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井 琪
在中国文化史上,1925年的“青年必读书”风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当时的《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胡适和梁启超在鲁迅之前都开过“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则写作《青年必读书》文章,主张青年应“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这一观点至今仍然受到学者的批判,很多人据此断定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鲁迅的文章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针对胡适“整理国故”思潮的反应。胡适处在北大的中心位置,他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是非常活跃的,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领导”。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纲领性主张,其后五年,从1924年开始,鲁迅在一些场合批评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
为什么要等到五年之后才发表意见?鲁迅在五四之后采取了沉默和冷眼旁观的态度,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路。他不轻易卷入论争的漩涡,习惯等到蜂拥而起的社会思潮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看清楚社会的反应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之后,才发表意见。这种深思熟虑的作风使得鲁迅似乎总是慢了半拍,但这种“慢半拍”,却使他成为最冷静的毫不留情的批判者。
鲁迅批判“整理国故”,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批判的。
倘若某个人出于个人的爱好,喜欢“钻故纸堆”,喜欢研究古代的东西,实在是无可非议。鲁迅本人也因为对中国古代小说史杰出的研究,被胡适大加褒扬。中国古代文化是鲁迅个人读书修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五四之后到1924年,鲁迅写作的杂文很少,极少对社会政治文化发表意见,他精力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中,鲁迅在北大兼课主讲的也是“中国小说史”。那么为什么鲁迅要尖锐地批评甚至连他自己都在从事的工作——“整理国故”呢?其中的原因就是,在鲁迅看来,“整理国故”不是作为个人爱好和学术积淀的提倡,而是成为了一种社会思潮。作为社会思潮的“整理国故”是不值得提倡的,必须猛烈抨击。
“整理国故”的社会思潮是胡适提倡的,他的初衷在于建立学院派学术研究体制,与蔡元培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这一社会思潮主要带来了两重负面影响:一个是鼓励年轻人钻入研究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和社会实际、现实生活相脱离,闭门读书;另一个就是读死书,使人成为“书橱”,结果思想“逐渐硬化,逐渐死去”。这不但背离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背离了胡适当初提倡“整理国故”的初衷,而且就连胡适自己也认识到了弊端,“现在一般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乱钻”。而“回避现实的社会问题”正是关注大众精神状态的鲁迅所不能容忍的,他当然不能坐视,当然要批判,但我们不能据此判定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回望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研究、介绍和整理,是其一生的重要工作。
据鲁迅博物馆公布的数字,现存鲁迅藏书中,共有中文线装书946种,7704册;中文平装书866种,1112册,包括科学、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其他的如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英语等书籍3167册。从藏书的数量看,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线装书是鲁迅藏书中册数最多的一种,达到七千余册,占藏书总数的近七成。
鲁迅早期的读书经历,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他7岁入本宅家塾读书,那时,书桌上除了《鉴略》和习字的描红格,不许有别的书。12岁入三味书屋读书,大约在这前后,他开始抄写家藏《康熙字典》中的奇字和《唐诗叩弹集》中的百花诗,16岁以前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并“几乎读遍十三经”。他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学写八股文和试帖诗,抽屉中小说杂书等古典文学,无所不有。即使在18岁考取了江南水师学堂之后,还要四天学英文,一天读《左传》,一天作古文。28岁在日本时,鲁迅还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学习文字学。当时留学在外的鲁迅,在脱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环境下,已经学过了矿产和医学,撰写过《说镭》和《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等介绍或研究自然科学的文章和著作,却还要在日本学习《说文解字》。如果不是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鲁迅是绝不可能这样做的。
鲁迅的古文写作功底也相当深厚,他早期用古文作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文章旁征博引、气势纵横,和任何一位古文家的文章相比,都毫不逊色。1927年在留日期间,鲁迅和周作人合作翻译了英国小说《红星佚史》,书中的白话由周作人翻译,十六节诗则由鲁迅用离骚体翻译。能用离骚体翻译外国诗歌,恐怕没有相当的古文和外文功力是绝难做到的。鲁迅回国后在教育部任职,他曾参与设计、起草民国的国徽和说明,说明部分是他用六国文体写的,深得同事钦佩。
同时,作为学者的鲁迅,从30岁起就开始辑录整理古书,流传下来的有:辑录的唐以前小说佚文《古小说钩沉》,记录的越中史地书《会稽郡故书杂集》,纂集校勘的唐代记载岭南风物人情的《岭表录异》,抄录的清水产著作《记海错》,还有研究古代文学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并曾花费大量时间抄录古碑、研习佛经。
鲁迅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了解,而且倍加珍视热爱,并自觉传承。那么,既然作为学者的鲁迅深深了解、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为什么还要大声呼吁青年们“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呢?
我们需要考察的是,鲁迅批判中国文化是从哪个角度批判的,批判的是什么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说,尽管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人生修养的智慧,但是被异化为统治工具之后,就有一种基本的观点,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的观点建立了基本的人间统治秩序。“君为臣纲”是社会关系的秩序,“夫为妻纲”是男女家庭关系的秩序,“父为子纲”是父子血缘关系的秩序。这“三纲”或许不是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但至少在宣传和接受的角度,是为社会上层所大力宣传、为普通民众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这里面包含着君权本位、男权本位和长者本位的基本思想,而这些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相左,更与鲁迅毕生所追求的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背道而驰。自然地,鲁迅要对这些禁锢精神自由、压抑个性解放的传统文化中保守腐朽的方面大加鞭挞。
鞭挞的文章最著名的要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抨击了“父为子纲”的伦理秩序,反对强调父对子的恩,提出父亲对儿子并没有恩,相反,父亲对儿子是有义务的,因此父子不存在隶属关系。应该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人格上的平等。只有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才能有出于天性的爱,才可能有精神的自由。《我之节烈观》更对中国传统观念中要求女子节烈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对人对己对国家都没有任何好处,是不道德的。这是对男权思想的批判,也是对人的天性的维护。鲁迅还批判过《二十四孝图》,对所谓“孝道”对人性的扭曲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抨击。至于对“君为臣纲”所塑造的中国人的奴性,鲁迅自始至终都不遗余力地坚决反对,我们这里就不赘述了。
显而易见,鲁迅对传统的批判,不是针对传统文化本身,而是针对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是对传统文化沉淀于民族基本价值观念的那些负面的效果进行抨击,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本原进行彻底否定。鲁迅所批判的不是存在于字纸中的、抽象的、士大夫知识阶层的理想,而是真实地存在于民间的、被世俗化了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民族性格。凡是实际效果不好、扭曲人性、异化人际关系、遏制个性解放、压制精神自由的,不论是来自圣人的,还是“古已有之”的,统统要搬掉。这么做是为了摈除痼疾、迎接新生。
对中国文化深厚的造诣,对外国文学的精通、对自然科学的关注,都使鲁迅在审视民族文化的时候,比纯粹的国学大师们多了几个参照系,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优和劣都了如指掌。鲁迅生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活在一个“国将不国”的危亡时期,就好比面对一个垂死的病人,温和的方子是没用的,只有下猛药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因此,在救亡图存的社会环境里,在面对西方坚船利炮和物质文明的轰炸下,对待传统文化,作为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的鲁迅,首先选择了批判,偏激的批判,以至于偏激到“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
只有激烈地骂醒了中国人,才有可能打破国民“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清秋大梦,才有可能使我们民族意识到自己正站在毁灭的边缘而奋发图强、得以自保。比起那些整天一味“之乎者也”地颂扬传统文化的人,鲁迅更热爱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更清醒地了解我们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