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鉴别力的现实拷问

　　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等“四个重大界限”的实质是政治界限，必然要求增强政治鉴别力。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作为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前提和目的，突出了增强政治鉴别力的特殊重要性。 　　 　　政治鉴别力是一种特殊“眼力” 　　 　　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鉴别力的多样性，对社会问题的鉴别力不同于对稻菽、分子、文物的鉴别力。如同马克思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政治鉴别力是在历史的发展潮流中区分先进与落后，在不同包括对立的意识形态中区分正确与错误，在社会发展的重大关头区分正道与邪路，在多种利益博弈、多样主张交锋的复杂格局中区分可行与不可行的判断力。具备高度的政治鉴别力，就能够懂得哪一种社会形态、生产方式是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哪一种价值体系、理论学说是符合真理、代表人民的，哪一种发展道路、政治路线是引领民族走向兴旺发达的。 　　政治鉴别力取决于政治立场的正确与否。立场决定价值准则，不同的立场往往对同一个事物得出不同的结论。政治鉴别力取决于政治意识的敏锐与否，及时扭住事关大局、事关根本、事关前途的重大问题，是明确作出是非判断的前提，政治敏锐性包含于政治鉴别力之中。“见微知著”，就要有从“微”中发现大事、觉察趋势、知晓厉害的洞察力。政治鉴别力取决于政治水平的优秀与否，具有理论思维的训练、统观全局的视里于、客观公正的品格，就有利于作出把真理与价值、普遍与特殊、当下与未来统一起来的正确判断。 　　 　　社会转型需要政治“慧眼” 　　 　　对一个政党来说，政治鉴别力是把握方向、决定道路的基本能力；对一个领导来说，政治鉴别力是坚定立场、坚持原则的基本能力；对一个党员来说，政治鉴别力是明辨是非、筑牢防线的基本能力。在新形势下，通过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增强政治鉴别力，有着极为深刻和重要的意义。 　　当今世界，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一是交流交融包含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价值体系的交锋，交锋隐含在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的开放交往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的分歧和对立，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以直接、鲜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为把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内容区别开来带来了难度。二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是以文化软实力的方式渗透的，注重喜闻乐见、注重潜移默化、注重持之以恒。如果政治上缺乏警觉，头脑里不够清醒，就容易不加区别、不加抵制地被“西化”。三是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及其价值体系的全球性扩张是以“普世价值”的面目出现的，如私有制“符合人的本性”，三权分立是“国际惯例”等，披上了合理性、正义性的外衣。如果理论准备不够、政治鉴别力不强，就容易被迷惑和误导。 　　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社会上既有企图倒退的思潮，不要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也有主张西化的思潮，不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识别和抵制来自不同方面的错误倾向的干扰。 　　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鉴别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一些党员、干部缺乏忧惠意识、政治意识，习惯于用陈旧的思维定势去看待新问题，疏于思考，人云亦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表现出与政治鉴别力要求相反的价值取向。正因如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特别提出了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包括增强政治鉴别力的战略任务。 　　 　　在思想磨砺中增强政治鉴别力 　　 　　政治鉴别力在重大问题、复杂局势中得到锻炼。政治是国之大事，往往表现为大是大非，集聚为矛盾焦点，演化为紧迫关头。正是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特别要求各级领导不能暧昧含糊、必须旗帜鲜明；正是在这样的重要时刻里，特别要求各级领导不能犹豫徘徊、必须做出决断；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关系中，特别要求各级领导不能左右逢源、必须立场坚定；正是在这样的重大压力前，特别要求各级领导不能畏缩不前、必须勇于担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及时察觉党内和社会上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思潮的危害，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成为高度政治鉴别力的典范。 　　政治鉴别力在认识国情、创新理论中得到深化。政治鉴别力是道路选择、政策抉择、价值权衡的能力基础，它植根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及民情民心的把握和理解。一条道路好不好，一项政策对不对，一种价值行不伉根本在于与中国国情及人民利益的契合程度。政治的自觉还来源于理论的自觉。我们党历史上遇到的挫折和经历的曲折，很多都和理论的失误有关，或是因理论素养不足而迷失方向，或是因教条式地对待理论而误判方向。我们党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紧紧把握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党的理论思维能力包括政治鉴别力提高的产物和证明，同时又是增强政治鉴别力的理论指导和依据。 　　政治鉴别力在辩证思维、善于学习中得到提高。黑白分明的事物容易鉴别，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在于很多事物是界限模糊、标准多样、似是而非、表里不一的，这就为准确鉴别带来了困难。辩证思维则能帮助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理清关系、抓住本质、趋于全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学习提高政治鉴别力的重点内容。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给陈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强调张国焘等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不是经验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学好哲学有助于避免主观主义和盲目性，以防在重大问题上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增强政治鉴别力的重要实践 　　 　　政治鉴别力既体现在正确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每个界限上，也体现在正确运用划清界限的方法论上。 　　紧紧抓住“四个重大界限”的根本分歧。“四个重大界限”表现为指导思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的界限。就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主旨而言，是分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歧和对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各个领域的界限，从根本上说，是两大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分歧和对立，这种较量体现在各个领域的界限之中。抓住“四个重大界限”的根本分歧，就有了划清各个界限的基本依据，无论具体界限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决定和产生这些界限的本质内容是不变的。 　　注重考察“四个重大界限”的历史发展。界限是在双方或多方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而这种比较又是在一个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的，这就使得划界要有一种历史的视野。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若干个大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制度近一百年的历史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在不同国度里进行着同一目标下各具特色的探索。具有这种历史意识，

就能够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揭示两种制度的界限，在宏观的历史思维中加以鉴别，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就能够依据历史提供的材料对两种制度的本质特征作出证明，从实际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出发说明或修正概念，体现事实与概念的统一；就能够把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优越性和创造性，体现认识与价值的统一。 　　深入理解“四个重大界限”的区别联系。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侧重于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对立性，但从根本上理解这一对立性却要从矛盾的相关性、连接性着眼。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产生出解决自身矛盾的因素、力量和方式，是对资本主义束缚生产力、奴役人民、阻碍历史进步性质的否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这种历史联系，使得透彻分析资本主义成为明确差异、划清界限的理论前提。由于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继承性，以及社会化大生产和生活社会化的共同性，使得这种界限成为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迈上新层次、包含新素质的界限。辩证的思维方法教人既自觉理清重大界限的实质内容，又懂得不同文明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善于辨析“四个重大界限”的复杂多样。界限不一定是一条直线，也不一定能一眼望穿。有的界限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比如，反马克思主义既可以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出现，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包装下反马克思主义。有的界限相互包含却属性不同。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含着私有经济共同发展的成分，但又不是搞私有化；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着不同比重国有经济的成分，但不能说成是搞社会主义。有的界限概念相同但内涵不同。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都在追求民主，但无论是民主的目的和手段、形式和内容、程序和效果，都不是等价可以互换的。有的界限虽有传承但时代不同。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传承了两千多年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中属于优秀文化传统的部分，即使是传承的内容，经过新的时代洗礼，也成为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确认识“四个重大界限’的实践意义。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就能够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抵制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影响，同时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就能够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坚决抵制“三权分立”、“多党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西化思潮冲击，同时在不断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和水平的历史过程中，促进这一民主形态臻于完善、臻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