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与智慧的城市规划

作者：邓毛颖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10期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5)03-0049-08

　　自从2008年IBM公司提出“智慧地球”的理念从而引发出“智慧城市”建设热潮以来，智慧城市的理念已逐步被认同，并被许多城市确定为发展目标之一。至2014年底，国内已有400个城市宣布建设智慧城市，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总体上从概念导入期进入快速发展期，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和科技部等部门主导抓各种类型的试点，呈现“繁荣且混乱”的局面。2012年，国家住建部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管理办法》，强调智慧城市是综合运用信息技术、整合业务资源、统筹管理应用的城市规划建设新模式；2013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组织了100个城市开展试点示范，在10个领域启动智慧工程建设工作；2014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智慧城市建设正式引入规划，并与绿色、人文城市并列成为推进新型城市建设的范式。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融合多各学科的内容，这一点与城市规划学科是一致的。同时，城市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载体，从城市规划角度来探索智慧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全面厘清智慧城市的发展脉络，挖掘智慧城市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源动力，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路径和建设条件，提出虚拟影响下的城市规划应对策略，是对以往智慧城市研究、建设的有益补充。

　　一、对智慧城市的认知

　　(一)智慧城市的概念特征

　　智慧城市思想起源可追溯到1990年，以“智慧城市、快速系统、全球网络”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对推动城市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的“智慧化”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1998年，美国学者鲍里尔(Bollier)在《怎样通过智慧的增长阻止城市的无序发展》一书中倡导，应该在城市规划中采用智慧城市新政策，该主张随后在美国西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广泛实践。然而，大约95%以上的文献都认为是IBM公司首创了智慧城市的思想和理论，这是因为IBM公司在2008年全球宣传时提出了“智慧地球”的理念，明确“从城市开始构建智慧地球”的思想，并由此掀起了智慧城市的研究和实践热潮。智慧城市思想不仅成为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的国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也因符合快速成长的中国城市对未来发展理念的追求，从而迅速成为中国诸多地方政府未来执政纲领的“核心指导思想”。2009年，首都北京就正式启动“感知北京”示范工程，随后“智慧北京”“智慧广州”“智慧南京”“智慧宁波”等战略目标先后由国内一些发达城市提出并实施。

　　作为一种新概念和新模式，智慧城市的概念尚处于构建期，随着关注重点、战略利益及视野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目前，国际上接受度较广的定义是：“智慧城市以智力、社会资本和基础设施(包含传统的与现代的信息技术和设施)为支撑，进行参与式、智能化的管治，从而实现低成本、高品质的生产、生活”。[1]欧盟委员会在《Smart Cities Ranking of European Medium-sized Cities》中对智慧城市的定义是：既重视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又重视知识服务和基础应用的质量；既重视对资源的智能管理，又重视参与式、智能化的治理方式，多方面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市民生活更高品质。[2]前者侧重于资本运作与经济增长，突出智能化的管理，后者将技术、服务、管理、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充分融合，体现智慧城市的万能效应。李春友在《国外智慧城市研究综述》中研究了国外学者的智慧城市定义，认为其内涵有很多概念变体，他比较国外有影响的智慧城市定义，概括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与城市基础设施融合为手段的；二是以提高政治和经济效率转变政府治理方式的；三是以为市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从而提高公众生活质量和生活便捷程度的；四是以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城市发展中作用的。国内业界及学者对智慧城市概念的探讨大致分为两种思潮：一是更强调技术作用概念；二是在技术支撑基础上更突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及满足人的需求，更强调城市智慧技术给城市“人本”方面所带来的推动作用。这些概念均突出了人的智慧与信息技术手段的紧密结合，即在城市内部形成以人为本的、有机协调的运行系统，是信息化技术手段与城市建设较好契合而产生的高端形态。

　　从形态角度看，智慧城市是多领域、多系统、多技术、多应用、多终端的超复杂巨系统；从趋势角度看，智慧城市是从机械体向共生、共治、共赢的生命体和生态体系进化；从参与角度看，智慧城市越来越由政府、企业和市民共同治理；从建设角度看，智慧城市越来越成为规划、建设、运营和服务的一体化工程；从空间角度看，智慧城市是一个物理世界、信息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融合创新。

　　(二)智慧城市的发展路径

　　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将建设智慧城市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推行，很多国家的着眼点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即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解决方案，使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系统具备感知、存储、计算、分析和执行能力，使城市管理更加可视、可靠、精确和智能，从而提高效率、减少开支，并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智慧城市建设类型多样，侧重点各有不同，如2012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伊德·科恩博士所做的全球智慧城市排名前10位的城市解析中，就有关注应急保障社会安全、依靠科技培育新兴产业和降低碳排放致力环境保护等三种智慧类型。

　　自IBM陆续与中国十几个省市签署了“智慧城市”共建协议后，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势头较好，重点集中在社会应用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其余集中于产业发展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与国外智慧城市建设以推动物联网与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强调重点领域技术应用为特征有所不同，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非常大的服务需求，因此“以人为本”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需要。

　　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有政府主导、跨国IT公司主导的“自下而上”模式，也有公司合作、社区参与、企业创新的“自下而上”模式。典型的“自上而下”模式有2011年波特兰市采纳IBM公司建议而建设的智能城市运营中心系统，以及2005年韩国政府联合Cisco公司在松岛建立的现代通信技术工业园(规划为东亚跨国公司运营中心)；典型的“自下而上”模式有美国纽黑文居民BenBerkowitz创建的基于手机App和网络地图的居民报告公共服务设施问题系统(SeeClickFix)，以及巴塞罗那建筑师创建的全球城市问题解决方案平台(Citymart.com)等。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下而上”模式，无论是“技术导向”还是“问题导向”的项目内容，成功的智慧城市的发展都基于政府与公众的有效合作，都从解决具体问题的智能项目开始。

　　(三)智慧城市的建设条件

　　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是智慧城市的基础，智慧城市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为“两大支撑”。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包括多网融合的网络系统，以及云计算平台、信息安全服务平台及测试中心等信息共享设施，还有经过智能化改造的交通、市政、能源等传统基础设施。信息技术相关产业包括硬件设备、软件、网络应用的研发制造业等。[3]智慧城市建设包括技术、管理、产业和生活等方面的内容，除了人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信息资源与技术已成为推进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目前，我国城市除了技术以外，城市管理部门似乎还没有为建设智慧城市做好准备，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城市管理创新手段不够，智慧经济还处在培育时期。

　　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46.9%，手机用户5.27亿人，手机上网比83.4%，域名总数1 915万个，CN域名1065万个，网站总数373万个，CN下网站总数127万个，以及3.30亿IPv4、16 694块/32IPv6和377 690Mbps国际宽带出口，表明我国已经成为“网络大国”。但是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我国需要走向“网络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将成为我国“十三五”时期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四)智慧城市的发展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促使新的城市形态不断涌现。2008年以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广泛应用，城市呈现出空间虚拟化特征，被称为智慧城市进入信息化2.0时代。随着物联网技术、3G或WiFi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大量运用于前端感知、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和数据处理，远程控制与虚拟空间进一步强化，被称为智慧城市进入信息化3.0时代。在城市智慧化基础上，从经济需求出发，城市间以共享和协调、趋同与配合为特征，既有明确分工又有紧密协作，必并将促进更大范围的城市共享和协同，从而形成智慧区域和智慧城市群。[4]智慧城市进入云时代，为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产业提供智慧化基础，以智能制造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极大地促进城市智慧产业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随着新技术继续向智慧乡村深度拓展，改变乡村的交通、区位劣势，促进乡村的产业转型升级，城乡之间形成彼此共享与协同发展的格局，最终就会实现智慧城乡，步入城市信息化4.0时代。

　　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作用下，城市空间形态从中心城市集中模式走向分散型的城市集群聚集模式，城市从中心辐射模式转变为网状协作模式，如美国硅谷“湾区城市群”、日本东京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法国巴黎城市群等。中国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也呈现出这种城市群的雏形，环渤海经济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也逐渐发力。目前信息化技术在区域规划当中应用比较广泛，例如目前在编的珠三角全域规划，利用大数据应用等手段，获取珠三角城市、乡村的海量时空数据资源，在处理、分析、重构的基础上，提出珠三角协调发展的科学决策，为珠三角城市群从各个智慧城市的简单组合逐步走向智慧城市群、智慧区域打下了基础。

　　二、智慧城市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是将信息技术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结合起来，解决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过程，是一项新颖、长期而又复杂的大系统工程。以人为基础，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以土地为载体，通过城市规划的有效引导逐步实现，既是传统城市规划理论在人类生活新发展阶段的实践应用，同时又对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思维、方法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新的城市规划理论伴随着颠覆人类生活方式的新技术而不断产生、深化。

　　(一)虚拟空间的发展与扩散作用对城市规划产生冲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拓展，基于网络的非空间集聚的生产、生活方式日趋成熟，依托互联网而形成的具备进行商品交易、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商务办公、资源共享和存储等多种功能的网络空间迅速凸显，这种空间即是“虚拟空间”。“虚拟空间”的建立、扩展和完善，使空间虚拟化成为趋势，依托它的具有强大信息流传递、收集、整理、扩散能力的网络通讯系统，在产生交易空间、公共服务空间和办公空间虚拟化现象的推动下，商业、工业乃至公共服务设施等城市空间结构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表现为城市土地趋向混合使用。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必然对以实体空间为工作对象的传统城市规划带来巨大冲击。

　　(二)虚拟空间与流动空间的复合催生网络化空间结构

　　信息流动是智慧城市运行的主要驱动力，以现代通信系统和现代交通系统为支撑，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的共同作用，[5]决定了城市空间的结构特征，呈现物质空间(实体空间)与虚拟网络空间(虚拟城市)共存而构成混合的“流动空间”，而城市是“流动空间”的节点。在智慧城市里，“流动空间”把各节点上的“流”链接到一起，实现循环流动。没有空间特性的信息流动，控制着各种“流”的流向、流量、流速，也控制着“流动空间”的聚集和扩散过程。由于信息流动具备不受时空限制的“任意距离”和“零时差”特征，传统的城市区位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被彻底打破，传统上的区位优势不再存在，从而使生活、生产、商务、商业、服务等活动突破了原先区位条件的约束，在更加广域的空间里流动。[6]因此，智慧城市空间突破了传统城市空间结构进行重组，构建起新型的、有序的“流动—实体”空间并存的空间体系[7](见图1)，形成多级、多层次的城市空间网络化体系。

　　

　　图1 智慧城市信息流驱动下的流动模型(结合相关资料绘制)

　　(三)空间网络化结构使城市用地产生兼容、集聚或分离

　　智慧城市的空间虚拟化和网络化，使城市用地单元的使用性质变得更加具有兼容性，比如：第一，城市服务体系中的远程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通过各种方式进入电子服务空间，其服务质量和水平大大提高，多样化及灵活性明显增强，出现了智能化住宅和虚拟社区。随着城市办公服务空间虚拟化、电子化，促使城市居住空间从单一功能向居住、商业、商务、教育、服务等复合功能转变；第二，大城市的CBD具有许多重要功能，是城市商务、购物、娱乐、信息服务中心，以高效的可达性促进商务、商业活动聚集在此复合发展，体现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信息化技术使电子商务、网上娱乐、信息服务等许多功能进入虚拟空间，造成CBD功能的空间特征变化，从而从以商业为主的混合阶段走向专业分区的综合功能阶段，再走向功能升级、综合化、生态化的综合发展阶段；第三，智慧城市工业空间也将产生重构，生产方式更加灵活方便，并形成新空间个体相对集聚、新个体与老城区相互分离的空间态势，出现新的空间要素——高技术中心，规模大者可分化为高技术产业综合体、科学城、技术园区、高技术城等类型[8]，规模小者可形成虚拟化高技术企业。

　　(四)创新城市规划思维和增强规划操作性

　　城市规划手段经历了AutoCad、GIS和大数据三个阶段，与过去AutoCad、GIS及其二次开发不同的是，大数据的出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城市规划方法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智慧城市的发展理念和范式，开辟了城市发展新视角，创新了城市规划新思维。对于智慧城市的资料获取、数据分析、目标定位、支撑体系、空间结构、产业布局、土地利用和管理模式等，都将会与传统的城市规划方法、框架、内容有所不同。原有的“蓝图式”“扩张型”规划逐渐淡出，而面向人的需求、面向管理、面向存量的规划方法逐渐成为主流。以信息互联共享为特征的智慧城市，对城市规划学科带来新思维：引入一系列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新规划类型，扩充与完善城市规划体系；从技术手段、规划理念、规划内容和编制程序方面对传统的城市规划提出补正与革新的要求，在经济、资源、服务、交通、医疗、民生、管理、生产和监督等方面更加强调“智慧”的内涵和“人”的主体作用；大数据与SOLOMO(Social、Local、Mobile)等新技术的应用，改善了城市规划的工作方式、方法和工作管理程序。智慧城市的技术创新、知识更新、规划网络数据库应用，以及BPM(业务流程管理)、GIS(地理信息系统)、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移动办公)等智慧规划平台的建立，为城市规划部门提供了多数据源高效集成化、办公业务流程规范化、图文传递电子化、工作管理科学化、成果管理高效化的支持；[9-10]通过智能化、系统化的数据处理，使城市规划更加科学，实施评价更加客观、及时和可量化，从而提高了规划的科学性、动态弹性和可实施性；互联网人际交往空间，为多方参与规划决策和实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城市决策过程走向多元化、公开化、透明化，用广泛、开放的规划决策来推动城市治理模式的变革；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城市规划理论对智慧城市发展的引导

　　无论是建筑学的城市物质空间，还是地理学的城市结构和区域经济，或者是社会学的公众参与和社会公平等城市规划流派，城市规划理论所追求的目标蕴含的理念与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是不谋而合的，如以人为本、公平、经济、综合、高效、生态、可持续、全球化等理念，都为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提供了支持。

　　(一)引导编制动态的弹性规划

　　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与以往城市传统发展模式不一样，需要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规划建设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其规划编制也需要从静态规划转向过程渐进式规划，即规划目标和控制指标要根据城市外部条件变化、社会经济发展、信息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具体推进的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即规划应具有应变能力，兼顾刚性控制和弹性引导，体现“动态”和“弹性”特征。例如，维也纳在编制智慧城市总体规划时，制定了多层次分步实施的目标体系，包括“行动计划2012-2015”(短期计划)、“路线图2020”(中期计划)和“展望”(2050年目标)，注重了远近结合，既具有超前长远的规划理念，又可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及时修正，保证规划目标的现实可操作性和灵活性。[11]

　　(二)引导趋向综合统筹的规划

　　随着城市规划学科理论水平不断提高，规划内容已由单一物质形态规划向关注民生、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的综合规划转变。生态能源的可持续性、城市居民的实际需求、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城市综合效益的提升等成为城市规划的侧重点，每一个城市规划要素都是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要素，因此在智慧城市规划中都必须回应落实，智慧城市的规划越来越趋向综合统筹。

　　

　　图2 智慧城市ISGBP协同机制模型

　　(三)引导提供智慧集成的服务

　　城市由市民、企业、政府、交通、能源、商业等主体构成，彼此广泛联系、影响互促，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不同，需建立相应机制协同各方利益共同发展。因此智慧城市的规划必须协调多方利益主体的需求，引导智慧城市提供智慧集成与集成智慧的服务。智慧城市的组织机制体现在多领域、跨组织交叉与集成。智慧城市采用ISGBP模型协调各种需求(见图2)，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目标，通过智能服务(Service)协调政府(Government)、企业(Business)、公众(Public)、公共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等方面进行良好互动。该模型以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服务为核心，提供数据服务、功能服务和模型服务。其中公共基础设施(I)是物，政府(G)、企业(B)和公众(P)是人，四者间存在多种相互关联的关系，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的参与和沟通都是通过智慧化服务来协调完成的。同时各种具体的服务之间又相互组合，形成一个立体交叉体系，关系更加复杂，服务层次更高。因此，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多领域、多专业、多主体系统参与的系统，体现智慧的集成与集成的智慧，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实现智慧城市的最佳效益。

　　四、智慧城市规划的逻辑思考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智慧城市规划是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是实现“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的先导。由于智慧城市规划理念鼓励更加系统、智慧、动态地思考与解决各种问题，应在充分系统化、结构化、智能化的技术与工具的基础上，对城市大数据进行科学分析，重新审视城市的资源条件、发展动力、城市定位、发展目标、空间结构、功能布局、支撑体系、城市形象和城市管治等内容，最终提出科学合理的智慧城市规划方案，实现信息资源与城乡规划的有效整合，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城市建设管理智慧化。

　　(一)智慧城市规划的深度拓展与顶层设计

　　智慧城市规划是对传统城市规划理论的深化拓展，在规划类型、内容深度、布局结构特征、技术手法等方面均有突破。智慧城市规划的关键点在于根据城市的人口、经济、地理、交通等海量信息，来科学预测城市生活、生产需求，并对合理的空间布局、便捷的服务设施、快速响应的基础设施、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城市文化和透明的城市管治等方面内容给予智能的安排，满足城市绿色、环保、低碳、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智慧城市必定规划定位要高，要从规划初始阶段就把智慧嵌入，先构建城市“智慧神经”网络，随后交通、电力、商业、医疗、服务、家居等智慧应用都在这张网内运行。

　　智慧城市规划建设一是要注重顶层设计，面向城市本身市民的层次和需求，因地制宜，体现本市特色；二是要重视近期建设规划，以信息技术、物联网等基础建设为重点，先搭建智慧城市“神经”；三是中期规划逐步扩展智慧应用的领域，与空间功能进一步结合，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在智慧城市规划方面有较好的探索，2009年，巴塞罗那市政议会提出实现巴塞罗那“智慧城市”的2020年远景，成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模式范本。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启动了520个街区作为首批绿色街区，规划与整合了再生项目，通过设计高质量的体系结构，打造易于访问的现代城市设计典范试验区。

　　(二)智慧城市规划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利用智慧产业的技术手段，结合当前的城市规划体系，把“智慧”的理念融入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不同层面，并可根据需要，围绕“智慧”的主题，开展相关的功能区规划、产业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等专项规划，促生新的产业规划类型。[12]总之，在智慧的城市规划理念指引下，将围绕“技术、生产、生活、生态”等核心发展要素，以“智慧”为主线，逐步突破现有城市规划框架，拓展新的城市规划类型[13]，构建多层次、多专业的智慧城市规划编制体系(见图3)，用智慧的城市规划手段来编制智慧城市的规划。

　　(三)智慧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与优化

　　城市空间形态变化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技术水平是息息相关的，智慧城市理念、战略目标与实施策略都将最终反映在城市空间布局上。传统城市是依托土地为实体载体而发展的，其交通区位至关重要。然而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城市布局交通区位指向逐步被信息区位指向所取代，以信息技术的网络流线和快速交通流线为支撑，网络化虚拟空间结构成为智慧城市显著的特征。因虚拟趋势的作用改变了城市以往的空间形态，促进城市的跳跃式发展。但笔者认为这种城市功能空间的网络化、分散化只代表一种城市空间结构日益分化的趋势，智慧城市仍然离不开以土地作为物理空间载体的支撑，只是表现为集聚与分散、远程与面对面的协作方式共存，城市发展呈现实体空间与网络虚拟化空间一体化拓展局面。另外，城市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变成网络化均衡布局的理想状态，既有的空间组织规律不会在一夕间全盘改变，针对智慧城市空间形态的趋势特征网络化空间变化及其影响的渐进性，智能城市规划要在既有城区与新区中采取不同的规划策略，找到兼顾城市新旧空间的组织模式，找到平衡点。

　　

　　图3 基于我国城乡规划体系的智慧城市规划体系(结合相关资料自绘)

　　城市既有建成区中，流动空间和虚拟空间颠覆了经典的城市区位论，市场区位条件优越与否被是否具有高度发达的网络交易平台所替代。因此，智慧城市规划在连片老城区宜采取对既有空间结构微调的手段，分析流动空间、虚拟空间对城市功能空间产生疏解与重构的影响，制定城市调整和优化环境的解决方案。第一，顺应分散化、虚拟化趋势，疏解中心区过分集聚的功能，部分传统的生产、贸易功能外迁，取而代之的是新业态功能，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并借机优化城市老城区物理空间结构；第二，弱化城市的功能分区，研究功能复合的方式及空间组织特征，在规划单元中实现职住平衡、功能复合，允许城市土地混合使用，实施融合建设策略；第三，分散与集聚并重，重点关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流”的交汇处形成的城市重要信息节点，拓展TOD、SOD导向型布局模式向TOD或SOD与IOD(Information flow-Oriented-Development)复合导向型布局模式转换，将生产、销售、分配和管理功能定位在最有利的区位，各种“流”通过互联网将所有相互作用的活动链接到一起，提高网络化节点区域的功能开发多样性和效率，增强城市老区活力。

　　智慧城市的跳跃式发展趋势使新城、新区、产业开发区、高科技园等的建设可以不受交通及空间距离约束，选择在空间条件优越的理想地段，新功能区规划选址的约束条件将大幅度减少，可提供选择的空间将更多，更加趋向宜居、生态。在新功能区规划中，产城融合、功能复合等新形态取代了传统的严格功能分区，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促进新的集聚中心形成，甚至还会引发城市CBD功能外迁和升级。因此，在智慧城市发展的背景下，规划既要防止旧中心区的衰退，又要为新中心区预留集聚空间，兼顾城市旧中心区与新区在功能定位上错位发展、功能互补。

　　(四)基于城市问题为导向的智慧城市规划发展模式

　　不能解决问题的产业规划或城市规划都是“无知”“无能”的，我国中央城镇化会议明确提出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因此解决城市问题也将是智慧城市的规划和智慧的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从问题出发的智慧城市规划，应该更好地发现城市问题，更好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机制。城市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人的问题，因此智慧的城市规划不是帮“人”规划，而是将“人”引入规划、管治体制当中，让其发现问题和参与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最了解问题的是城市中的民众和企业，需要创造条件引导、鼓励他们更加充分地参与规划和管理。类似SeeClickFix(看见、点击、修理)的众包(Crowdsourcing)无疑是智慧城市中发现、反映看得见问题的有效方式；城市中开放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发现看不见的问题；类似旧金山ImproveSF社区问题解决平台，有利于与利益相关方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和城市规划，应该是以“人”为出发点，以解决实际城市问题为目标，而不仅仅是信息化技术的进步和硬件的升级。能解决城市问题的规划方案、规划政策本身就是好智慧。

　　(五)从智慧城市向智慧城乡、智慧区域的蜕变

　　智慧城市在城乡发展的机会应是均等的，智慧城市能够打破因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和部门间条块利益分割而导致的信息化孤岛，使各地区、各领域具备共享资源、协同运作的条件。随着城乡统筹的推进，特别是大都市圈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的推进，城乡的生活质量差异逐步缩小。信息技术的推广和信息网络的建设，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依托网络在农村从事非农业活动，使就地城镇化出现了新的形态；同时城市人口可以到农村地区租用农村富余物业，从事商务、商业、旅业等活动，改善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城市居民也可以将生态田园、立体农业等引入到城市功能组团，使城乡生活生产方式差异缩小，城乡边界变得模糊。从区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角度，统筹城乡一体化是地区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智慧”是可以比实体更加容易突破城乡界限的，因此建设智慧城乡、智慧区域也将成为区域发展、统筹城乡的发展目标。目前，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环渤海湾三大智慧城市圈已初步成型，成为带动全国智慧城市发展的强力引擎。

　　智慧城市是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三化融合”发展的新范式，是将信息技术与城市规划、建设、管治相结合来解决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智慧城市与城市规划互为影响和引导，在其促进下城市规划学科得到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使城市规划内容得以不断丰满。但对于智慧城市建设之后的科学运营维护及智慧城市在规划引导下发挥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评估体系的研究还不完善，需要城市规划学者继续深入探讨。

作者介绍：邓毛颖(1973-)，男，增城市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交通规划、城市经营、城市管理、村镇建设、GIS等，广东 广州 51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