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证欺诈案例解析

存在基础合同的欺诈：原告提供了哪些证据？这些证据是一些什么样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否足以说明存在基础合同欺诈？该欺诈是否是实质性欺诈？在基础合同存在实质性欺诈的情形下，如果法院不给予法律救济，将造成申请人的损失是否是不可挽救的？法院是否有必要和足够的理由停止或终止信用证的支付？另外，最高法院的《座谈会纪要》中说，因基础合同欺诈而向法院申请冻结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支付的人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在本案的判决中，我们看不到法院对这一举证责任和举证要求做出任何考量。

3，问题之三：欺诈例外的例外

并不是只要发生信用证欺诈法院就可以一概将信用证的支付予以冻结或终止支付。各国之所以在欺诈例外之外还设定一系列例外，有一个明显的目的，那就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中间商或中间银行参与到信用证交易中来，因此开证行或法院必须注意培养而不是破坏这些信用证交易的中间人或中间行对信用证机制的善意信赖。因为这些中间商或中间行对信用证机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例如保兑行、议付行、付款行以及那些因依赖开证行在信用证中明确的付款保证而善意行事的人，或者他们不知晓欺诈的发生，或者他们已经付出对价。法院必须明白，没有这些中间行的善意参与以及对信用证法律机制的依赖，信用证付款机制就是一句空话。

本案判决的最大问题是，法院在作出判决时没有考虑信用证独立性的欺诈例外之外还有一系列例外。例如就最高法院在其司法解释中

规定的信用证项下已经开证行承兑的汇票这一例外而言，本判决就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数年以来，中国法院在这一欺诈例外的最主要的例外问题上的做法已经令国内银行实务界怨声载道，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法院的做法令中国银行界和司法界声誉受到最严重的损害。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说得明明白白，如果信用证项下的汇票已经开证行承兑，开证行在该汇票项下的付款义务已经变为无条件的付款义务，则开证行必须付款。本案的判决显然直接违反了最高法院前述明确的司法解释。

当然，如果已经开证行承兑的信用证项下的汇票仍然由进行欺诈的受益人持有，则开证行当然可以根据受益人进行欺诈的抗辩直接针对该受益人，但实际上实行了欺诈仍傻乎乎地持有汇票的受益人几乎没有，因为受益人获得开证行承兑汇票之后往往立即以较低的价格直接在票据市场上将该承兑汇票贴现，获得款项后不知去向。所以最后要求开证行兑付承兑汇票的往往是付出对价的、善意的、在票据市场上以公平价格获得该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已经承兑汇票的开证行不得以针对受益人的欺诈抗辩针对正当持票人。

法院在本案中显然根本没有考虑信用证下已承兑汇票项下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法院的判决将显然造成如下严重的事实和法律问题：由于法院处理的是基础合同项下的欺诈纠纷，诉讼的原被告是基础合同的买方和卖方，但是法院却处分了不是本案当事人的信用证项下开证行和已经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的法律权利；另外，由

于开证行和正当持票人不是一审的诉讼当事人，自然也被剥夺了上诉的权利。这样的判决显然会造成很大的司法不公平。

4，问题之四：审理信用证欺诈案件时涉及独特的程序上的问题 对法院的司法程序和实际操作来说，因基础买卖交易项下的欺诈而来的诉讼必然会涉及到信用证交易。但是信用证交易和基础合同交易的相互独立这一基本原则又不允许银行或法院轻易地突破该基本原则。法院必须保持平衡：一方面不能让欺诈得逞，另一方面又不能损害信用证的基本原则。

法院在此时会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是程序上的问题。因为法院审理的往往是开证申请人发现受益人欺诈后提起的要求法院冻结甚至撤销信用证项下款项付款的诉讼。但是开证行并不是基础合同项下的当事人，开证行和受益人之间基于信用证开立而来的交单付款关系不能基于基础合同项下一般纠纷的抗辩得以解除，除非出现受益人欺诈。程序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般来说，基础合同项下开证申请人为原告和受益人为被告之间的诉讼如何将开证行追加进来是一个重要问题。在美国一般是开证申请人为原告告被告开证行，要求后者因受益人欺诈而拒绝兑付受益人汇票。但是在中国法院目前所审理的案件中，似乎更多的是开证申请人以基础合同项下受益人欺诈为由起诉受益人。所以，开证行往往被当作第三人追加到诉讼中来。

这样就产生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基础交易和信用证交易是两个不同的交易，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的法律关系，在一般的情形下，基

础合同项下的法律关系和信用证交易的法律关系在一般的情形下是不应该合并审理的。因为原告和被告不一样，诉讼的标的也不一样。 其次是实体上的问题。尽管独立性原则不能被轻易突破，但是由于法院不能违背公正的原则而眼睁睁的看着受益人的欺诈得逞，所以法院在何种情形下，在何种条件下，基于何种考虑才能突破独立性原则，再根据基础合同项下受益人的欺诈的证据判断，对银行应否兑付信用证作出判决。

5，问题之五：未经审判剥夺开证行和信用证项下汇票持票人的权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中法院未经追加开证行和信用证项下汇票的持票人就撤销了信用证项下开证行的付款义务。但是法院撤销了信用证项下开证行的付款义务并不意味着法院在同时也撤销了开证行已经承兑并经转让给第三人的汇票项下的付款义务。有的人理解为法院也同时撤销了承兑汇票项下的付款义务，理由常常是该承兑汇票正是银行在信用证项下的付款方式。

本案中，法院显然没有考虑承兑汇票的付款最终性问题。法院也显然没有考虑该承兑汇票的持票人的正当性问题。法院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相情愿要保护国内开证申请人的一方利益时，也轻易并且未经审判就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例如开证行或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的财产以及相应的法律权利。显然本案的开证行的国际声誉受到了严重

的影响。另外，本案正当持票人的权利未经司法审判，根本没有获得基本的抗辩机会就被法院无情剥夺。

另外一个更简单直接的理由是，既然法院的判决未经开证行和正当持票人的参与，法院的判决就无法约束开证行或正当持票人。法院的判决不能约束未参与诉讼的、没有接到法院通知、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抗辩机会的当事人。这是明显的强有力的理由。

接下来的后果是，当信用证项下经开证行承兑的汇票的正当持票人要求开证行兑付到期汇票时，开证行将不可避免地要做出支付。当然开证行也可以以该国内判决作为抗辩，但是持票人可以有几个强有力的抗辩理由：第一，国内法院终止的是开证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法院并未终止开证行承兑汇票项下的付款义务；第二，开证行和正当持票人不是开证申请人发动的基础合同项下诉讼的当事人，因此该诉讼的判决结果对于未参与诉讼的开证行和承兑汇票持票人并无约束力。第三，如果该信用证项下经开证行承兑汇票的持票人是正当持票人，即使开证申请人或开证行发现受益人欺诈，开证行或开证申请人也很难以此作为对抗正当持票人的抗辩理由。

6，问题之六：法院不当干预信用证支付造成银行实务的混乱和银行的尴尬地位

法院显然没有明确区分冻结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支付和撤销信用证项下兑付义务。因为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支付诉讼的被告是开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