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廉吏冯梦龙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新华网2013年4月20日）

　　在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上，既有坚持反腐倡廉从而推动“盛世”出现及持续发展的明君贤相，也有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力挽狂澜而留下宝贵思想遗产的铮臣忠臣，还有身处乱世末世、只能守住自身清廉底线、乃至不得不以死明志的志士仁人。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时代条件下，都以自己的实践书写了“清廉、公正、爱民”的动人篇章，从而构成了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至今还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中国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生活在明代晚期，于60岁那年（公元1634年，明崇祯7年）到寿宁当知县，在四年任期中，留下了“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的美名（清康熙25年版《寿宁县志・名宦》）。尤其难得的是，他在任期间亲笔写下了一部奇书《寿宁待志》。冯梦龙写的这部县志，从采写内容到栏目设计都别具一格。他将此部县志取名为《待志》，并在《待志・小引》中说：“曷言乎待志？犹云：未成乎志也。曷为未成乎志？曰：前乎志者，有讹焉；而后乎志者，有缺焉。与其贸焉而成之，宁逊焉而待之”。其远见卓识，可窥一斑。从这部奇书和寿宁民间口碑传说的结合中，我们看到了末世廉吏冯梦龙的真实形象。

　　一、“寿民之艰”与“寿令之苦”

　　冯梦龙作为末世廉吏的清廉，不只体现在他拒绝贪贿、洁身自好上，也不只体现在他修桥铺路、为民行善上，而是最集中地体现在他行使县令职权时的所作所为上。

　　作为封建社会的县令，冯梦龙的首要任务是向本县农民征收朝廷（皇帝）下达的赋税钱粮，足额上交国库，以维持封建政权的正常运转。在古代“盛世”和正常年景下，一个县官只要不变相从中渔利，在百姓的心目中，他可能就是好官。

　　但冯梦龙偏偏处于明代末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外敌”入侵（山海关外的满清虎视眈眈，屡屡犯边）；“盗寇”横行（不少是被逼上梁山的绿林好汉，包括李自成、张献忠等已成大气候的农民起义军），用《待志》中比较含蓄的话来说就是：“中外势逢交困之会，虏寇患切剥肤之时”。朝廷开支浩大，不断以各种名目增收赋税，小小的山区寿宁县也在劫难逃。《待志》中记录的有时间、有数目、有根据、来自上头追加的赋税，如“加派”、“瞻租”、“扣减”、“捐助”、“借扣”、“暂输”等，名目繁多，不下十几种。这都是“圣裁”、“奉文”、“遵奉明旨”的，冯梦龙也无法不执行。身处基层的冯梦龙，能看到由此给农民造成的艰苦生活：“带青砻旱稻，垂白鬻孤孙”；他自叹“不能天雨粟”，又自叹“聚敛非吾术”，但也只能履行“催征”的任务：“末免吏呼门”，“忧时奉至尊”。他的内心痛苦跃然纸上，只能面对那无言的上苍祈盼：“安得烽烟息，敷天颂圣恩”。他所能做的只是：“今将万历二十年后加裁之数详著于后，使览者知寿民之艰与寿令之苦，冀当路稍垂怜于万一云”，将“寿民之艰”与“寿令之苦”联系在一起。

　　冯梦龙在《待志》中还真实地记录了朝廷横征暴敛带来的几大不良后果，这在古代的官方志书中，是很难见到的。其一，人口大量外逃，负担更为不均。“如今轮册丁，审定于崇祯之六年，距此几何，几有三四甲全逃。其一丁而兼二三丁都不可胜述。而有力之家，或数十丁而定一丁，此最不平之事也”。对于这种冯梦龙已认识到并加以痛斥的“最不平之事”，他却无力也无法解决。

　　其二，地方财政空虚，无力为民办事。《待志》记载：在以往正常年景中，寿宁县每年共收赋税“四千八百两”，上缴“一千六百余两”，“余俱本县存支”。如逢灾年，农民一时无法交纳钱粮，县令可以先从地方国库中垫支，使农民暂缓口气，又能完成朝廷交给的任务。而到末世，“民无余欠，库无余财，欲有司之有为于地方，盖亦难矣！”

　　其三，百姓生活困苦，贫富悬殊。《待志》写到“除夕”时，专门记录了明代“贫家”的辛酸：“是夜，民间彻晓不睡，子母之家，遣人索逋，旁午于道，漏下五鼓，县官出堂习仪方止。城门不闭。贫家趱口者，或夜半始归”。

　　冯梦龙还写到“典妻”的现象：“大家非大故不出妻，小户稍不当意如弃敝屣。或有急需，典卖其妻，不以为讳。或赁与他人生子，岁一金，三周而满，满则迎归。典夫乞宽限，更券酬直如初。亦有久假不归，遂书卖券者”。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记录，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的认识价值。

　　二、公正断案 政简刑清

　　古代县官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处理诉讼（俗称“断案”）。公正断案，是封建时代一个地方官能否清廉为民的最具体体现。冯梦龙在他管理的“一亩三分地”上，有十分杰出的表现。

　　冯梦龙到任后经过调查研究，对当地的民风社情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认为寿宁百姓是“山中朴茂良民”。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要县官能凭公断案，实现“政简刑清”的目标并不太困难。《待志・狱讼》一卷中详细记载了“三望洋断案”的全过程后得出结论：其一，“始知天理所必无，未必非人情所或有也”；其二，“假使余不躬往或往而不密，必为信理所误矣。令此地者当知之”。“不躬往”及“往而不密”，仍然是造成现代错案的两个重要原因。

　　与“三望洋断案”齐名的，还有寿宁县民间传说的“断鸡案”和“断牛案”。由于公正断案，果然“政简刑清”。原来寿宁县的牢狱有重监号三间，轻监号二间，“余添造一间，不令重加于轻。然时时尽空，不烦狱卒报平安也”。“刑清”的效果，跃然纸上。但冯梦龙也不粉饰现实，《待志》中还如实地记录了由于伪造契约难以鉴定，以及“县无仵作”等原因，造成寿宁百姓打官司难，“怨抑之不伸者有矣”。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官能如此坦诚为民，不求表面政绩，更不求个人的名声，确是难能可贵啊！ 　　三、勉力改革，百折不挠

　　明崇祯年间处于“末世”，从上到下贪腐成风，旧制度的各种弊端充分暴露，却又与贪腐的既得利益者紧密勾连，更加难以触动。一心为民、注重实际的冯梦龙到任之后，对这些弊端的危害性和顽固性看得更加清楚，他为了帮助百姓办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善事，不得不向这些弊端开战，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仅是细枝末节的改革），却已碰得头破血流。而他依然无怨无悔。

　　1. 斥虚假的政绩――“升科”。一个县增加耕地，是官吏得以“升官”的主要“政绩”之一。但冯梦龙考察后断定，当时的寿宁县不可能发生这种好事：“建郡石国也，水无涓滴不为用，山任崔嵬也要耕，诗人昔已道之矣。况区区寿邑，尤�岩逼窄之区乎！沙浮土浅，梯石而耕，连雨则漂，连晴则涸，但有抛荒，宁留余地？”但为什么有人报“升科”呢？原因是穷苦农民把田地卖掉，还要承担原先田地的赋税。买者偶然被人发现田地增加，只能说是自己新“开垦”的。这种虚假的“升科”，是冯梦龙力图革除的“弊”政：“天下有名美而实不美者，升科是也”。“而吏书固争，谓升科系考成一款，必不可少”。也就是说，你冯梦龙不想升官，我们还想升迁，你这样改革，不是断了大家升官之路吗？结果冯梦龙“不得已听之”。他总结原因是：“牵于文法，不行其志”，旧制度的弊端难以改革啊！

　　2.揭虚假的爱民――“恩典”。在封建时代，有时上级乃至皇帝会下文，免去某时某件民众欠下的“钱粮”，并以此标榜自己“爱民”：“恩典中，惟蠲免钱粮最为利民之事”。但冯梦龙在实地调查后却客观地指出：“独今日寿邑正多可商”。为什么呢？“盖寿邑粮额最少，非解则支，原无分毫余剩，而民间输纳，定有拖欠，谓之‘粮尾’，必举未解者蠲之，始可相准。乃万历季年以后，海内多事，征解日急。有司惧违功令，未免那撮以应目前之求，而一蠲之后，遂成不可填之缺陷。至于存留之数，俸、廪、工、食备有支款，而迩来部文乃以此布蠲免之恩，使小民有备可欠，而有司无项可抵，其势必那移缝补，又贻将来无穷之累”。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寅年吃了卯年的粮”，表面好看，府库空虚，一旦危机暴发，便不可收拾。

　　3.填虚假的粮仓――“积贮”。县有粮库，储存公粮。除上解之外，以备荒年之用，这本是很好的举措。但到末世，“荒旱相仍，民穷财尽”，进不抵出，帐簿均有粮食，仓库却无存粮。“一本空簿，递相传受，按纸上分毫俱存，欲征完空虚无日。盖离任时未征之纸赎，即在任时难征之纸赎也。钱粮欠久尚不易追，况使后任代追前任数年以前之冷赎，有是理乎？”但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尚无力改变此现状。

　　4.上报改革“想法”，而久未批转。食盐为民生必用之食品，又是当时朝廷垄断的行业。寿宁的食盐原来自福安（海边），由官府确定的盐商用船运来。但因处末世，海寇突起，焚烧黄崎司，“商本益削”，盐商逃逸，造成寿宁食盐供应严重不足。于是“走私之盐”兴起，“有司且不敢问”。冯梦龙认为：“惟有招徕商人一节，商足则盐多，盐多则贩少。然商缺四船，一时难复。合照大盐事例，计户食盐，通县五十三堡，应食盐多少，每乡设立官牙，令其包足岁额。而后徐募殷实，以足船额。”此策是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的：“询之各商，皆云可行”。但官僚主义的上司却不予理睬，“请详已逾年，而久未批转”。

　　5.改革“里役”――无果以终。寿宁地处高山，交通极为不便。解送公粮和迎送县官，是当地百姓主要的两项“里役”。“图申十年一轮”，还要托人包承，包括“备人夫治饮馔”，以及“衙门公馆修理不敷”等费用。“包承之人，费一开十，本一利二。穷民典妻卖子，犹不能偿，弊乃不可胜言矣”。冯梦龙上任后采取了种种措施，减轻百姓之额外负担：“自余造细户花册，而拖欠者难隐；责保家甘认，而雇报者得人；水脚计石均贴，而代解者毋所容共派；铺司中火尽革，而随从者毋所恣其饕。”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惟是包承冒破，此弊难诘。然最为民害者，无如造解黄册及新任修衙门备家伙二事”。冯梦龙提出改革办法，并向上司申报“条陈”，希望得到支持。他有自知之明，“然卑职人微言轻，但能自律，安能律人，必得宪颁成规，勒石为定，庶可永远遵守，合候上裁”。但当时官场一片腐败，上司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否决了他的改革措施，一拖不了了之了！

　　前些年，寿宁县重建“戴清亭”，并在附近建有小型的“冯梦龙纪念室”。习近平同志于20世纪80年代任寿宁所属的宁德地委书记时，曾多次到寿宁检查指导工作，也瞻仰了“冯梦龙宦寿遗址”。他于2002年担任福建省省长、并接受《中华儿女》杂志社采访时，还动情地说过：当年我决心离开中央机关到基层工作时，不少朋友对此不理解，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职务，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6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啊！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他还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现在重温冯梦龙的《寿宁待志》，感性认识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有借鉴意义的。

　　（作者：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福建省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王农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