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的文化反思

　　综观近几年国内文艺界对我国当代“日常生活泛审美化”这个热点问题的讨论，笔者发现，较少有论者真正从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本身来展开问题。正是这种泛审美化实践，折射或凸现出了中国当代的诸多文化问题，也只有直面这些问题，才会优化我们的文化结构。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打算从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在当代中国的发生、中国历史与当代所累积的传统与泛审美化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与审美三个层面，对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所内蕴的文化问题进行一个粗浅的反思。 　　毫无疑问，“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内生于“大众文化”这个大场域，是后者的一个突出表征。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产生的时间、语境及其所内蕴的一些特征也基本与中国式的“大众文化”一样。 　　 　　一 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在中国发生的反思 　　 　　学界倾向于认为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的全面展开大体在20世纪90年代。在笔者的问题视域中，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间界限，即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在此实现了一个大的转型。站在这个“转型”点上，我们可以从发生学的角度，在对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的梳理中，发掘出其内蕴的文化问题。 　　不少论者认为，发生在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为后来90年代的大众文化实践（亦即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做了思想或舆论的准备他们努力发掘二者所蕴涵的似乎同质的“感性解放”要义。王岳川先生认为，“美学热不仅是理论的自我更生，而且是被压抑的感性生命解放的勃发形式”①。然而，从文化反思的角度看，它们实是不同质的。这一点实际上在王先生随后的表述中也见得异常明白。也就是说，这样的“感性解放” 是8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之“时代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文化启蒙”的诸多元素如“价值重估”、“理性化和感性诗意化整合的新生命意识”、“人的主体精神”等的诉求自然粘合在一起的，而不像90年代大众文化场域中的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那样，蜕变为赤裸裸的感官狂欢，以及表层化、粗俗化的泛审美。 　　这一认识在其他一些论者的表述中也有体现。王一川先生在谈到中国90年代大众文化场中表征的“感性愉悦”时就流露出了对那个时代的留恋。他说他没有想到80年代作为主体性觉醒形式发生在审美领域中的感性化、诗意性诉求等在90年代完全转换成了“感官愉悦”②。 　　王岳川先生在提到90年代“非主体化”时说道：那种整体性的哲学，那种乐观的理想主义思想，那种“高尚纯洁”式的写作不复存在，主体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仅仅具有小人物式的凡俗，并以调侃方式面对世界之纷纭复杂景观而终无可奈何。世界不再是“高雅清新”大写的“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俗人的世界，一个非主体的世界，一个反诗意化的“一地鸡毛”式的存在时空体。世界之中的“人”也只不过抽空了人的主体内容，而徒有人的有限形式而已。于是，“活着就好”成为90年代人的成人仪式化奠基。③ 　　王先生主要是从“文人”主体性消解的角度来谈的，这无疑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整个国人精神面貌的转型。的确，在中国社会，可以说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文人”（主要指艺术家、作家、文艺批评家、思想家等）都是社会某种意义的立法者与阐释者、社会良心的守护者。他们的启蒙姿态与主体性之消解无疑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价值选择、就业取向、职业伦理等的转向。他们与“大众”的这种“活着就好”和煤炭工人的相同话语有着本质意义的差别，具有极大的文化破坏性。那么在此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人”主体性的消解宿命式地、历史地为90年代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催生了一群不折不扣地抛弃“文化启蒙”、拒绝深层诗意审美、只求官能刺激享受与表面浮华审美的经营主体与消费主体。 　　也正是在这里，循着布迪厄、费瑟斯通等社会学家所讨论的新型文化媒介人、文化专家等新型社会阶层的出现及其所导致的整个社会阶层的分化、重组和文化范型的变迁的思路，笔者不禁要问：与观念上的变迁和整个社会共振式的相互影响相配合，90年代中国“文人”文化启蒙姿态与主体性消解到底给我们的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在实践层面上带来了什么？具体来说就是：这些“文人”在做什么，在社会的哪些位置上？进一步讲，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人”（在中国就是受过中等教育以上、涉及人文、社会学科的“读书人”）在做什么，在社会的哪些位置上？ 　　于是，在笔者的问题视域中，90年代中国“文人下海”的事件（包括后来的“文化人下海”）也就在文化社会学层面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当代作家格非先生曾说到过一件事：有一天，他在北京一幢张贴在现代化高楼上的售楼广告中，看见一段明显化用了一首具有诗歌意境的古希腊诗歌的促销广告词，他异常惊奇：这些广告从业人员怎么这么有“文化”？后来他想通了，不就是地产商人背后强大的文化专家队伍吗？ 　　也就是说，这些“文人”或“文化人”或直接或间接进入到了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相关联的现代物质商品产业与文化商品产业中去了，在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的各个环节、各种领域，都或轻或重地充当了一个或谋划或直接参与设计与生产或传播其观念的角色。这一点，如果我们稍加观察自己身边的生活并对其作简单的分析，都不难发现。与之相伴的就是，90年代以来，在80年代“市场经济”基础上中国更加强化的文化资本市场化的基本现实，以及整个社会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强化的文化审美外衣的泛审美化趋势。这种趋势随着90年代以来中国大中专学校在专业及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变革，越来越严重。简单地说，90年代以来中等以上的教育所培养的，多是一些对文化了解浮面却对文化技术化处理比较专业的人才。 　　对于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的发生作历史性考察，还有一些人应该引起我们的文化反思，比如曾经作为引领80年代初期泛审美化实践潮流的主力军之一的“爆发户”④。这里，笔者无意也无力做社会学的调查，只想从个人经验的层面上作出反思。可以想象，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他们这种引领对我们的文化意味着什么。或许就是“吃、穿、住、行上的漂亮”，生活方式的休闲与轻飘等表层审美，或许就是强化了日常生活泛审美化中更夸饰、更感官化的层面，仿佛就是文化、审美本身真正的内涵，仿佛就是人类历史本身的反讽历史中的泛审美往往就是由这些有点“反智”却有能力“消费”审美的阶层或集团所引领的。 　　 　　二 中国历史与当代所累积的文化传统的反思 　　 　　一般人趋向认为，中国的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基本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当然逻辑，或者就是消费文化、商品市场的本然命题。宏观地考察，这似乎也没有大错。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经验与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本身有着与西方差别很大的文化结构。进入到这个层面，我们会发现中国日常生活审美化有着自身的文化逻辑。 　　在西方以M•韦伯为代表的思想家的思考路径中，他们往往把包括日常生活泛审美化等问题放在西方自近代以来“去魅”性的“世俗化”进程中考虑，认为正是这样的进程导致了世俗种种文化困境。但是，笔者要问的是，中国有这样的过程吗？因为，中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坍塌问题。当然，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可能的确存在一个相对的“世俗化”过程，比如说广泛意义上的“神话式思维”（神圣化、权威化、幻象化等）作为思考世界、历史、生活的方式的式微。但总的说来，正如学者们一般所认为的中国人注重“实用理性”、“务实”等生活态度的看法一样，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我们中国文化历来就是世俗化的。孙隆基先生在考察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时，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注重“现世取向”，具有“身体化”倾向（将心理问题“身体化”，几无“灵魂观念”，特注重对身体的“养”，注重吃所谓“民以食为天”等），认为普通老百姓“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等等⑤。这些，我们稍加考察在中国民间流行久远的谚语（“人生在世，吃穿二字”、 见面打招呼就是“吃了没有”等），以及当下国人的生活日用习惯上，都可以得到基本证实。那么，把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泛审美化放在这样的文化结构中，我们似乎就容易想象为什么我们很容易适应感性（官）化、表层审美化的生活，而且还能“发扬光大”。

　　这里，笔者还想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千百年来生活日用与整个社会的泛政治化的错综勾联所形成的怪圈，使国人很重视生活日用：正是生活这个最基本的物质层面的不容易解决太重要了，反而被泛政治化了；因为太重视及被泛政治化，人们就越发紧紧抓住。于是，在这个基本层面上，国人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物质层面的大肆享受，为了阶层区分对“夸饰性消费”做尽文章包括泛审美化似乎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这还是历史传统，如果我们考察中国自近代以来所累积或强化的传统，似乎更能在强化的意义上理解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在中国发生、发达的文化基础了。 　　较之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我们相对不太重视技术。余英时先生在考察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所谓“五四”两大口号之一的“科学”时，对“科学”与“技术”做了区分，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包括“五四”，我们所重视的实际上就是“技术”而非“科学”⑥。那么，在这样的历史语境或新累积的传统中来考察中国当下的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实践，我们自然知道我们主要是在什么层面上使用“审美”了。 　　另外，延续上文所论的中国历史传统中重视日常生活物质层面的话题。笔者认为这在当代有着加重的趋势。这与以下三种趋势密切相关：一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有意偏重或是无奈取西方器用层面，二则中国与整个世界一样科技化趋势的加强，三来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化。在这样的新累积的传统中，人们除了追逐日用精致化还能做什么？ 　　在这样的对两丛传统的考察中，我们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去深层审美化”似乎也就有了文化基础。也正是在这里，笔者想起学术界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即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完成真正的“文化审美化”实践，而直接进入到了所谓的“后现代”实践阶段。难怪乎西方人认为我们比美国还“后现代化”。 　　 　　三 余论：审美救赎就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办？这是思考整个世界日常生活泛审美化趋势日益加重的人要问而且力图解决的问题。面对西方的工具理性、商品逻辑等世纪问题，西方哲人给出了 “宗教” 或“审美”救赎的道路。在笔者看来，“宗教”救赎对中国文化结构来讲，的确有些不太现实，或者说道路漫长。笔者在此感兴趣的还是“审美救赎”层面。 　　综观西方19世纪以来包括尼采、阿多诺等众多思想家对于“审美救赎”的论述，都可以看出他们的精英姿态，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审美的期待与想象仍然没有脱出“传统美学”的理论框架，即与韵味、境界、圣洁等范畴相联系的距离式的、反思性的审美。表面看来，它只是纯精神式的具有“贵族性”，只有少数精英才能做到。其实，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或者说人类惰性的一个托词。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对西方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对日常生活的分析进行再认识。在西方包括列费伏尔、黑格尔、斯宾格勒、M•韦伯、海德格尔、赫勒等人对“日常生活”这个“现代性”概念的分析中⑦，我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能够审美吗？好像这是两个本质不能相融的范畴。其实，他们多是从负面意义上说的，并没有把话说绝，这尤其体现在列费伏尔、赫勒的论述中。在列费伏尔看来，日常生活本身充满辩证法，不但具有压抑的一面，同时也隐含着否定、变革和颠覆的潜能。同样的态度也体现在赫勒的表述中（尽管她有些犹疑）。也就是说，在笔者看来，审美救赎就在日常生活本身之中，就在人的日常伦理中。这是 “日常生活”这个概念本身的内在逻辑。 　　当然，笔者并非不清楚思想家们论述问题的语境，即包括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在内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实践在西方是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等累积的产物，正是由于此，他们怀念经过他们浪漫想象的那些远逝的世纪。但是，在笔者看来，当代日常生活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就内蕴于当今机械化、复制化、伪个性化特征明显的日常生活中。这是在追求一种“震惊”与“求新”。这种“震惊”与“求新”尽管多了之后会钝化我们的感官与思维，但它总会给人一种“陌生化”效果，让人打破日常思维。当然，关键在于我们是否保持清醒，充分利用这种“震惊”与“求新”，而不只是跟着感觉走，失去了我们反思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不妨稍稍放慢我们的生活节奏甚至停下来，对这一切做一个“凝视”！ 　　同样，借助中国古代智慧，我们似乎也能够达到日常生活的真正审美化。在中国佛禅里边有句古话，“担水砍柴，莫非圣道”。在他们看来，圣道就体现在一个人的日常日用中，关键是看这个人的心态。同样的道理也体现在中国道家等对“悟道”、“入道”的论述中。仔细想来，这个世界就是“人化”或“人为”的世界，一切都在于我们怎样“事在人为”无论这个世界怎样科层化、机制化，作为主体的人并非就不能发挥我们每一个体对于社会总体结构的“主体性”功能，从而打破我们“日常”所强加给我们的思维定势和被奴役状态，而给自己一个真正审美的空间、一个距离审美、反思审美的理由。 　　 　　注释： 　　①③王岳川：《中国镜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第34-35页。 　　②王一川：《文学理论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笔者不太赞同陶东风弟子等人的观点，坚持认为引领80年代初期泛审美化实践潮流的主力军之一就有“爆发户”。参见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等，《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 　　⑤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上、下），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5-70页,第475-489页。 　　⑥参看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版）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相关论述。 　　⑦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85-406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宜宾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