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响"大跃进"冲锋号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是按照八大党章中关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常任制的规定，继1956年9月召开了八大第一次会议之后，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一次非常特殊而又重要的会议。说它特殊，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除了八大有一个二次会议即八大二次会议外，从党的八大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始到党的十七大，都只召开第一次会议后而没有再开第二次乃至第三次会议了。所以说八大二次会议是党史上唯一一次这种类型的会议；说它重要，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吹响了“大跃进”的冲锋号角。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轨迹，正是从这里开始拐了一个大弯儿。 　　 　　刘少奇代表中央 　　在工作报告中提出总路线 　　 　　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就不得不提到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八大二次会议一共进行了19天，于1958年5月5日下午正式开幕。开幕这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报告内容分3个部分：1. 目前形势；2.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3. 今后的任务。 　　关于形势，报告总的意思是认为形势有利，国际国内环境都不错。报告首先援引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世界形势的发展在最近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报告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生产发展速度等方面，早就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64个共产主义政党的会议，以及两个会议的宣言，大大加强了国际工人队伍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促进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东风已压倒西风。报告还认为：帝国主义除了战争威胁、加紧镇压和剥削外，还竭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寻找新工具，企图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我们必须坚决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目前在国际范围内的重要任务之一。 　　谈到国内形势，报告肯定：整风这条总纲带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发展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而全民的整风高潮，又进一步地推动了全民的生产和建设的高潮。报告还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论断。报告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报告也指出：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地都应当采取整风的方法加以解决。报告认为，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人们的思想、作风及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汇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伟大的革命干劲。 　　从报告对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国际形势来讲，还是从国内形势来讲，都具备了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 　　所以报告特别指出：1958年的春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全面跃进的春天，无论工业、农业和其他事业，都有比以前更大的发展。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这样的伟大时期，那么，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不又是在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 　　在对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和阐述之后，报告着重讲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问题，这也是这个报告的核心内容。报告首先回顾了这个总路线的形成过程。报告重申毛泽东关于两种建设方法的观点，认为两种方法（即好些和快些的方法与慢些和差些的方法）的斗争。1955年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作已经在理论上解决了，而且经过1955年秋季、冬季和1956年春季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在实际上解决了。但是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保存一些所谓“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脚走路比大步前进好的陈腐观念。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方法的斗争，直到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前，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报告特别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报告说：跃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缺点。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很小的。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1956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40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 　　报告说：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育了党，教育了群众。这段话是毛泽东在修改《报告》时加上去的。 　　报告肯定了成都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括。报告说：根据几年来人民斗争的实际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发展，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化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提出：虽然这条路线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考验，并且使它继续发展和完备起来，但是它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可以确定下来的。 　　关于今后的任务，报告有个总的说法：党在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系统地改进国家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百折不挠地为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而斗争。面临方兴未艾的“大跃进”运动，报告要求领导真正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运动的前面，而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运动的后面。报告说：现在群众的热情很高，这是一切事业能够迅速向前发展的基本依靠，我们应当十分爱护，绝不允许向群众泼冷水。报告还谈到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干部应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和加强思想工作、政治工作的问题。报告最后说：我们的6亿多人口在革命觉悟高涨和革命斗争胜利的速度方面，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经济文化发展的速度方面，也必然远远地超过他们。 　　对于这个报告，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同意和热烈拥护。关于报告中提到的总路线，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即进行了酝酿和讨论，最后则经过毛泽东亲自修定。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则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无限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毛泽东在会上先后作了5次讲话 　　 　　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无疑是这次会议的重中之重，他虽是即兴而发，但由于他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所以影响非凡，对人们的思想起到重要的指引和导向作用。

　　5月8日、17日、18日、20日、23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先后作了5次讲话，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破除迷信、国际国内形势、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等问题。 　　对国际国内的形势，毛泽东比较乐观。1957年11月他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会谈中，赫告诉毛泽东说，苏联再过15年可以超过美国，这使毛泽东十分兴奋，他说：“再过15年，我们有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联系10月份苏联发射卫星上天，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确感到在东、西方阵营的较量中，胜利在我们这一边，已经是东风压倒了西风。所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国际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处都有乱子。如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等。这些地方发生问题，与我们有关系，凡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都于我们有利。谈到国内形势，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很好，一片光明。过去没信心，不是一切怀疑，基本是40条的问题，现在信心提高了。是因为农业生产大跃进，逼迫工业也大跃进。 　　围绕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泽东说，这次大会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路线，世界上的事情怕认真，不认真就搞不好。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不认真，什么事业都做不好。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面积广大。现在人民解放了，不仅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出了前途。早一些时间还看不清楚多快、多大的规模，要多少时间可以摆脱落后状态，被动的状态，在世界上没有地位的状态。我们6亿人口的大国，杜勒斯不看在眼里，我们的情况不太相称，所以这种看法也是有理由的。人虽然多了，但是没有表现出来，总有一天我们赶上英国，赶上美国，他才知道确实有这个国家。 　　毛泽东说，过去这几年，特别是去年一来，有些人对多、快、好、省还看不清楚，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有怀疑，反对的也不少，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经过一些时候，经过反复的看，才看到了。总路线的形成是曲折的，道路是曲折的，估计以后是不是没有曲折了呢？不会，还是有曲折的。这次大会制定的路线还要拿到实践中去证明。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反映了人民的干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反映了这些因素。去年9月三中全会就开始反映了。前年11月二中全会没有反映或反映得不够，没有占上风。前年反冒进我们没有料到。有两件事是没有料到的。一件是1956年的冬天，我们没有料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和出现了一个波匈事件，来了一个世界反苏反共的高潮，这个事件影响了世界，影响了我们国家，影响了我们党。一件是国内反冒进，事先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上半年没有预料到。 　　毛泽东谈到总路线概念的形成时说：现在我们形成了许多概念，如多、快、好、省，是集中多少年的经验，不仅近8年的经验，也是吸收了中、外的经验。还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非要不可。人没有点干劲，或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我们说力争上游，就是向先进看齐。 　　毛泽东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个提法很好，是新鲜的提法，反映了人民的干劲。鼓足干劲比鼓起干劲好，干劲早说鼓起来了，有一分、两分、 三分、 四分、 五分、六分、七分……六七分还是八九分？十分就足了。干劲各有不同的。早就有这个提法，鼓足是个新话。力争上游从前就有了，不是新话，现在有新意。什么叫力争上游呢？从国内来说，无非就是争千斤亩，争四、五、八，争2000斤亩，争出钢的炉数。“40条”现在不要12年了，大体上5年差不多了。可能在5年内实现“40条”，这不是上游吗？不是多快吗？但还要好省。从国外来说，同外国比较，争取7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报纸上宣传还是15年超过英国，这次大会对这个提法有些修改，把“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改成为“15年或者更短一些时间内超过英国”。这里打了很大的保险系数，实际上7年就可以赶上了，有些项目还不要7年，比如煤炭两三年就可以赶上了。 　　毛泽东还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可能看了不大懂，没有个主语，鼓什么人的劲呢？本来考虑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积极因素作为主词。其实不加主词也可以，6亿人民就是主词，干劲就是6亿人民的干劲。6亿人民的绝大多数干劲很大。 　　为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专门讲了破除迷信问题。他说：我们有些同志有好些怕，其中有的怕大学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以来慢慢就不那么怕了，或者怕的没有那么厉害了。这是讲怕资产阶级教授。是否也怕无产阶级教授？我看有的，譬如说怕马克思，他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好几层楼梯才能爬得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因为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脑子，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我们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只要努力就能上去的。 　　为了让广大群众增加自信，增强信心，毛泽东说，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我常常和一些同志谈，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100多年，帝国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服从外国100多年，吓怕了，什么都怕。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子，总觉得自己不行。我问过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大家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神仙吗？毛泽东说，要破除迷信思想，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者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束手束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要把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丰富的智慧、创造能力解放出来。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现在开始发挥创造性了。办法是揭盖子，揭压抑创造性的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爆发出来。 　　会上，毛泽东意气风发，几次都谈到了超英赶美问题。他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个多嘛！我们这么多人，现在6亿，再过10年15年8亿，人多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嘛！吃了饭就干社会主义，无非是搞工业、农业嘛，搞文化科学嘛。因此说十几年20年就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毛泽东说：明年1100万吨钢，后年1700万吨，世界就会震动。如果5年能达到4000万吨，可能7年赶上英国，再加上8年就能赶上美国。他说：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10年15年后，那时赶上了英国，甚至赶上了美国，工业化了，钢不是500万吨，而是1亿多吨，8亿人口了不起，就会翘尾巴，看不起人。那时神气来了，就看不起小国。看不起别的国家。他说，目前我们藐视资产阶级，藐视神仙，藐视上帝，藐视这一套是对的，但不要藐视自己的同志。对帝国主义，老子瞧不起人，人瞧不起老子，将来赶上英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时情况就会变的。将来翘尾巴我看不怕，我们现在就讲清楚。

　　总的说，毛泽东的几次讲话都是信心满怀，热情洋溢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毛泽东基于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高速度发展，他试图鼓全国人民之劲，以期掀起全国性的跃进高潮。 　　 　　周恩来就“反冒进”问题作出检讨 　　 　　同与会者普遍情绪高涨、意气风发相比，周恩来、陈云等在此次会议上却是心情复杂，处境艰难。 　　周恩来1956年因提出反冒进而遭到毛泽东批评以来，曾不得不作出检讨。在此次大会上，周恩来不得不再一次就“反冒进”问题作出检讨。事前，毛泽东在5月15日晚间，分别约见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究竟怎样来做这次检讨，周恩来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从5月10日起，周恩来即开始进行认真的准备。据他的秘书范若愚回忆： 　　有一天，周恩来对我说，他即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这次发言主要是检讨。因为是他自己的检讨发言，所以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连接上，我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就在口述的过程中，陈云打来电话，当周恩来接完电话后，他说得就很慢了，有时候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词语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离开他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 　　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邓大姐了解情况后对我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是跟不上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严厉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了。周恩来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这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尽管陷入巨大痛苦中，仍力求把问题想通。他在检讨发言中说，促使他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问题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把1956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而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40条、‘促进派’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而过去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他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的条件，就是我国农业已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业了，而不是个体经济的农业了。从个体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的5亿多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必将战胜人们担心的各种困难，在农业战线上获得人们意想不到的伟大胜利。有右倾保守观点的人，只见物不见人，忽略了这个决定性的条件。” 　　周恩来作出检讨后，陈云也针对自己的反冒进错误作了检讨。这样，八大二次会议就只有一个声音：建设速度越快越好！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从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到这时候告一段落，周恩来、陈云等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意见受到严重挫折。这样，“左”的错误不可避免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狂潮，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小组讨论与柯庆施的发言 　　 　　大会从5月8日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阶段。在这个阶段，大家畅所欲言，讨论热烈。“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与会者一致高度评价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执行时，许多人在发言中强调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人说：和历史上许多革命斗争中的经验一样，党内对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正确路线方针的认识，并不是不经过斗争就可以获得一致的，不经过反复的比较，就连已经获得的正确的人士也很难巩固。所以，会上批判“反冒进”和批判右倾保守的呼声成为基调。同时，对“反冒进”的批判又促进了对“破除迷信”的宣传。有的说：主席的指示把我们从两个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一方面要反对民族自卑感，不仅要敢于超过英美，而且也要敢于超过苏联，事实上我国建设速度已经超过上述国家；另一方面要反对劳动人民的自卑感。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中国6亿劳动人民，解放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敢想、敢说、敢做，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真是一片光明。在与会者普遍高涨的情绪的带动下，在高速度的指导思想下，与会者纷纷再度设想加快本地区、本部门各项建设的步伐。 　　在强调加快生产和文化发展速度的同时，一些与会者也开始滋长急于改变生产关系的情绪。有的代表在小组讨论中建议到1962年搞一些全民所有制的农业社。还有代表提出，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增加“举办农民食堂”的内容。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也有所发展。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传达中央领导人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他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大会上的发言，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十分“独到”，堪称“经典”，使人经久难忘。他认为在15年内我国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国也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繁荣，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他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 　　到那时，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而且，不但是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成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识理”（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像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过的，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那时的孩子们读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现在的一些学者们“言必称希腊”时所讲的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经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只能到博物馆里才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化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 　　到那时，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了社会的新风尚，大家都具有为着社会公众利益进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保证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道德，将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规范。 　　综合上面说到的这四个方面，那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这就是八大二次会议上有关柯庆施著名发言的节选。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22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1958年春，这位“封疆大吏”竟在中央会议上鼓吹：“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由于他善于迎合毛泽东的想法，所以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在1958年1月13日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曾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作的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说，“柯文章很好，上海100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年仅56岁的“柯老”，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成为政治局委员。客观地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的发言，无疑对正在不断滋长的急躁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会以后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样国务院的职能被削弱。 　　关于对这次大会的评价，当时《人民日报》曾这样来概括它的意义：“这次大会是整风的大会，是大跃进的大会，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正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23年后，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它作出这样的评价：“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总之，八大二次会议没有在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前进，反而从八大后退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严重影响。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宣传高速度思想成为舆论的主调，而实际的“大跃进”运动更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全国各条战线全面展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出现严重挫折。 　　责任编辑 张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