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两面说[水浒]
正反两面说《水浒》
去年夏天，偶然兴之所至，写了一篇评论《水浒》的短文，题为《读不懂的水浒》。在此文中，我提出了读《水浒》的三点困惑。一是对小说写的主要内容是不是农民起义的判断，根据小说主要人物的身份，我觉得缺乏依据；二是对梁山好汉打家劫舍的行为，是否为义举，我表示怀疑；三是对《水浒》的语言风格前后迥异我觉得不可理解。内从去年夏，到今年春，一晃半年过去了，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在这春和景明之际，终于偷得一段闲暇，塌下心来再读几遍原著，果然又有了新的发现，新的感悟。心有所思，吐之为快。于是欣然提笔，再写一篇全面评价水浒的文字。四月十二日偶然看到报上刊登的易中天和鲍鹏山两位先生对《水浒》的品评文章，此文可巧在那天应运而生，也算是我这一介草民参与他们的讨论吧。
众所周知，《水浒》乃是在元末明初继《三国演义》之后面世的，这是中国第二部影响深远又颇受争议的长篇章回小说。封建统治者曾定为禁书，几次毁版。禁止不见效果，又组织俞万春等文人写了一本题名《荡寇志》的书，这本书又叫《反水浒传》。其内容是一百零八个头领，一个个都被斩尽杀绝为止。这之后，清初金圣叹腰斩过，评点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浩劫之时，还曾搞过一次评《水浒》运动，可见，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作者施耐庵，看来不是出于仕宦之家，他关注的是下层百姓生活，关心的是他们的疾苦，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愿望与诉求。全书虽然也写了不少战争场面，却并不写帝王将相的争城夺地，称王道霸，也并不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描写皇家的军威豪壮。其动人之处在于作者以同情的笔调说出了历代农民起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整部小说仿佛在诠释着造反有理的信条。因此，书中十分同情那些遭遇不公的受害者，大力讴歌侠肝义胆的猛士。
那些豪爽的义士，往往路见不平，挺身而出，拔刀相助，不计个人安危。他们该出手时就出手，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个个活的洒脱自在，他们一旦不容于当世，便从四面八方汇合起来，哨聚梁山水泊，扯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坦然坐在聚义厅的交椅上，与大宋皇帝分庭抗礼。最后虽然接受了朝廷招安，当了投降派，替皇帝打别的强盗去了，在众好汉凑足一百零八员排了座次之时，却也红火风光了一阵子。从整部作品的主要情节来看，作者的气度和胆识，着实是令人钦敬和叹服的。在小说的塑造人物的写法和语言发展方面，更有其独特的感人魅力。这也是在封建社会几次遭到查禁、销毁，而至今仍流传于后世，令人不忍释卷的缘由了。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其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揭示了官逼民反甚至促成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为下层人民犯上作乱甚至造反而正名。如果不是贪官污吏为一己之私而欺压良善，那些梁山好汉也会各安其事各务其业的。阮氏兄弟正常打渔，解珍解宝安心打猎。吴用当他的学究教他的弟子，林冲当他的八十万禁军教头······鲁达是因为看见金氏父女走投无路，才路见不平三拳打死了郑屠，武松是因为哥哥被害，无处伸冤，才发狠斗杀西门庆，抢回快活林，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孙新孙立为搭救遭受冤屈的解氏兄弟义愤之下才去
劫牢，而且杀死了作恶多端的毛太公。这些受害人全是被迫起来反抗。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引出的血债还需血来偿的故事。这样的写作思想在封建社会可贵而难能，显得《水浒》主题的社会性高出一筹。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正是封建统治着极力扼杀的原因所在。
其二是人物性格的塑造。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对《水浒》评价甚高，他认为：到了《水浒传》的出现，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他的理由是《水浒》第一次真正脱离了历史，情节是完全虚构的，任务是完全塑造的。如果拿《水浒》和《三国演义》相比较，这个评价无疑是十分精当的。因为三国演义的作者还是让历史史实的绳索捆着手脚，还不能放开手脚细腻地刻画人物，而水浒的作者只凭《大宋宣和遗事》一书中关于宋江三十六友举事的简短记述，就可按照自己的立意挥洒自如地写下去了。
《水浒》写人物的方法，是作者创新采用了一种渐近法。这种方法就是一开始不给人物贴上性格标签，通过激烈而复杂的斗争故事，让人物性格自动地显现出来。运用这种方法，作者就可以不慌不忙地讲着人物的系列故事。人物仿佛走近了读者，人物性格也显得分外鲜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