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书院小史]

读《中国书院小史》

对中国的书院产生兴趣，源于偶然的一次在图书馆逛，突然在书架上发现了几本有关中国书院历史的书，翻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城里逛的时候，在一个比较大的书店里看到了一套有关中国各方面“小史”的丛书，其中就有这本《中国书院小史》，装帧挺古朴，价格也不高，所以毅然买回来，准备穿越千年的时光，一探古代书院的风采。

再进一步探究原因，还是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最近又读了愚笨梁漱溟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梁先生就谈到，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就是一个奇迹，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对于中国书院的兴趣，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方面一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没想到，这一个初步的尝试，却让我从中国书院这一个很小的切入点，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穿越千年历史沧桑依旧历久弥新的诸多因素。

关于中国书院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而我读的这本《中国书院小史》，既不是什么研究性的科研著作，也不是宏幅巨著，“小史”者，仅仅是一位生活在岳麓书

院里的对中国书院有着浓厚兴趣的老师，带着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对书院这种传承文化独特方式的远去的一种喟叹，正如司马迁写《史记》一样，尽管有一些论点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而不是那么客观，也正如喜欢读《史记》一样，它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段远去的历史，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的一种自觉，这是作者用生命去完成的，我想，除了尊敬，再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了。

记得在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在空间上发了这么一条说说：“不久以后书院毁于兵火（白鹿洞书院）”、“明末书院再次毁于兵火，房舍无存（嵩阳书院）”、“金兵南侵，书院被毁（睢阳\应天府书院）、”“抗日战争中，书院毁于战火（石鼓书院）、”“于文革初拆除（泰山书院）。”每每读到这样的字眼，总是让人心痛不已，虽然都已成为历史，但仍旧无法平静下来。”的确，作为一个远去的历史，如果不对书院作专门的研究，我们很难体会到书院在传承古代文化、推行教育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只有当我们体会到了他的价值，才会对他的艰难的发展历程以及他的逝去感到无比的惋惜。

作者按照朝代的划分，分别从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这五个历史时期书院的发展，对书院在各个时期他的规模、制度、兴衰等，用散文随笔的

形式，向我们简要地呈现出古代书院发展的全过程，这其中，宋代的书院是作者倾注心血最大的一部分，这主要就是书院在宋代，无论是他的规模，还是他的数量、建制以及他发挥的历史作用，都是其他时代都不能比的，这在后面会专门提到。

通读整本书，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作者是以一个作家，而不是研究者的身份，对这段历史进行的极具个人主观色彩的讲述，其中包含的作者的感情是十分强烈的，比如说，作者在谈到山长（书院的院长）是说道：“山长这一称呼，是文化人自封的。这种封号，充满了野性和对官府的反叛，有一种文化自由主义的成分。”像这样的例子很多：“严格地说，只有勇敢的人，才敢于向权力部门挑战，与深不可测的官文化决裂。”“历史最终要将文化建设引入符合规律的发展轨道，这是不容怀疑的。当社会度过了一个噩梦般的萧条期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史上，总有左的错误，最毒的不是武将，是文化人。要在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存活，一定要培养一个有耐力的人种。很多围墙围起来的大院里，文化人就像斗鸡一样在里面斗，生命不息，斗争不止。”“官僚政治是文化人格的死敌，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言论自由的扼杀，导致人格变异，各种卑猥随之产生。”“历史让一批

文人走上了战场，当历史平静之后，他们依然需要回到文化中来。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座庭院，一座像岳麓书院那样能使人格和灵魂升华的庭院。”

作为探究历史的书籍，本是不应该有这么多极具个人主观色彩的语句的，但作者是一个作家，他有他独特的视角，并且这仅仅是一个“小史”，我们不必再去纠结，情理之中的事，但之所以要摘录这么多，是这些文字里体现出了作者对文化的一种隐忧，他从书院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喜与悲，尽管有些观点有其片面性，但无疑是作者认真思考过的，更是作者的感情的流露。对其中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但不能不被作者的真情所感染，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除此之外，这本书里谈到的有两个话题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书院的建制与性质问题，一个是书院与科举的关系问题。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问题不是独立的两个方面，而是相互联系的。

书院的建制与性质问题，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在于它关系到了书院本身的发展问题和他对传承文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问题。

书院在初唐代就已经有了，不过起初的书院只是私人读书的地方。唐玄宗时，设丽正书院，后又改名

为集贤殿书院，是专门掌管抄书、教书、藏书的工作。可以看出，宋以前的书院跟教育基本上没有关系。到唐末五代，社会动荡，转乱频仍，官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唯一宁静的地方就是偏远的山林了，早已占据山林的佛道二教，抓住机会，广招信徒，创立精舍，升坛讲学。一批文化人由于战乱纷纷来到山中，其中自然会有一批受过传统入学教育的人，他们便自发组织起来，效仿僧众，聘请儒学大师在空地上讲学，自此，书院才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的教育功能也渐渐凸显出来。而是书院真正成为一个教育机构，成为一种制度，还是在南宋经过张栻、朱熹、吕祖谦等人的努力终成建制，尤其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的讲学以及他对书院的建设，《白鹿洞书院揭示》正是以文本的形式对书院的制度进行了规定，自此，书院在南宋经历了发展的高峰。

古代书院集教学、藏书、祭祀为一体，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教学功能了。

从书院的发展历史来看，从刚开始的发展阶段，书院就已经走上了与官学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而它的魅力就在于完全走的是一条教育自由化的道路，他是不受官府的任何限制的，山长的选择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教育方针更是没有任何官方的意识形态。

至于后来科举制风行，官方教育插手书院，这是后话，这里不再探究。搞学术、教育的人都知道，自由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教育没有一个自由的环境，一直笼罩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是很难结出硕果的。正如作者所说：“书院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内部不借助于任何外来影响力而进行的一种文化流变运动，它反映了中华文化内部的共同意见和态度，一些著名书院的脱颖而出说明了文化努力的合理性。”

书院在宋代，尤其是南宋得以长足发展，除了南宋王朝偏居江南一隅，对文化的控制能力减弱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宋代大儒张载以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为天下的读书人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也让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读书人的历史文化责任感一下子被激发出来。而这种被激起来的一股巨大的力量终究是需要找到归宿的，书院的出现恰恰满足了这方面的要求。他们以书院为载体，展开了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前面说过，书院是区别于官方学校的民间教育机构，他是不受政府限制的，因此，这些理学大儒就能够尽情地在书院里聚众讲学，尽情地传扬自己的学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历史上的“鹅湖

之会”了。可以看出，书院以其独立的教育方针，在传播学术文化方面起到的巨大作用，试想，如果是官方在承办书院，朱子的讲学还会那么自由吗？历史上还会有“鹅湖之会”吗？

无奈，树大招风，随着书院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维护其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政府不得不插手书院。为此，一批又一批坚持书院独立发展的志士仁人进行了艰苦地斗争，结果不言自喻。官府插手书院，斩断了书院最初的理想，朱熹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被历史无情地画上了句号，尽管书院在这之后，历经元、明、清，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可以与南宋的书院一比，但此时的书院，只徒有书院的外衣，书院中包含的精神内核早已丧失殆尽。尽管受到了官方的支持，书院在经济上还可以得到官府的资助，比当初书院在艰难的环境中拓荒要优裕得多，但正如圈在笼子里的鸟，尽管衣食无忧，但自由的丧失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弥补的，没有了自由的书院，还能算书院吗？最近得知香港中文大学竟然依旧保留着书院制度，其下有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逸夫书院、和声书院、晨兴书院、善衡书院，敬文书院和伍宜孙书院九个书院，但此时的书院能和朱子时代的书院相比吗？

的确，书院从一开始的发展轨迹，就注定了他的

命运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古代社会，任何脱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统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的事物，其命运都是多舛的，但可悲的是文化的力量又是无穷的，它在受到限制的时候必然要寻找到一条属于自身发展轨迹的道路，就像水一样，当它顺着河道自然地流淌的时候，它表现的是那么温顺，但当阻挡它前进的力量越是强大的时候，它咆哮的声音越厉害。文化自由发展的道路一旦遇到官方的限制，激烈的矛盾斗争便上演了，但文化是无形的，遭殃的只能是传承文化的载体，悲剧就在这种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在历史中上演，书院也一次又一次忍受着剧痛，最终不堪历史的重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谈到书院与科举制之间的关系，作者写得很清楚：“科举---自由文化的桎梏”，作者分析到：“社会在得到新的进步手段的同时，旧的手段必须停止，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书院发展的历史，也是与科举制度纠缠发展而惨遭失落的历史。书院教育的自由之路在每一个朝代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扼杀，书院在文化史上流浪，其道路无比地艰辛。”

不可否认，书院最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就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自由的精神，然而这种自由文化的精神，在任何社会里都是难以实现的，正

因为如此，陈寅恪先生才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看得那么重。书院明知道这个历史规律，却依旧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古代知识分子所坚持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理想。相对于书院自由化发展而言，科举制在宋代的普遍推行，无疑是对书院发展的一个打击。科举代表了官方的意志，是政府选拔人才、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书院代表了相反的一个方向，为什么要把二者联系起来呢？关键在于它们所传授的内容是一致的，都离不开传统的对儒家经典的学习。那既然如此，二者之间不应给是互补的吗，怎么又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尽管二者之间都离不开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但两者的目的是截然相反的。书院所代表的是一种学术性的对儒家义理的探究，它的目的在于恢复儒家的正统观念，确立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传承孔孟以来的道统，而科举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其中的经典仅仅是一个工具，一个标准，不可能涉及到真理性的东西。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真知灼见，但官府绝对不会把与他的意志相反的思想囊括到他的体系中，即使你的见解是多么的独特。而书院就不一样了。它允许你的真知灼见，你完全可以自己另辟蹊径，筑坛讲学，因为他是自由的。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即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根本上是对立的，这就必然决定了他们之间不能和谐相处。同时，科举代表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这也就必然决定了它的发展道路的艰辛。这一方面，作者认识得很清楚。

但有一点必需要说清楚，科举制与书院绝不是水火不容的两个对立面，尽管在根本上有分歧，但客观上科举的兴盛对书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因在于由科举制所选拔出来的各级官吏，他们普遍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也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十分关心，他们每到地方任职，都会或多或少的关注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一些书院的生存与发展。毕竟都是有关教育与文化发展方面的，科举制借助官方力量在推动文化普及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书院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文化人的需要，一旦他们找到了契合点，双赢的局面就自然产生。

在今天的神州大地，早已不见书院的身影，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丽泽书院、集贤殿书院、象山书院、濂溪书院……张载、范仲淹、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王阳明……多么熟悉的名字。我们很难想象当年书院讲学

时的盛况，我们也很难体会到书院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争取教育学术自由化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尽管当年盛极一时的书院，现在或成为废墟，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中，或成为著名历史古迹被保存下来，供人们追思，无论怎样，书院的价值是永恒的，尽管她有诸多的历史局限性，但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奠定她在历史中的地位，相信历史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书院随着清朝的改制而结束了它的历史。但近人恢复书院的努力从来没有放弃过。康有为为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钱穆1949年南下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南怀瑾晚年创办太湖大学堂、梁漱溟1941年创办勉仁书院，尤其是1984年，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学者共同发起并联合海内外数十名知名教授，在北京创办了定位于民间学术研究与教学的中国文化书院，都可以说是对书院价值的认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就说到：“学校确有不及书院之点”，而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真实对书院精神的一种传承。胡适也在《书院制史略》中也说道：“书院之废，实在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也主张在中国尝试恢复书院式的教育，也体现出了当代

人对书院价值的重新认识。

当然，时代在变，我们不可能完全恢复古代的书院，但问题不在于恢复书院的形式，而在于传承书院的精神，在当代社会探索出一条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书院精神的教育学术机构或者团体，发挥书院在古代社会发挥的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