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1968,西安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状态

文革岁月：1968，西安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状态 [原创 2008-04-25 10:13:12]

文章来源: 原创

文革岁月：1968，西安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状态

一

1968年8月中旬的一天。

夜，在满天的繁星下，我们从石空火车站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在夜幕中驰过腾格里沙漠的南缘，“咣哧、咣哧”地钻入皋兰山中，车厢昏暗，百无聊赖，我与同行闲谝着，不知不觉，就在茶几上睡着了。黎明时分，因在半睡半醒中不时挠挠被蚊虫叮咬的左手腕，伤口痒，我惊醒了。从迷糊中睁开眼，看了看手臂上的伤痕，用唾液吮吸了几口，贴了点口袋毛毛，就算处理过了。站起身来，看看窗外，兰州车站已经到了。下了车，在市区盘桓了一天，子夜过后，我们又登上了东下西安的普客，很快就在座位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当黎明的曙光透过车窗洒进车厢的时候，我在车厢的晃动中，和钻山洞时火车的闷哼声中醒来了。陇山山脉隐伏在迷蒙的云雾中。太阳撩开了车前的烟雾，露出峡谷森森的崖壁和曲折的走势。山峦都不甚高，黄土层上，丛生着杂树，染绿了一片片山野，但始终遮不住山峦黄土的本色。远山则干脆退入云雾之中，和天地混沌成苍茫的一色。渐渐地，渐渐地，峡谷与山脉又向铁道边合拢过来，始终伴随着一线浅浅的流水，自西向东穿山越岭而进，走走停停，不断会车等车，蹒跚了一天。驶过武山不久，天色便暗了下来。夜空张大了硕大无比的帷幔，笼盖了陇头流水，把那不息的幽咽声鞣进车轮的轧轧声中。我们又在摇摇晃晃中睡着了。

当我们又一次醒来时，眼前豁然开朗，窗外初升的太阳辉映出一片苍绿，一片广大无边的沃野。在汽笛长鸣声中，列车缓缓驶进了宝鸡车站。

八百里渭水平原就在眼前。以陇山为界，岭西苍凉、空旷，穷山恶水令人触目伤怀；岭东碧野千里，城郭相望，锦山秀水使人神情气爽。不管身在何处，我总是眷恋着关中这块土地。那执着，并不亚于对故乡的依恋。虢镇、盩至、扶风、兴平、咸阳过去了。列车在青纱帐中穿行，驶过一座座人烟稠密，市井繁华的城镇，在骄阳当空中驶进西安城。

又回来了，我心中时时眷恋的古都。那初秋的风并未散尽暑热，但仍然送来我熟悉而亲切的西安的气息。我们相跟着走出站台。站外是一片狼籍的建筑工地。只见解放门广场还挺立着高大的未拆尽的脚手架。一座庞然大物巍然矗立在广场中央，把伟岸的身躯斜披着厚厚的帆布帷幔。在惊讶中，从行人的议论中，我们才知道，这儿矗立着陕西省最大的大理石毛主席雕像。西安各界“十一”前夕，将在此举行毛主席像的盛大的揭幕典礼，以庆祝这一巨像的诞生。那盛况将远胜于当年三藏法师从印度取经归来，在御座前讲经说法时的那一幕。

早就听说全国各地都在大塑特塑毛主席站像、坐像，我在瞬间的敬畏之后，也就淡然了。建庙、塑像、立碑，本是中国的国粹。人民自发筹集，以多种传统建筑样式与工艺，来为造福桑梓、家园的先贤英哲记功彰恩；官方颁诏督责，权贵相与标榜，沽名钓誉都可能成为上述作为的动因。正、邪、褒、贬，殊难统一。但岁月在有情无情之中，自会臧否它，保存或堙没它。

作如是想，我便释然了。安顿好住宿，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饭馆吃饭。因为忙碌了半天，还一粒米未曾入口，大家都熬不住了。时值星期一，从解放门走到东大街，再从东大街沿纬三路走回解放路，所有饭馆都关门歇业，服务员都去参加所谓的政治学习去了。找了半天，才在纬二路东街口巷内，找着一副卖肉丸子的担子。一元钱一碗，仍只吃了个半饱。再要卖时，丸子已被抢购一空。担主摇着脑袋，调侃地说：“俺们西安，星期一、星期三下午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旅客找不着吃饭的地方那是常事。哼，市政府就是不放开，要放开搞话，这一条街全是卖吃的，你要吃啥就有啥！”

在这个任何个体经营都属于资本主义、投机倒把的社会，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政府是宁肯要旅客饿饭，也不会放开让私人经营的。一切都僵化了，机械教条，这个社会早就失去了竞争，也就失去了活力。我们悻悻然地徘徊在街头，来西安的兴头早化为乌有，便蔫头蔫脑地回到下处休息。

二

翌日，我告别同行，独自赶到解放门登上东去临潼的汽车，去寻觅儿时和父亲留在骊山的遗踪。汽车在霸陵原上奔驰，驶过霸河，把霸陵秋风甩在身后。一小时后，驶近东西绣岭的脚下。也熟悉、也不熟悉的骊山就在我的眼前。群峰突兀，林木蓊郁，一片苍翠。昔日的疗养院不见了，山脚下的园林里，山坳的树丛里，时时露出金碧辉煌的楼阁屋宇的一角。骊山以华清宫、温泉闻名天下。秦始皇时，已在此地建离宫，起名“骊山汤”。至唐代，贞观十年（公元644年），又加以营建，名为“温泉宫”。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唐玄宗李隆基更大兴土木，治汤井为池，环山列宫室，又筑罗城，始名“华清宫”。唐玄宗与杨贵妃每年冬季移住骊山，温泉沐浴，双宿双飞，遂有了“春寒赐浴华清宫，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雨露时”。“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故事。

岁月流逝，繁华难再。战火硝烟，风凋雨蚀，倾颓了华清宫的殿宇楼阁、画廊香榭。1956年按原华清宫体制进行扩建，也只复员了原宫室的一部分。进得山门，东侧有飞霜殿，殿前为一泓九龙汤。温泉泉口，浴室均在飞霜殿东。西侧一带院墙门扉紧闭，这是西北局要人休憩与宴请贵宾的地方，并不对游人开放。文化革命中亦然。绕过殿后，从灌木丛里的山道拾阶上山，在浓荫中拐过几个之字弯，来到半山平旷处。崖壁边，兵谏亭赫然挺立在那里，面对着秦川沃野无边的秋风。

我绕过兵谏亭，沿山涧小径继续攀援而上。游人到此止步的已经很多了，所以，一路上未见游人。只听鸟鸣山幽，松风阵阵，仿佛已超然于化外，远离了山下那纷纷扰扰、五味酿制的尘世，在秋风呼啸中，我攀上了第一重山峦。茂密的乔木，摇曳满头绿发，一个个婆娑起舞，我就象置身于绿色的波涛之中。遂信步踱入林中小径，只见在中央一块苍松翠柏环合的空地上，有一座五开间的破旧的庙宇，门楣匾云“老母殿”。进得殿内，香案上尘土积溢，廊庑下蜘蛛结网；壁画早已剥落的四壁空空如也，骊山老母的神像不知何时早已被毁圯而不知去向。我在感慨中步出殿门，遇见一个老农菏锄从山林匆匆走进殿来。我双手合什，迎上前去，致意打问道：“老伯，这庙里的供像呢？”

“没了，没了，早就没了！”

那老农皱着眉头，摇着须发苍苍的头颅，布满皱纹的烟火苍苍的脸上毫无表情。

岁月如梭，风雨、战火、人祸，破坏了多少古代文明。我虽然挚爱她们，但生于天地之间，渺小如蝼蚁草芥，只能面对满目青山浩叹而已。

我喜欢关中的山河。那八百里沃野于平畴阡陌相连之中，鳞次栉比着市井村郭。田野并非一色的绿，间有一丛丛青苍苍的松柏孤拔峭立于翠绿之上。那是关中秦民的祖坟或历代帝王的封土冢。天晴气朗，云如游丝。北面的塬，平远而高旷；南向的秦岭巍然壮观，重重翠峰宛如碧海中的岛屿仙山，在烟霞明灭处，一直起伏向云深不可知处。关中作为历代帝王建都之地，其山川气象总是异于他乡，于莽莽苍苍中，流动着气度非凡，万千威仪的王家气象。昔日潼关吏尹喜见紫气从东方来，以为祥瑞之兆。大概从老子骑青牛从洛阳入关以来，这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便实实在在在中华大地上以其独特的山川气象称雄于千古。你信亦罢，不信亦罢。

三

告别骊山，返回西安旅馆。第二天依然是分道扬镳。同行人要去小寨、西北局游览；我则想去寻访曲江古迹，登临久已慕名的慈恩寺塔。

慈恩寺塔，俗名大雁塔，在长安东南郊，唐时曲江北缘。寺为唐高宗李治为其母追荐冥福而建。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玄装自印度取经归，以此为译经之所。为保护从印度带回的经典，特请高宗资助，于寺内西院修建此塔。塔经多次改建，至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改建为十层。后经战火，仅余七层。明代塔外加砌砖面以予保护，遂成今日之规模。

从钟楼乘专线车，出长乐门折向南行，逾南城垣到达大雁塔路，一座宏伟的古刹座落在杜陵原上。进得宽大的山门，是宽敞洁净的前院。大雄宝殿，藏经阁依次而立。阁后院内，青砖裹面的七层宝塔巍然而立。上得塔基，从门券入内，有宽大的木梯旋转而上，直至塔顶。我拾阶攀升，环塔内壁一转是带扶手护栏的木制楼板。方形角椎的四面均有砖券拱门。据此可凭栏远眺西北的西安城，塔南的韦曲、王曲等曲江遗迹。

秋风荡荡，从五陵原上弥漫过来，漫过霸水，拂向新丰方向。终南山秀峰晴岚漂浮在淹没秦岭的烟霞之中。曲江古迹经沧海桑田之变，已堙成杜陵原、白鹿原上的平畴与村落。只在苍翠葱笼中时时露出高塔古寺的一角。于烟敛云收之时，显现着这块膏腴之地曾经有过的辉煌的古代文明。

我登上塔顶，凡东西南北，扶栏远眺。从霸陵、兴庆宫旧址依次扫向西北。那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古城，陷在尘埃与喧嚣之中，仿佛古都的繁华已为市井的烦扰所取代。今日之西安，已非昨日之长安。当年天真烂漫的童子，已成为满腹忧国之思的青年。前路茫茫，壮志难酬。渭滨垂钓的吕尚，金戈铁马的霍去病，可会我登临意？

于是，我不顾前贤题诗在上头，班门弄斧，欣然命七律《登慈恩寺塔》一首，以为先贤貂尾之续。诗以言志也。

“万古伤心此登临，

慈恩不幸留芳名。

曲江古迹倚斜阳，

霸陵凄风满帝京。

秦川唯有冠军墓，

渭滨空余垂钓林。

总为仓皇凭栏日，

无人会我望乡心。”

我的万千感慨，那浩大深沉的忧思，时不我予的痛楚，报国无门的烦恼都在其中。在这古都的古刹名塔，在这秋色秋风的帝京，在这古老文明荟萃的原。

四

离开西安保定前，我决心趁乘车前这半天间隙时间，去西北大学看看大舅。

坐一路车出了安定门，沿宽阔的西环城路向西大新村走去。攀上靠西的那栋熟悉的红砖楼房，上得三楼敲门。门开了，一个收拾得很整齐的三十来岁的妇女站在门内。我一楞，问：“这是刘持生家吗？”

“刘持生？不知道！”中年妇女摇了摇头。

我站在门口，一时不知该怎样好。

一个军官从里间出来了。

“找刘持生，中文系那个教授吧？”

我点了点头：“他是我大舅。”

“噢！”军官审视地看了我半晌。

“刘持生可能搬到北二号楼中单元去了，你去找找看！”

教授的住房被支左的军官所占据，虽然不是鹊巢鸠居，但我已经感到大舅处境不妙。下得楼来，转过几个楼角，敲响了北二号楼中单元101室的门。

门开了，是舅妈那熟悉的面孔。

“永龄吗，怎么有时间来西安了？”

听到门响的大舅也出来了，微弯着腰，表情紧张，仿佛风声鹤唳的林中驯鹿，那温良平和的面孔却有了凄惶与茫然的表情，两鬓增添了许多白发；不复是前年仪态大方，神采奕奕的模样。见了我，脸上终于绽出了一丝笑容。

这气氛，使我欢喜的心情黯淡了许多。一楼的房屋，较阴暗潮湿，房间也凌乱不堪，大舅紧张地问舅妈，要不要去工宣队报告我的到来。

“算了吧，自己的亲外甥，又不是他人！”舅妈想了一阵，说道。

“你舅舅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现在已被群众专政，接受审查。幸好在西大人缘不错，很受学生尊重，还没有被搜身抄家、游斗。象刘端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西大党委书记）、傅庚生（著名古典文学教授）他们可都惨了！”

舅妈如是说。

一股寒流掠过我的心房，我浑身都颤栗起来。如果我们家在大陆硕果仅存的大舅都不能自保，我们家族最后的一个值得自慰的偶像便倒了。那我们在心灵、精神方面真坠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刘盈、刘静、刘孟都不在家。刘盈被工厂请去教忠字舞，刘静、刘孟由学校组织去参加下乡劳动。被监视居住的大舅蜷缩在家里，再有满腹学问也无济于事。只能在惴惴不安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舅妈成了他唯一能与外界联系的桥梁。

问明白我要去河北、东北外调，大舅妈啧啧地叹息道：象我这种家庭背景，在西安连门都出不了。可见，宁夏的政治环境还是宽松得多。

其实不然。我用不着象一般出身不好，家庭有问题的子弟那样自卑、自悲、自轻。我自以为我们家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对不起这个国家民族的地方，大可不必夹着尾巴做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都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惊弓之鸟，那这个民族世代脊梁骨的阶层真该消亡了！

舅妈下厨整治了一桌简单的晚餐。吃饭间，大舅妈嗫嚅着说，大约在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间，重庆联大中文系国民党组织改选，大家因大舅人缘好，又是青年才俊，遂一致举手拥戴他为分部书记。就这样，一个做学问的人糊里糊涂地就成了反动党团骨干。我心绪烦乱，无暇细问他何时成了国民党员。只是安慰他，既来之，则安之，要以平常心态应付巨变。共产党的历次运动都是一阵风，顶过了风头便会逢凶化吉，万事皆宜；顶不过风头便会玉石俱焚，万事皆休。

三十四年后，我从表弟刘孟口中得知，1938年，南京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因生员流失，学校缩编，校长熊光楷、导师胡小石推荐作为中文系助教的大舅为蒋介石侍从室文学侍从，专一代蒋先生应对社会名流，相与诗文赠答。由是被授衔为陆军上校。国民党员的头衔便源于此时。梗直忠厚的大舅绝非官场中人，九个月后，自请辞职仍回中央大学任教。所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整个西大，大舅实际是历史问题最严重的人。

饭后坐在灯下，我们甥舅历数这两年来文史界名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从投太平湖而死的老舍，悬梁自尽的傅雷，被捕入狱的吴晗，说到侯外庐（西大前校长）、游国恩（文学史家）、翦伯赞（北大副校长）。比起许多学者来，大舅还是幸运的。起码，文化革命三年，在此之前，他一直是逍遥的，受学生暗中保护。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挂钟已接近晚八时半。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大舅，瞩他乐天知命，顺其自然。望着忠厚善良的大舅惶恐地站在门口，我由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大舅妈坚持要送我，一直走出西大新村门口，走向安定门。在我一再劝阻下，才止住脚步。

我挥手告别伊，走进城门豁口。时间已来不及了，夜行公共汽车已经停驶，我只好挥手挡住一辆三轮车。议定三角五分钱拉我到车站，便跳了上去。

在城楼后明亮的灯光里，我看清那三轮车工人已是一个须发斑白的老者。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一个老者骑的三轮车上，我感觉太不自然了。每走一步都感到心内惶恐不安。我真想叫老者坐在后座上，让我来蹬车拉他。可我并不善骑三轮车，时间也不允许我有丝毫的耽搁。

好不容易捱到解放门，跳下车来，付了老者车费，奔进候车大厅。去北京的直快已经开始检票了。

西安城的灯火被抛在身后的夜幕中，我倚在窗前，回首长安，一颗心还悬在大舅身上。胸中依然如压着一块巨石，沉甸甸的。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可怜、可叹我们这些士的悲苦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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