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放异彩的李白.杜甫诗歌
李白与杜甫同为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郭沫若语），千百年来被人们尊为“诗仙”和“诗圣”。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杜甫则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杜诗歌同称壮阔，而他们达到壮阔的手段却又有不同。 李白是以风驰电掣、大刀阔斧的手法达到的;而杜甫则是以体贴入微、精雕细刻的手法实现的。李白使人惊叹，杜甫使人亲近。李白写安史之乱，是从大处着笔，既写实，又想象夸张，如《古风》第十九：“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表达了诗人无比沉痛的爱国心情。而杜甫写安史之乱却是具体细致地写出了战乱的各个方面，如《三吏》《三别》等诗，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治局面的忧愤，对人民生活的关怀。 李、杜的一些以个人生活为题材的诗歌也都有广阔的社会意义，意境阔大，情感深沉，但是都不只是写自己的哀愁，而是与政治社会和人民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李白的《行路难》，“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揭示了诗人在坎坷仕途上茫然失路的痛苦。但是，他并不因为失败而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而杜甫的《茅层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诗，也绝不只是反映了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和概括。 李诗雄奇豪放，而杜诗沉郁顿挫。时代环境的急剧变化、思想感情的博大精深是形成李杜诗歌独特风格的主要因素。同是鄙薄权贵，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杜甫却说“野人旷荡无腼颜，岂可久在王侯间”。同是写友情，李白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杜甫却说“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堆”。李诗豪放，直抒胸中奔放无已之情;杜诗沉郁，情寓笔下人生无常之事。 李诗语言清新豪放，而杜诗语言则苍劲、凝练。李诗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用单纯自然而又豪放有力的语言表达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往往冲破格律的限制，而出现散文化的诗句，如“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有的诗受乐府民歌的影响，有深厚的民歌风味，如“一回一叫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而杜诗则是经过千锤百炼，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毫发无遗憾”。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用字准确有力，每个字都含有很重的分量和很深的含义。 李白的两句诗到杜甫手中可能会成一句，杜甫的一句诗到李白的手中可能拆为两句。李诗语言单纯到一句一意，甚至两句一意;而杜诗的语言往往是一句两意，甚至一句三意。李诗感情炽热，个性强烈，具有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而杜诗则善于选取典型，进行高度概括，寓主观于客观。 李白很早就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负，一直期望“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希望能像吕尚、范蠡、乐毅、诸葛亮等风云人物那样，干一番大事业。在《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等诗中充分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雄心壮志。李白一生不断追求、不断失望，在深沉的矛盾中，他经常以激越的热情，抒发他内心的苦痛。像“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都是他这种感情的真实写照。 杜诗则善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通过客观描写，把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在一两句诗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高度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矛盾，写出了统治集团的奢侈荒淫和贫苦百姓的凄惨生活状况。 杜诗的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很少明白说出。如《石壕吏》中除“吏一呼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便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诗人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之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有吏夜捉人”一句，无疑是客观叙述，但同时又是诗人的讽刺、斥责。不必明言黑暗统治，而高压逼迫之令人发指已自在其中。《丽人行》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更觉得真挚哀痛，沁人心脾。 李诗在我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展过程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杜诗在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在我国文学发展中上，这“双子星座”各放异彩，竞相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