竟是中华民族最痛苦的时期。这个时期起兵作乱的是被分封的诸侯王，不是郡县制下的地方官员，它再一次证明分封制这条倒退的路是死路，此路不通，强行推立，结果是天下大乱，中华民族为之付出沉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