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革命
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是历史社会学的名著。1979年发表之后，很快就变成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从现代制度主义观点来看，它也是历史制度主义的经典读物。它通过比较中国、俄国和法国导致近代国家转型的剧烈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原因、过程和结果的比较历史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国家转型和制度变迁的普适性命题。由于中国还没有译本，基于此，本文在这里作一个基本的介绍（同时，还附一篇评论性的文章）。
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提出全书分析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对社会革命的定义和几种流行的“革命”理论的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的分析框架；二是展开全书的三个分析原则：即结构观点；国际和世界历史的整体观；国家潜在自主性观点。三是提出贯穿全书的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章，主要探讨在法国、俄国和中国旧体制下，革命形势出现的结构条件和历史条件。第二章探讨绝对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第三章分析农民状况及农民造反的可能。第三部分以国家建设为主要命题，探讨革命危机所引发的冲突如何导致社会革命的结果。该书的结论部分回应了第一章的主题，并对马克思的革命观进行了谨慎的预测。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 对社会革命的理论探讨
这一部分是全书展开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作者首先对社会革命的含义和影响进行了说明。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剧烈、迅速而根本的改造。是近现代历史的罕见现象。伴有一定程度的自下而上的阶级暴动。是社会结构变化与阶级变动的重合，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重合。作者提出要注意区别“造反”和“政治革命”： “造反”不会导致结构变化。而“政治革命”只能改造国家结构但不会改变社会结构，也未必要经由阶级冲突来实现。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变革与政治结构变革相辅相成、同时发生，并透过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产生。其中阶级斗争起关键作用。社会革命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近代以来各国爆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各国的国家组织、经济结构和支配性意识形态。增强了国家的权力和自主性。也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激发了新兴国家的雄心。
为了寻找对社会革命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模式，作者对几种流行的“革命”理论进行了评析，以深化对社会革命理论的分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认为革命不是孤立的暴力或冲突事件，而是结构矛盾中的阶级运动。是生产方式中社会力量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脱节。这种脱节即表现为激烈的阶级冲突。二是聚众心理理论。它从民众的心理动机解释革命。革命源于“相对剥夺”感。三是系统价值共识理论。认为革命是思想运动对社会系统严重失衡的激
烈反应。一个正常没有危机的社会是一个“价值和谐的社会系统”，由一组有内在联系的制度构成，其功能能够适应环境的急剧变化。革命首先改变社会核心价值取向，一般是异物从外界介入的结果，使价值观和环境不协调。革命的成功是一种系统重构。四是政治冲突理论。认为革命是一种特殊的集体行动，成功的革命是政体内部联盟的形成。强调有一定政治资源的组织团体参与的重要性，关注政府和各种争夺权力的有组织群体之间的冲突。
在上述基础上，作者提出本书的“社会革命”概念。它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变革和阶级冲突的思想。认为阶级冲突和阶级关系是表面的政治冲突的潜在根源。在成功的社会革命转变中，阶级冲突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起着主要作用。特别是农村的阶级冲突，直接或间接的促成了革命所实现的全面社会政治改造。此外，该书还吸纳了政治冲突理论的一些观点。认为革命从形式上看是基于团体组织及其所能掌握的资源而展开的集体行动。因此，要研究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阶级成员所能形成的组织和所能获得的资源。
在对“社会革命”的概念进行充分的解释后，作者提出自己分析社会革命的几个基本理论预设。即结构的观点；国际和世界历史的整体观点；国家潜在自主性的观点，是贯穿全书的分析基础。
作者提出结构的观点意在区别意志论、目的论。认为上述四种方法都存在有这一缺陷。革命是由有目的运动造成的，阶级意识对实现革命很重要。社会变化导致不满和迷茫，产生新阶级或团体利益或潜在能力；形成明确的借助意识形态和组织并以群众为基础的运动，并着手建立政权。社会秩序是基于共识，革命的根本和充足条件是共识的取消。作者认为这些观点不注意探索革命的客观结构问题，实际上“革命运动很少从一种革命意图开始，它完全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革命的过程和结果都难以设计和安排。“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革命和冲突是由现存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条件促成的，并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革命冲突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任何参与团体不能预见、期望并未必符合其利益。所以应该寻找革命中的“重大规律、制度范式、历史范式和冲突范式，”搞清革命形势在旧体制内部出现、不同处境的团体受到客观制约而行动的复杂组合，搞清楚社会内部由制度决定的各种局势和团体关系，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任何阶级或精英团体都不应根据他们的观点或行动来阐述社会革命的进程或结果的逻辑。
强调发生革命的国际和世界历史背景，其实是结构观的放大。前面虽然强调结构，但不能孤立考察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而要包括对国际和世界历史等宏观结构的考察。特别要注意两个因素：一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影响。国际关系同一个国家旧有的阶级结构和政
治结构交错；历史上形成的跨国经济影响各国经济发展。二是竞争国家的国际体系所决定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欧洲是一种大陆性的政治结构的发源地，其地理扩展和财富增长不能简单被挪用。国际军事和均衡提供了完成社会革命的特定“空间”， 影响革命紧急时刻的事件发展。此外还要关注“世界时间”的影响。后发国家革命的领导者会受到早发国家革命进展情况的影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会插入两个很相似的革命期间。总之，作者强调以革命为中心议题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在历史上形成的跨国结构背景下进行的。应该将旧的政府体制以及后来新兴革命政权与国际舞台的交叉点作为观察点。
全书以国家为考察中心，把国家理解为位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局势交界的潜在自主组织。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从社会中产生的新国家组织的结构与活动，是在革命冲突中注定取胜的社会经济力量或社会文化力量的利益体现。国家是特定阶级争夺基本社会和经济利益的舞台。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受内在的“选择机制”的控制，国家的活动相应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作者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并得出自己的自主性国家观。认为国家是一种自主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并不一定与社会支配阶级或政体中全部成员的利益融为一体。国家可能同支配阶级争夺资源。国家通常履行两类基本职能：维持秩序；同其它潜在或实际的国家竞争。在性质上，国家“是以行政权威为首的并由该行政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妥善协调的一套行政、治安和军事组织。”国家通常维持现存的经济和阶级结构，因为这是阻力最小的推行秩序方法。有两种现象制约国家，一个是社会阶级结构，一个是各国的实际地位。国家卷入国际国家网络正是国家在行动上具有潜在自主性的基础。
最后，作者提出自己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认为这是一种多变项分析方法。提出、检验和改进有关宏观单位的事件或结构的因果解释假说。适用于只有少数实例的宏观历史现象的解释。它同自然历史研究方法区别开来，一个确定革命的原因和结果，而不是描述革命；一个则描述革命进程中典型的特有周期或阶段序列。
第二部分（第二、三章） 政治危机与农民造反
第二、三部分共同构成全书论述的总体框架。第二部分是对革命发生前的社会危机等背景因素和作为社会革命基础的下层农民造反动因和过程的分析。
三国的旧体制都是完善的帝国国家，即君主为首，中央协调，职能分化并具有一定渗透能力的行政和军事体。以庞大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上层地主阶级居于支配地位，市场经济有所发展。支配阶级在维护其阶级地位和特权上依靠着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但也利用为国家服务的机会来谋求私人财富。君主与上层地主阶级客观上存在利益冲突。专制国家以维持国内
秩序和与外敌竞争为基本职能。革命的发生源于旧体制国家结构和局势的特殊政治危机。首先是国际形势的挑战。而在君主对此作出应对时，由于专制国家组织与上层地主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化联系，使其在作出反应时受到各种限制。从而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非常事件的双重压力下，独裁统治及其中央集权组织和军队崩溃。
作者比较了法国、满清帝国和沙俄帝国发生革命危机的背景。法国在路易十四时成为绝对君主制国家，但其国家结构依然复杂，新的国家政治系统和旧制度结构并存。经济上法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而农业的滞后影响了法国工业的发展。波旁王朝存在一个巨大的社会支配阶级。而政府官员同支配阶级的勾连进一步削弱了王权。就满清帝国而言，侵略的欧洲列强迫使中国进入一个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但传统中国的现实状况阻碍着任何中央创新的成功。人口增长抵达农业经济的极限；帝国政府的财政和行政能力愈益虚弱；在外来侵略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下，帝国的权力分配走向了地方主义，不得不认可地方士绅的某些超越性越权。20世纪初，帝国的改革努力进一步削弱了脆弱的中央权力，加剧了士绅与满清专制统治之间的紧张状态。沙俄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力落后国家，1861年改革意义重大，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制度现代化，其解放农奴的措施进一步释放了社会能量。沙俄土地贵族软弱，政府掌握了对贵族的支配权。1890年代，沙俄实行了国家强制下的工业化方针，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迅速形成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导致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同时农业增长缓慢。
总之，三国的农业结构侵害了专制的和早期官僚制国家组织，束缚了君主政府在资本主义竞争世界的行动能力。在法国和中国，强大的上层支配阶级遏制了现代化的起步。而俄国软弱的土地贵族无法遏制自上而下的革命。国家推进的改革都受到阻碍，最后在国内外双重压力的夹击下导致君主专制的垮台。
在正面描述革命危机的基础上，作者将三国的情况同普鲁士和日本作了比较。普鲁士和日本在面临外来威胁时进行了成功应对，他们在传统合法性的名义下自上而下实施了旨在调配更多资源的改革，从而避免了社会革命。而法、俄、中的旧体制君主政权被证明无力充分的进行根本变革。比较的结果证明，一个国家面临外部竞争时，能否成功的应对，看君主政府能否迅速从社会中动员资源，并在此过程中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否则，国家要么败于外来战争的冲击而瓦解，要么由于政治势力强大的地主阶级反对君主动员资源或进行改革的努力而垮台。日本明治维新通过内部的小规模调整，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高度官僚化中央政府。原因是德川时代的日本没有一个政治上强大的上层地主阶级。同时，德川政府已经达到了不寻常
的官僚合理化程度。明治维新是在现存官僚阶层内部进行的，不牵涉拥有政治权力而抗拒政治集权化的地主（德川时也根本就没有这一阶层）利益。日本明治维新是政治体制内部结构的自我转换，并不摧毁现存政治结构，是一次集权建国政治革命。而1807－1814年的普鲁士改革，是一种内部的派系政治斗争，土地贵族的抵抗有限。原因是贵族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与官僚制的秩序、体制和效率融为一体。国家有较强调适能力。
法中俄三国都发生了社会革命大变动，而普鲁士和日本则透过专制政治权威自上而下的改革，平稳实现了国家的政治革命。对这种不同命运，主要看农业生产关系和地主支配阶级侵入国家组织的方式，以及各国面临的国际压力的严峻程度。如果上层地主阶级在高于地区的层次具有制度化的政治实力，即具有与统一的财政和军事治安职能的王权行政机构相对的实力。那么如果存在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在行政机构中盘根错节的地主阶级，当这些阶级尝试反对专制政府的现代化改革时，就会导致推翻君主制，促使行政和军事组织崩溃。从而，外因诱发的政治危机就会发展成为社会革命形势。反之，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强大的地主阶级，如日本和普鲁士。旧体制国家又有较高程度的官僚制，那么外因诱发的危机有可能透过有限的政治斗争，即在原有的统治精英和行政结构内部解决。
农民造反是三国社会革命共同的构成要素。仅有社会政治危机还不够，只有在政府监督和制裁中断，同时发生了普遍的农民起义时，革命才能爆发。农民起义摧毁了旧的农村阶级关系，促进和巩固了革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革命发生在农业国度，农民是主要的生产阶级，没有农民的造反，城市激进主义者不可能实现社会革命改造。因此，农民的态度和行动在国家危机时有关键作用。广泛的农民暴动打击了地主支配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削弱了旧体制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基础。研究农民暴动的展开要考察农村秩序的政治结构，考察地方政府的性质及其与中央政治权威及代理人的关系，要考察农民在农业经济和地方政治－阶级关系中的结构状况。具体而言如农民村社的团结程度和类型，农民摆脱地主和及代理人监督和控制的自主程度；国家镇压农民造反的强制措施的懈怠等。
理解法国农民革命要把握当时法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结构，一方面国王的行政机构渗入地方，取代领主；另一方面农村村社仍起着自治的作用，领主控制领地的司法权和各种税收权力。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社会上层四分五裂，农民透过传统的村社组织动员起来进行暴动。法国农民革命没有激进的反财产的造反运动，但领主的权利和控制被废除。在俄国，1861年的农奴解放为1917年农村革命创造了条件。并且使国家的渗透能力增强，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衰落，而农民村社仍保持集体习俗和政治独立。俄国的农民革命不仅废除了地主的地
租权利而且夺取和分配了大部分私有财产。中国是最明显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满清帝国崩溃后，士绅在基层掌控并剥削农民，农民没有可与地主抗衡的村社组织。由于王朝衰落和政府混乱，农民陷入极度贫困。通过中共的动员和组织，中国农民成为反对地主和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导力量。英国和德国没有实现成功的社会革命改造，这同两国的农村阶级和政治结构有关。
第三部分（四、五、六、七章） 社会革命与国家建设
社会革命是一个深刻的结构改造过程。革命的过程和结果的中心议题是创建新国家和新组织，核心是组织建设、社会结构改造、制度建设等内容。在中、法、俄三国的王朝体制崩溃后，都力图重建全国秩序，巩固自下而上的阶级变动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格局，提高各自国家对抗和战胜国际竞争对手的实力和自主权。
革命的国家建设需要考虑一些基本的方面。政治领导团体是国家建设的主体。在革命动乱时期，政治领导团体的兴衰，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成功的在危机环境中创建和利用政治体制。革命领袖团体需要具备创新行政、军事组织和政治制度的能力，具有调适能力，意识形态的创新能力。确立一个有内聚力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它是理解革命后果性质的钥匙。但革命所完成的任务和巩固的新体制，常常不同于最初的意识形态目标。
社会革命完成了法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革命造成了法国国家结构和职能的变化，推进了政治和司法的转型，即官僚化的、民主化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法律架构的出现。特别是拿破仑的新体制，使公民获得基本权力，社会向现代转型；行政机构规模扩大。还建立了统一的国库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制度、国家管理公共金融的制度。形成了中央任命的高级行政和司法官员体系，国家触角向基层扩展，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密切和理性化。俄国的社会革命导致了一党专政国家的出现。沙皇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强国家，沙皇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大的社会动乱。这种整体崩溃的实际，同抵御反革命及外来入侵的严峻现实，使新国家的制度模式具有下属特点：官僚层级制，注重专家特权，对民众特别是农民实行高度集中的强制性控制。俄国革命的后果是产生了一个全盘集体主义的和威权主义的体制。法俄革命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共同点：自发独立的农民造反使反革命无法得逞；自由主义体制无法稳定；革命政治运动无法在农村立足；为反击国内外敌人，建立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领导团体强大的国家组织，而其紧迫性又导致了更集权和更官僚化的体制。时代不同也导致两国的相异之处。俄国的大众动员型革命政党导致了国内的深入改造；而法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国在欧陆的强大容易使其革命动员转向军事扩张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转向国
内由政治决定的深入改造。
在法俄，革命国家组织主要借助于城市平民的支持建立，并透过行政层级系统加强对农村的控制。而在中国，农民始终不仅是革命的造反力量，而且是巩固革命政权的有组织的民众基础。满清帝国垮台后，乡绅仍然控制基层，军阀支配地方大权。这给革命国家建设者造成了障碍，直到懂得了利用农民造反的巨大政治能量，才完成了革命。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中国大众动员型党制国家的兴起。导致了一个更庞大、更强有力、更官僚化的新政治体制。但由于中共夺取政权时所累积的政治能力，特别是同农民的关系，以及中国没有现代的，以铁路和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没有效仿苏联的国家建设战略。
结 论
作者回应和强调了第一章的主题：国际和世界历史环境对影响革命的爆发和结局十分重要；要有结构的视野，重视团体和民族之间的客观关系和冲突，重视国内外的结构矛盾；重视国家组织及与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及经济状况的关系。社会革命主要围绕着革命领导团体建设国家的活动展开，而革命后果取决于革命国家建设者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状态；他们与敌对或友好的外国政府的关系，与各种阶级力量的关系。
作为一种深刻的历史思考，作者探讨了中法俄三国社会革命模式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他认为不具有普适性。因为，革命的原因因各国所处的历史和国际环境而各不相同。革命的产生和因果模式也因世界历史根本结构的变化，国家权力基础的变动而受影响。另外，国际范围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基础的改造，现代武器技术和现代官僚职业军事组织的发展，现代军事体制的纯粹镇压性功能，加上盟国互助体制，官方正规武力与非官方的民众之间的强制手段差距的悬殊等，使在现代进行一场全面、彻底的社会革命不太可能。
最后，作者对马克思的革命观进行了评析，并谨慎的作出自己的预测。迄今为止的社会革命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预期和道德观。他们没有充分预见到处于军事化的国际国家体系中的国家作为行政和强制机器的自主权力。现代工业无产阶级革命要么不可能成功，要么“必须采取与历史上重大的社会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要“同时摧毁社会”。现代社会革命因而“很可能不是一次突变，而是一系列漫长的‘没有改革者的改革’，是由依靠群众的政治运动争取各主要政治领域民主化的来实现的”，并且要在所有的先进国家同时展开民主化运动并且逐步消除军备和实现国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