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大清盛世的愚昧
叫魂——盛世的愚昧
美国一位汉学家孔飞力先生，写了本书，《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通过清朝乾隆年间发生在中国的一起妖术恐慌事件，分析清王朝的制度运行，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以及民众生活和心态。作者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是一种“病态”和“扭曲”社会，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盛世”。即使有表面上的繁华，背后却是统治者阴暗的牢狱，民众苍白的愚昧。而所有的政治制度，其运作，官员的作为，百姓的生活，整个社会都建立在一个互不信任的基础之上。
“叫魂”一说，在中国有很深厚的民间土壤。但是，有民众基础并不能掩饰它的荒诞性。这件看似荒唐的事情一旦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升格为政治事件，纳入制度运作，便逐渐演变成为皇帝总导演，官员疲于奔命捉妖，平民百姓无端冤屈以至于莫名其妙丢了性命的荒诞剧。
乾隆年间，1768年，浙江德清县城墙重修，知县便雇用若干石匠来干活。其间，有一位农夫请某一石匠帮忙，将某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用大锤反复敲击，人们称之为“叫魂”，而那些被叫去魂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亡，农夫希望借此惩罚两个不争气的侄子……就是这件小事，却被德清一座寺庙的和尚为了与另一寺庙竞争香客，编造出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人的故事。此故事传出后，造成当地一时恐慌。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纷纷从各个侧面“证实”该故事的存在，民众恐慌情绪和流言造成的影响，迅速向周围几个县蔓延。
事情起源并不难查清，只要地方官员尽职尽力，流言止于智者，或者民众因无知而恐慌，官员安抚一下，也就算了。但是，偏巧那时候有几起刑事案件，有外乡形迹可疑者被民众殴打致死，有本地平民无端暴病身亡，地方官员无法交差，为应付上司盘查，便徇私枉法，逮住几个小民屈打成招，成为流言的佐证。后来，山东巡抚富尼汉给皇帝奏折，称当地有人施“剪辫妖术”，把“叫魂”与“剪辫子”联系起来，流言才有了质的变化。富尼汉为了证明自己的忠心和办事得力，在全省范围内抓了很多与妖术有关的“案犯”，并且审出此案件的发源地是江苏和浙江，这正是清廷最疑虑之地。乾隆皇帝看到奏折，感到事态严重，严命江浙当地官员迅速抓捕相关案犯，并通报全国，令其他地方注意防范。
既然有了“最高指示”，各级官吏不敢怠慢，心里清楚的为应付上司而积极奔波，不清楚的为表忠心更是熬夜加班，更别有用心的人眼看着机会到了就变本加厉。这件“叫魂”案一时闹的沸沸扬扬。
民众的恐慌和流言的迅速蔓延是“叫魂”案的社会基础。
这个案件的查处在全国普及开来，有小孩子因为学业没完成就谎称被妖人迷倒，辫子也被剪了；也有人欠债抵赖，报案至官府说被人迷到，辫子也被剪了；更有甚者因为私人恩怨，便利用此时机向官府告密，说发现妖人等等。实际上没有一桩案件属实，都是谎报。在案子的后续发展中，确实有很多是因为人性的阴暗面导致的，比如说衙役贪图钱财敲诈百姓，诬陷说是妖党，屈打成招。还有很多向官府告发的民众是处于私人恩怨而陷害别人的。正如“叫魂”一书指出，妖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也反映了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以及互相陷害，这样的社会不是健康社会，是一个病态、被扭曲的社会。
官府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推手的作用。
被“最高指示”压的抬不起头来的地方官府，每天苦于找证据，有报料上来，宁肯“错抓一千”，也不肯“漏网一个”。而乾隆皇帝由于对江南有成见，再加上此案的一个明显特征——剪辫子，涉及到清朝立国的根本，并把它定性为“谋反”。这是一个无论在哪个朝代都要满门抄斩的罪行。
正是由于官民两个阶层的人合力的结果，使得本来是一个地方小事端，迅速演化为全国性的大案件。即使是全国性的，这个案情也不算复杂，实际情况也没有那么严重。可是，由于乾隆皇帝对此引发内心深处的恐惧，就使案件查处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很多地方大员明知案情的真实情况，迫于皇帝的压力，不得不抓大批的替罪羊来证明自己行政的效率。虽然最后有几个敢于直言的大臣向皇帝指出此案的荒谬而告终，而这几个大臣身份的特殊性，也是其他地方大员不能比的。
“叫魂”一书的作者提出，这个案件的发生，社会上有大量流动人口和邪教被民众广信，是重要原因。其实，作者说的还是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流民和邪教，一般都在朝代晚期出现。“叫魂”的作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因素，清军是以“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为代价，平定江南的。这种对社会和民众的极大伤害，需要统治者认真、悉心的抚慰，而且还要经过多年的等待，货真价实的抚民制度和优惠政策。但是，清朝的统治阶层却以完全不信任的心理对待江南的汉人。到了乾隆当朝时，虽然清朝进关已近百年，社会看似繁花似锦，莺歌燕舞，实则基础极其脆弱，主要表现就是无信。社会没有、也无法建立正常的互信，不信任从上层流及下层，从官传向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样的社会，稍有风吹草动，官府便以冤狱、敲诈欺压百姓，以百姓的人头换取顶戴花翎；而百姓则在社会飘荡中以诬陷、告密自保，以损人作为利己的先决条件。
“叫魂”案件发生在所谓“乾隆盛世”，具有讽刺意味。仔细分析案件构成和过程，可以清楚看到，即使按照“封建制度”的定义，清朝的制度运行也存在巨大的社会漏洞。这个盛世只是个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纸棚子，一点火星就能烧起冲天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