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233]具体思辨:高考作文命题的理性选择

这里的所谓“理性”，不外乎两点，一是合目的性，二是合规律性。高考写作，当然要服从于测试的选拔目的；测试的是写作，也须遵循写作的规律。写作是一种精神活动，关涉价值和理念；写作是一种认知活动，关涉思维与实践；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关涉智能与灵性，写作之综合性与复杂性可见一斑。而且，高考写作还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考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就预设的题目，按照特定的要求，进行目的明确的高强度写作，这种写作的被动性、功利性与保守性不言而喻。因此，高考写作测试的意义是有限的，它未必能真实地、充分地表征考生的写作能力。考试，固然不能废止，但也不能因此而迷信——我们对命题的焦虑以及急于改进的尝试，往往源于对考试的不切实际的迷信。越是迷信，所谓的改进就越可能南辕北辙。理解了这一点，或有助于我们理性地面对命题以及命题中的问题，也能更加理性地听取或褒或贬的各种声音。譬如，有人看起来评价的是高考命题，实际上他不过借高考作文来表达他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判；有人借助文学创作的那一套话语来评价高考写作，乍一听头头是道，实则与考试作文风马牛不相及。这些言论都可以理解，也应该借鉴，但须加以理性的审视与辨析。所谓“理性”，就是要充分尊重考试作文的特殊功能与写作规律。

高考写作越来越聚焦“思维”与“表达”，说明高考写作正在摆脱非教育、非语文、非作文、非考试等因素的干扰，开始真正扮演自己的角色。长期以来，作文测试负载了许多自身负载不了的使命，像柳宗元笔下的那只蝜蝂，不堪重负，跌跌撞撞。我们曾长时间专注于价值、道德与情怀的评测，但似乎忘了，价值的意义在于信念和践行，而不在于完美的表白与高调的独白。高谈阔论不仅无益于道德改善，还给了考生以作伪的可能与空间，反而背离了道德的初衷。悖谬的是，我们往往用无声的语言纵容学生撒谎，却又转身批评学生“人生撒谎作文始”——那么多人在同一篇作文中编造出花色齐全的谎言，难道应该反思的不是题目本身吗？我们也曾热衷于一己私情之抒发，譬如让数十万考生在同一场合表达对母爱的感激涕零，将个体的情感体验纳入公共测评的等级序列，完全无视个体表达的场合、边界和尺度。我很疑惑，阅卷者究竟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判定一篇文章是真情实感，还是虚情假意。我们也曾一味指责考生的作文缺乏个性、灵性和想象力，却忘记了好奇心、想象力与批判性思维的缺乏，并不自高考始，也不因高考而终。而且，在考场上寻找一代青年的生命色彩与鲜明个性，似乎也不是最合适的场合。

高考写作该理性回归了，作文所能检测的，主要还是考生的思维水准与表达素养，这是我对高考作文的期待，也是我理解与评判命题的基点。在我看来，2016年的10套高考作文题，分开看，各有优劣；集中看，又表现出同样的意图，那就是试图“走出滥情的泥淖”，“走向理性的清明”?，让高考作文回到本来的面目。夸张一点说，算是对“凌空蹈虚的道德口号、大而不当的人生讨论、抽象虚无的哲学玄想以及矫揉造作的造势煽情”的假大空式命题做了一个集体道别?。其中，最让我称道的是上海卷、全国卷（1）以及浙江卷。上海卷在坚持“思辨性”追求的同时，关注现实生活，聚焦“具体思辨”，一改延续几年的“抽象思辨”的套路，让“思辨”从天上回到人间，其识其智皆令人称道；全国卷（1）更换了去年的时事性材料（“小陈举报老陈”），但依然着意于引导学生在“尖锐的矛盾”与“多维的冲突”中，进行理性的选择与深度的思考，命题的立意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在赞美的同时，我也为命题者松了一口气。去年以“时事”入题，设题新颖，立意高远，赢得了众多的赞誉；但“时事”入题，须机缘巧合，敲定一则合适的时事材料，难度堪比大海捞针。今引入漫画，以小博大，竟有“管锥”之功效，堪称慧眼与匠心兼具。浙江卷的材料，以“虚拟现实”入题，确有过“虚”之嫌，但在“具体分析”这个导向上，承继了去年关于“人品”与“文品”的分析理路，值得称道。

也有令人遗憾的，譬如北京卷。虽然转了个身，但双脚还是踏在原地，未能走出大而空的窠臼。两个题目，一个因“大”而“空”，一个因“虚”而“空”。

“老腔”只是一个并不显赫的地方剧种，想必多数考生一无所知。仅仅在阅读了陈忠实先生的一篇关于“老腔”的短文，在考场上做了一点扫盲式的知识普及之后，就要考生理解“老腔”的内涵与意义，且认同其“已超越其艺术形式本身，成为了一种象征”的论断，这是不符合认知规律的。事实上，不管陈忠实的文笔多么老辣，描写多么出神入化，他都不可能凭借这么一篇短文，一下子就消除横亘在“老腔”与考生之间的厚厚的隔膜。“老腔”究竟“象征”了什么？基于文章做出断言，颇为勉强；“老腔”何以令人震撼？单凭文章提供的那些浮光掠影的信息，显然还不足以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扎根在黄土地里的“老腔”，历史悠久，根深叶茂，其魅力与力量的源泉，一篇散文岂能回答？无奈之下，考生也只能凭借在阅读中得到的一鳞半爪，借着轻舞飞扬的联想与想象，去做无度的甚至无端的拔高与升华了。

从命题所内涵的思维方式看，这是一种机械的、直线的、贴标签式的思维方式。仅凭一篇文章，就可以给一个地方剧种贴上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标签，继而呼吁大家去传承与发展吗？一旦“老腔”被定位成了宏大叙事的象征，学生还怎么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呢？即便有再多的隔膜，也不得不将其上升到传统文化的继承、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民间文化的弘扬这样的高度，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不着边际地宏论一番。因“大”而终至于“空”，因为“空”而终至于“假”，这是此类命题难以克服的痼疾。

当然，不是说高考命题除了“思辨”，别无他途。但即使是想象性的写作，也应该尊重考试的目的与规律。恰恰在这里，北京卷的另一个题目“神奇的书签”，也值得商榷。“它能与你交流，还能助你实现读书的愿望”，提示语如此贫乏和苍白，既难以唤醒考生日常的生活经验与知识积累，也难以激发学生有效的联想、想象与思考，看起来很开放，实际上等于放任自流，让考生自说自话。一场严肃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没有来由的“头脑风暴”。我们究竟该如何判断考生的想象是合理的，他的虚构是有依据的，他的“设想”是有意义的？这样的“开放”，与测试的公平追求与效度诉求有没有矛盾呢？

什么样的预设最合理？有人认为限制条件越少，预设因素越简单，学生的思想就越开放，表达就越自由，写作质量就越高。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命题的预设与学生的表达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抽象的看，限制固然会束缚人的思想和手脚，但换个角度看，在特定场合和背景下，预设和限制却能提供思考的坐标与参考，甚至框架和线索，考生的思考反而因此而变得清晰、明朗和深入。而且，也保证了测试的公平与公正。

此外，情感、想象、个性、灵感、悟性这些东西，通常难以规范的考试来检测，一旦纳入考试性写作，要么牺牲写作，要么牺牲考试，结果都是两败俱伤。考试似乎不该去做自己力所不及、力不从心的事情，想象性写作命题应该慎之又慎。

相比之下，基于公共知识与事实、公共逻辑和公共价值的思辨性写作，更适宜做检测的对象。因为，知识与事实的真与假、有效与无效，逻辑的完备与否、周全与否，价值判断的是与非、正与误，都是有共同判定标准的。

说到“思辨”，上海近几年的探索值得借鉴。其实，作为一个命题因素，“思辨性”一直出现在各省市的题目中，只是因为上海率先明确地标举“思辨性写作”的价值，并且连续多年来坚持命制“思辨性”的作文题，人们更多地将“思辨性”与上海卷联系在一起。上海的“思辨性”题目，在十几年前的“杂”与“忙”等话题作文中已露端倪。表面看，“杂”、“忙”都只是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在具体的语境中，任何人都会联想到与之相对的概念，如“纯”，如“闲”，写作中必然会发生比较与辨析。

从2011年开始，这样的命题连续出现：

2011年：“一切都会过去”与“一切都不会过去”。

2013年：生活中，大家往往努力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但世界上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

2014年：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

2015年：人的心中总有一些坚硬的东西，也有一些柔软的东西，如何对待它们，将关系到能否造就和谐的自我。

这些命题其实差异不小，比如2015年的题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几年的思辨框架。不过，总体看，它们的共同点还是大过不同点：都由一对对立的概念或判断组成，构成矛盾的“二元”。这看似矛盾的“二元”，实际上是站在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物得出的不同的判断或结论。题目意在引导学生多角度看问题，换个角度看问题，培养学生多元、开放、理性的眼光与态度，更全面、更辩证的看待社会与人生。比如2013年的题目，“更重要”的标准是什么？显然，“重要性”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场合而异，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一人、一时、一地、一事，而要转换角色，变换视角，既保持对人生与生命的敬畏与审慎，又保持对世界的开放态度与不懈的超越欲望。应该说，上海卷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极力践行，奠定了思辨性写作在语文教学以及高考写作中的地位。

在不断探索过程中，这种命题的不足也逐渐显现了出来。这种“二元”概念（或判断）之间的思辨，只要“换个角度看”，两个“对立”的判断均可成立。这样的论断具有强大的普适性，这样的讨论也就具有了更多形而上的意义。相反，在具体的生活与社会实践中，这些无往而不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倒显得空洞而浮泛。比如2014年的题目，它虚拟的“自由”与“不自由”的情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生。我们的生命，不就是一个自由与不自由交织的过程么？我甚至想到了死亡，死亡是无可选择的，但我们却拥有人生“道路和方式”的选择权。但在日常生活中，“沙漠”这样的绝境毕竟极少，不仅“道路和方式”可以选择，“穿越不穿越”也是可自由选择的。但题目设置了一个“单向度”的空间，你只能在这个维度上选择。这样讨论关于“自由”的问题，还有多少“自由”！

这是一个典型的“抽象思辨”的命题，它是“思辨”的，但缺乏生活的温度、生命的热度与人生的硬度，因而是不“具体”的，写作也易沦为空洞的议论，更像是“高中哲学的作文版”。浏览上海考试院发布的当年作文，发现大多是这样的套路：人是自由的，换个角度看也是不自由的；人是不自由的，换个角度看也是自由的；自由中有不自由，不自由中有自由；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不自由……经过十多年的训练，聪明的考生们早练就了这套万金油式的话语逻辑，据说这也叫“辩证法”。但是，这种正确的废话，这种教条的套路，不正说明了思维的惯性、惰性与劣性吗？有鉴于此，上海阅卷组的周宏老师提出上海的“思辨性”作文应该来一个“拐点”。?

值得肯定的是，今年的十套高考命题都规避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命题模式，而且大都提供了“多元”并存的选择，让考生在比较与辨析中，做出基于自我认知和偏好的理性判断。全国卷（2）列举了“提升语文素养”的三条途径，山东卷列举了旅程中不同东西的不同用法，天津卷列举了几种现代人的阅读方式。选项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彼此是并列的、互补的，而不是对立与对抗的，命题意在引导考生比较优劣，考辨利弊，自我整合，自我抉择。这几个命题在内容设计上都指向“具体”的学习、生活与人生，无教条可依，可公式可套，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抽象思辨”所带来的简单化思路和公式化套路，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在设题上，因思辨的内容缺乏具体的冲突与矛盾，难以激发深层次的比较、辨析、评估、选择等思维活动，考生在思辨的开拓上难有大的作为，这是它们的美中不足之处。像全国卷（2），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社会生活实践，三者都是“提升语文素养”的有效途径，显然这不是一个有你无我的选择；作为学生，要在三者之间做出主次、优劣、轻重、缓急的比较，知识与学识似乎又不够。于是，写作只能平面展开，顶多排个序而已，思辨的锋芒因此而黯淡了许多。有论者说这个题目更适合教师来写，不是没有道理的。

相比之下，上海卷和全国卷（1）在“具体思辨”的内容设计上，因其具体而真实的矛盾冲突，给人强烈的冲击。无论什么事，一旦“具体”了，就不能含糊其辞，一言以蔽之，不能一分为二，左右开弓，也不能避实就虚，各行其是，更不能和稀泥，兼收并蓄，而是必须面对，具体分析，合理论证，明确选择。只有在这种具体的思辨中，考生的理解、分析、比较，论证、评估和自我完善的思辨能力，才能得到真正的展现，表达能力也才能因思辨的真正展开而绽放出自己的魅力。

“评价他人的生活”是现代社会司空见惯但未必道理自明的现象，无论是在法律规则上、道德伦理上，还是在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上，都还存在诸多迷误。题目由三个递进关系的句子构成：

“人们的生活更容易进入大众视野”，这是社会开放、技术革命、文化变革带来的必然结果，没有对错，我们无法改变，只能面对。这是本题目涉及的背景与环境，也是讨论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评价他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常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也内涵了价值上的质疑与反省。谁在评价他人生活？谁有权评价他人生活？他人的哪些生活我们能够评价？怎样评价他人的生活？评价与干预、干涉、干扰有什么不同？评价的标准、法律尺度、伦理规则在哪里？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常见的”未必是正当的。这就需要学生的质疑与分析了。

第三句话“这些评价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评价的作用是多元的，无法回避的事情更需要理性的分析与直面。我看到有专家说谁也无权“评价他人的生活”，似乎题目在法律上存在瑕疵。这显然将“评价”的内涵狭隘化了。“评价”可能沦落为诽谤、窥探隐私、妨害别人的生活，干涉他人的自由，但“评价”也可能是一种舆论的力量，“围观”的能量，是文化生活的一种方式，是现代社会运行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讨论这样复杂的问题，切忌简单化、情绪化和一刀切，粗暴的思维与专断的人格，不适合理性、温和地讨论问题。有人提出“评价”的边界问题，认为只有发生在公共空间的事情，才能进入“评价”的范畴。这个原则总体看是对的，但这个判断也包含了一些可能的偏差。比如，“家暴”问题大多发生在私人空间，别人可否置喙呢？显然，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个题目关注具体的、现实的、鲜活的生活，聚焦生活中具体的、需要澄清的矛盾与问题，引导学生在开放的、多元的、不必承担更多表达风险的空间中，做自主的、理性的分析与表达，真正做到了既关注思辨，又关注生活。而且，它培养理性的现代公民的高远立意，也将“立德树人”落到了实处。

与上海卷大相异趣又异曲同工的，是全国卷（1）“奖惩之后”。其差别在于题材，而共鸣在于“具体思辨”的价值取向。如果说上海卷关注的事件本身具有强烈的内在冲突性，那么，全国卷（1）中的四幅漫画，有着尖锐的对比性、多维的指向性、反常的关联性与鲜明的暗示性，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进而激发考生的联想与深思，让漫画的理解直接指向对当下社会文化心态的反思与审视上。“高分”既可能得奖赏，也可能得贬斥，这折射了社会生活的复杂与多元，需要具体的分析与思辨，而非简单的概括与结论。

我理解的“具体思辨”，“具体”是基础，“思辨”是灵魂。没有“具体”的冲突与矛盾，就不能激发和引导考生的深度思考与理性思辨；有了“思辨”，生活才能展现出它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魅力。在“思辨性”作文已被广为接受的情况下，如何做到“具体”，也许是以后的命题更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顺便说，只有在具体的思辨中，学生的表达素养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具体思辨”是个真实具体的任务，你必须调动所有的表达素养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那些“名人开会，名言荟萃”的引用，那些“屈原向我走来”式的万能素材，那些“内容不够、修辞来凑”的技法，都难有用武之地。表达策略与技巧，离不开思想、文化与思维，技术一旦失去了内容的依托，技术反而成了累赘。因此，具体思辨的命题，才能相对有效地考察出学生的表达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