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一九七七年杨联陞回国记

一九七七年夏天，在哈佛大学已经教了近三十年书的杨联陞（一九一四 —一九九○），收拾行李准备回北京探亲。尽管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回北京，“文革 ”中的一九七四年，他就已经回来过了。但不知为什么，临行前，他心底仍有隐隐的不安。这也难怪，他患精神毛病好多年了，近二十年前发作的时候，曾经被送往精神病院，甚至还被锁链绑手脚，靠电击治疗。虽然此后病情稍好，但在临行前，他的日记中仍反复出现 “心情不佳 ”（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的字样。他不断做噩梦，在梦中 “大呼 ‘我要死了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二日）。在抑郁的心情中，为了兑换旅行支票的事情，又和夫人反复争吵。在日记里他写道：“此次旅行，因不可料之情形太多，实不能无戒心 ……在大陆，（李）光璧逝去，（周）一良已不在原位（任太太信），家人失和，种种令人不快之事。近日每晚半夜后皆服 Lilenur，仍不免有心焦之梦，此情郁郁，无人可语，语亦无人真解也。”（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

心底尽管不安，但他决心仍然要回北京，因为年迈的老母亲和一双子女都在那里。

一

说起来，杨联陞先生的心病，实在是由来已久。

二○○九年秋天，在我访问杨联陞后半生始终生活的美国哈佛大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录中有杨联陞日记。据说，这份日记之所以保存在这里，是因为杨联陞在哈佛的同事陆蕙风先生，本来打算写杨联陞传记，便把捐赠给台湾 “中研院”的日记全部复印了一份，按年分装为四十几册。可惜的是，陆蕙风后来离开了哈佛东亚系，兴趣转移，传记的撰写和出版当然就落空了，这些日记也就静静地锁在哈燕社图书馆的另一处藏书地点，直到这一年秋天，我请马小鹤先生帮着调出来之前，似乎关注的人并不多。

日记有四十多册，从杨联陞在哈佛读书之后的一九四四年开始。在那个时候，看得出来他的心情还不错，日记上的字迹也相当清秀，他在哈佛大学一面听课念德文，一面泛览杂看，攒了一肚皮杂学。在那里的生活似乎很舒适，他帮着编写中文文法，代陈观胜上上课，闲来便看看书，如黑田源次的《日本绘画所受西洋画之影响》（一九四四年二月六日）、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也看看电影看看戏，时时还打打麻将，在那里和吴于瑾（保安）、张隆延、刘广京、王伊同等人来来往往，也经常与当时在美国的胡适见面聊天，或写信讨论学问，看来过得很轻松。不过，就在这年一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记有 “夜寝不安，乱梦颠倒 ”，十三日的日记又说“夜寝不安 ”，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最后，又记下一句 “乱梦颠倒 ”，似乎预示了什么。

从后来的日记看，这种夜间乱梦颠倒的噩运，似乎一直在纠缠着他，让他始终处在一种紧张和不安之中。

杨联陞的心病，当然有很多原因。不过从他自身的原因说，一半儿来自他自期太高，涉足的领域也太广，把自己弄得很苦。虽然表面上看，他并不很高调，他不像何炳棣，何炳棣与他煮酒论英雄，会自负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而他则敬谢不敏，绝不敢接这个话题。不过，他心里其实自负得很，总觉得洋人的中国学问有限，中国学者的国际视野不足。但是，另一半儿也许来自他在异国却做本国学问，又毕竟在洋人地盘上讨生活，正常言所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这让他常常感到很憋屈和苦闷。不要说他，就连在中国地位有如 “文艺复兴之父 ”的胡适也觉得压抑，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胡适曾经给赵元任写信说，他自己这几年不在美国教书，“一面是许多所谓 ‘汉学 ’、‘支那学 ’家总有点怕我们打入他们的圈子里去，一面是这种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 ‘前进 ’分子，气味也不合 ”。所以胡适不得不 “退避三舍 ”，更何况杨联陞。其实，杨联陞心底里对研究中国的洋学者并不很买账，后来享有盛名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那时他就有些瞧不起，当他听到费正清推崇史华慈，“不惜大言欺人，竟称渠为佛教史专家，又称其学力过于 Reischauer（按：即赖肖尔）”的时候，就很不以为然，对费正清 “好用权术 ”很是警惕，在日记中告诫自己 “与之相处，真需小心也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八日）。

二

本来，在一九四六年初他以《晋书食货志译注》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不久，先是有浙大张其昀（晓峰）的聘约，后又得到傅斯年和胡适到史语所任职或者北京大学任教的邀请，他曾经都很动心。四月十七日，他到纽约看望病中的胡适，与胡适说好要回国任教，六月底他想到即将要离开美国，甚至 “作书留与贾公（Charles S. Gardner），几乎泪下 ”。那几年中，由于抗战胜利，好朋友陆续离开美国，一九四六年九月，周一良回国了，一九四七年韩寿萱、冯家陞、王重民也回国了，一九四九年王毓铨也回去了，到了十月，老舍也回国了，“谈学问的朋友越来越少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终究没有成行。也许，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他终究是个 “纯粹学院式的人物，对于实际政治不但没有兴致，而且视为畏途 ”（《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ix），他并不像胡适那样有 “道济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 ”的抱负，在中国处于战争纷乱之际，一介书生，下不了回国的决心。

有关回国一事，在他的日记里面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他开车去纽约布鲁克林二十六号码头去看陈寅恪，谈了六个钟头，陈寅恪曾告诉他 “国事可虑，不知究竟如何 ”，一周后，他在纽约与何炳棣一起吃茶，他说国共合作后会有一二十年和平，但何炳棣却郑重告诉他，“五年内恐有巨变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至二十五日）。也许这些师友的判断，对他是否回国产生了悲观的影响。二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他和胡适一道吃饭，胡适说到“象牙塔不能再住，须救火 ”，这表明胡适心中对故国的关怀犹在，而杨联陞却婉言劝他三思。过了一个月，胡适给他的一封信中，在谈论诗歌的同时，用了杨联陞的一句，“待等秋风落叶，那时许你荒塞”（《论学谈诗二十年》中“塞”作“寒”，85页），并在下面加上一个问号，说“诗是你的，？是我加的 ”。胡适的话说得含糊，但杨联陞却明白这是胡适 “表示不能脱身局外之意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但杨联陞毕竟不是 “身系中国命脉 ”的胡适。

有国不能回，只好寄人篱下，然而在美国，“长安居大不易 ”，这使他很紧张。其实，当时身处异国痛感飘零的人何止他一个，最近重读陈毓贤女士的《洪业传》，就感受到连洪业这样的大学者，在剑桥的生涯都不免窘迫，更何况杨联陞。他没有何炳棣那种 “抡斧头排头砍去 ”的霸气，何炳棣可以和 Tauaber大吵大闹，可以找费正清当面理论，但杨联陞做不到；他也没有胡适那样的通脱平和，胡适即使在普林斯顿葛思德图书馆处于一生中 “最暗淡的岁月 ”里（周质平语），也始终平静和从容。杨联陞生性忠厚而且谨慎，虽然他喜欢朋友，常常在家招待客人，嗜好打麻将、听戏和下棋，一辈子与何炳棣友善而崇敬胡适，在日记里也常常褒贬学界同仁，但毕竟只是做中国学问的纯学者。他很在意学生的评价，也在意同事的态度，更重视同行学者的月旦。从日记里看到，有一次他代史华慈给学生上 “上古中国思想 ”课，看到有学生五十多人，他就很卖力，讲完之后学生鼓掌致谢，更使他受宠若惊，回来后便在日记里重重地记上一笔，“自己亦觉得所讲颇能深入浅出 ”（一九六○年四月三十日）。特别是，法国学界前辈泰斗戴密微称许他是 “少年辈第一人 ”，同是哈佛同事的美国中国学泰斗费正清也承认他是汉学界 “第一人 ”，更使他自期甚高，“绝不作第二人想 ”。可是，这种无形压力却给他巨大压力，也摧残着他的精神，一九五八年四月，他虽然在哈佛大学终于晋升教授，但是这种长期的紧张，却使他在下半年大病一场，在他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他内心里惊心动魄的紧张和冲突。

九月二十八日，他在日记中给自己宽慰和解脱，说“人生百年，同归于寄，何如各尽其职，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反而比较积极 ”。但是，这种自我宽慰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十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亦觉余自己多忧之可笑，然多忧恐仍是有病之故，又因病因忧，觉得诸事无味，目下最要紧是勇气，要鼓起勇气活下去 ”。其中，“勇气 ”两个字写得特别大，显然是在暗示自己要有活下去的 “勇气 ”。可是，精神上的困境并不能只靠自我暗示来缓解，终于在十一月九日，他去看了医生，知道不能不服药和治疗。但是，他还是想自己解决，于是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毛病在运思不能自休，自卑心理亦重 ”。他始终在内心与自己的忧郁和紧张交战，过了两天他又写道，“细想结论，悲观心理必须打退，乐观时，勿过分（昨日见大夫自信过强），心理科医生之帮助有用（对病尤不可悲观，更不可怕花钱），作茧自缚，勿怨他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在这种纠结缠绕的心情中，他甚至想到了写遗嘱。十一月十四日，他致电他最信任的美国前辈贾德纳教授，当他知道也有精神疾病的贾德纳要写遗嘱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应当写遗嘱，并安排说，“遗产应分一半与宛君（夫人），半分子女四人，希望贾（德纳）及任之恭、沈树祝、刘子健为监护人 ”。在贾家写好遗嘱后，他自己签了字，让贾德纳也签字。可是他刚刚回到家，马上就大为后悔，“不该让贾公自己愁烦时为加心病 ”，立即以颤抖的声音给贾夫人打电话表示抱歉，过了一会儿，他再次致电贾宅，请立即毁去遗嘱。

这半个月里，他始终自怨自艾，时而自我宽慰，时而怨天尤人，在睡梦中也会辗转反侧，焦虑不安，终于不得不住进医院。到了二十三日夜里，他不断做梦，不断醒来，处在极度的错乱之中。“就寝后约一小时，忽然自醒，说‘未太迟 ’。戴起眼镜，穿睡衣，找护士，令其开门，说宛君一定被拘留（又曾想过，可能将来二人皆变疯狂，长期同住医院）。护士说无此事，余遂与二三人挣扎起闹，后来有人为余打针（有人说：若出事，须赔百万元。余云：百万元不止）。又记得有人抬余至一处，即不记得。二十三日醒时，手脚俱有锁链（余先呼寒，有人为盖被），仰卧。余呼 ‘余臂折矣 ’，后有人开锁，余起立即云：‘余是杨某，余夫人在何处 ’（又曾发怒）。答云：杨太太不在医院。”这些天，每天他都要吃安眠药和镇静剂，一直到十二月初，才搬回单人普通病房。

三

在那个时候，华人在美国学界，并不是只有杨联陞这样很受压抑的人，也有春风得意而且满不在乎的人，像何炳棣。

在杨联陞的日记里，多次提到何炳棣。杨联陞很早就认识何炳棣，对这位同样来自中国，在美国学界打出一片天地来的清华同门，杨多少有些敬畏但又偶尔有些腹诽，他深知何的气大心直，自视甚高。这一点从何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也可以看到，何炳棣眼界很高，对芝加哥洋人同事顾里雅（Creel）满腹意见，对同辈华人学者如刘子健、王伊同、房绍楹、牟润孙，以及后来对张光直、杜维明也都有非议。不过，他对杨联陞倒始终是青眼相看，多次表示希望杨联陞到芝加哥大学，与他联手，也真的动员芝加哥大学校方礼聘杨联陞，但是又常常不服气杨联陞，总是要和他比较长短。一九六三年八月，他到哈佛时先是对杨联陞说，最好芝加哥大学能设立一个讲座，请杨联陞去担任，但接着就问，哈佛是否有可能请人来做正教授？当然指的是他自己有无可能从芝加哥跳槽到哈佛，“自报年薪一万四 ”。接着他又向前几年已经当选中研院院士的杨联陞暗示，希望明年杨能够提名他为院士候选人。最后，可能为了自尊和面子，他又对杨联陞半是炫耀半是夸张地说，他将会获得学术奖章，编号是第五号，反复追问杨联陞所获得的奖章是第几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