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媒体的社会角色和功能
如果媒体的报道和悲剧之间真的存在某种相关性，那媒体还是否有理由坚持充分报道的权利? 富士康令人惊心的十二连跳事件，还有接连发生的校园惨案，再次把媒体推上了风口浪尖。有许多人认为，正是媒体的高度关注，才引发了效仿效应。的确，当富士康发生九连跳的时候，许多媒体都在报道中说，这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跳楼的，话音未落，第十跳的惨剧就发生了，紧接着，第十一跳、第十二跳再次挑战国人的耐受力。更令人不安的是，南平杀童案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相继发生5起校园惨案，虽说发生在前的未必就是后来发生的原因，但短期集中发生的类似悲剧，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效仿效应。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开始呼吁，媒体应该克制对类似事件的报道，以防止悲剧的连锁反应。 许多媒体同行面对这场诘难，最容易采取的自卫手段，就是力争说明媒体的报道和悲剧发生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或许如此，但我想问的是，如果媒体的报道和悲剧之间真的存在某种相关性，那媒体还是否有理由坚持充分报道的权利?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讲一个故事。话说在蒋经国主政时期的台湾，每年向美国购买武器的时候，台湾的报纸总是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些报道被大陆获知之后，立即成为攻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直接证据。有一年，蒋经国把《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总编找去，和他们诚恳交心。蒋经国说：我不是限制你们的报道自由，但军购涉及台湾的安全利益，你们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高抬贵手，不要报道军购了。两位总编沉吟片刻当场答应。第二年，当台湾再次和美国谈判买军火的时候，《联合报》和《中国时报》还是大篇幅报道了军购的详情。蒋经国非常生气，把两位总编叫了过来，诘问：你们怎么说话不算数?两住老总说，我们要是不报，别的报纸也会报，实在对不住。对不住归对不住，但报道还是要报道，这就是当年台湾报业给蒋“总统”的答复。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美国。9・11之后，美国学术界发现这样一个悖论，恐怖分子正是利用美国社会对人权的保护，自由进出美国，在美国学习飞机驾驶技术，最后又在美国本土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想办法降低整个国家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但他们采取的许多措施，在针对恐怖分子的时候，也涉及干涉普通公民的权利，媒体获知之后纷纷报道，导致美目政府大为光火。但是，美国政府却不能因为恐怖威胁的原因限制媒体的报道。因为，这是美国宪法赋予媒体的权利。 故事讲到这里，读者可能已经知道我的答案了。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不同的社会组织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媒体的社会角色，首先就是要满足公民充分的知情权，即便行使这项权利的时候，整个社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美国社会长期争论的公民持有枪械的权利问题，每年美国死于抢下的普通公民有数千人，但美国社会经过充分的讨论。禁枪还是无法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但支持公民持有枪械的人也知道，只要这项权利得到保留，死于枪下的民众，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样，如果我们坚决捍卫新闻报道的自由，那千万不要奢望，这项权利仅仅是一个没有缺点的权利，它在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同时，一定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例如，也许某个生活无望或者原本就有心结的人看到报道之后，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进一步分析，连续发生的校园杀童案，也包括富士康的十二连跳事件，都是全社会不愿意看到的悲剧。但是，媒体的报道不是悲剧发生的本质原因。媒体的沉默或许能够暂时阻止悲剧的连续发生，但却无助于整个社会化解矛盾，寻求和谐。说得不客气一点，堆持社会套正，排解社会分歧，是政府的使命。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不该为媒体附加太多的责任和义务，媒体份内的职责，就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仅此而已!解决社会矛盾，需要另外的社会系统。 文章的最后，我想引用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法官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的判决只需为法律负责，我在决定判决的时候，内心只有公正二字，哪怕判决之后，立即引发全社会的骚乱。”对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讲，道理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