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打击谣言

　　[编者按] 近期，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实施，关于“谣言”及相关问题成为热点。针对于此，2013年9月28日，共识网・杉园“青年学者沙龙”举办“谣言的心理”研讨会。本刊现将该研讨会的部分发言摘编刊出，谨供读者参考。

　　谣言背后的基本心理诉求与现代社会结构

　　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我从事过六年的媒体工作――在湖南电视台做电视，所以关于信息传播方面有一些切身体会。2008年的时候也是谣言满天飞，今年的谣言就更加可怕了，有点“谣翻中国”的态势了。

　　我先从“谣言”的定义说起，因为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谣言定义背后的权力因素（详见邓文初的《谣言，命名的政治》）。纸上的定义很简单，无论是字典还是司法解释都是很简单的，把谣言当成一种“没有经过证实的或者是捏造的虚假信息”，它并没有把握谣言所反映的事实层面问题。因为谣言在我们的生活里，不管在什么时代――口耳相传时代也好还是网络时代也罢――其实都涉及这个谣言到底是真是假的无法辨别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定义很难与事实相合，这才是一个关键。在欧美学术界，谣言到底与真假有什么关系基本没有一个明确界定，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传播者、散布者和接受者，对于谣言的真假性质是无法判断的，正是在它的真假性质无法判断的情况下，我们才传播这样的所谓谣言，这是一个基本的定义。但是我们中国大陆学术界和权力界就把它歪曲了，把它当成一种虚假的信息，这也是一个问题。

　　今天我想说的是，在一个网络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谣言，出于什么心理？在我们的传播里面，谣言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应该说某种程度上是不太明确或者没办法经过证实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多新闻，比官方媒体的信息跑得更快，叫做“谣言永远跑在新闻的前面”，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心理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谣言是由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的驱使产生的；第二，谣言是我们一种自卫的机制，也是我们自我防御的机制；第三，谣言是一种关心――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社会的关心；第四，谣言是一种表达，一种意见的表达。这是我对谣言的基本心理分析。

　　比如谣言是好奇心的驱使所产生的，这个谣言就跟事件发生之后它的信息不明确有直接关系，因为信息刚发生的时候，信息的几个要素就是我们说的五个“W”（when、where、who、how、why），何时、何地、何人这样的一些W是很难完全清晰的。只要关注这个事情的人就会探究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发生的、在什么场地、什么人见过这个事情，这是在信息不明确情况下一般人的探究心理。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往往会有逻辑断链的问题，我们接触的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口耳相传的信息都有一个逻辑断链，其实人的脑袋里有一个很清晰的逻辑链，这个逻辑链中间只要出现一个断裂，人们就会想办法去探究它到底哪一块断裂了，然后会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说自己去追寻或者自己去想象去补充这个逻辑断链。另外，这还跟我们的官方媒体在突发性事件发生之后，在报这个事情的时候往往采取避重就轻甚至轻重颠倒、闪烁其辞的报道方法有关。我做媒体的时候很清楚，其实宣传部门对媒体有一个约束，也就是说负面问题正面报道，一旦有灾难性事件发生，在报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这个内部纪律。

　　我说一个我自己经历的事情，大概是1990年代，曾经发生过一次火车撞车事故，当时死亡100多人，我们作为省台的记者就被封锁了，只能住在宾馆里，包括央视的记者、省台记者、地方台的记者只能住在宾馆里等着，等着铁道部的副部长到来。等到副部长到来之后，首先发布的消息是“铁道部副部长到了岳阳”，至于这个火车撞车事故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发生、死了多少人、灾难有多重……这些却不报道。老百姓首先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个，但是你报的是省里的工作，所以老百姓就直接通过各种途径去探求消息，包括我们做新闻的人也会去探究。当时我们是在一个顶楼上拍的东西，发现车厢里有相当大的面积用草席盖着，有一排尸体在那个地方，但是只有新华社的记者可以进去跟铁道部的人对话，最后死亡数据由铁道部告诉新华社，新华社再告诉我们在场的记者。像这种情况，对老百姓来说，我们关注的重点你们没有报道，你报道的是工作，这就是轻重颠倒、王顾左右而言他，老百姓在追寻答案的时候，你的报道闪烁其辞，老百姓就会采取别的途径来传播这样一个消息，因为这个消息太重大了。但是官方媒体在报道事件上都是单一的，甚至是封锁化的。

　　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它对我们每一个关心这个事情的人是信息不太明确的状态，任何一个不明确的状态其实对人是构成了一种心理压力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有一种很紧张的心理压力。为了解决这种紧张的心理状态，我们会去探求它，这个探求有可能是事实，有可能通过不同途径琢磨到的事实，有可能是通过想象，这是谣言产生的基本原因。我开玩笑说，谣言是一个猫，它只是因为好奇而已，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人类的好奇心，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人类对自己心理紧张的释放过程，谣言是没有办法用外在力量控制的，这是一个方面。一旦信息足够充分，也就是说信息的几个方面都有了、逻辑没有断裂、信息里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这个信息自然会消失，也就是说谣言和新闻会同时消失，这是另一个方面。谣言是我们的好奇心的冲动造成的，但是它肯定是有真实的也有无法证实的东西。

　　第二个方面，谣言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我是通过对历史上一些谣言尤其是有些担心的谣言的梳理发现了这一点，我的第二篇文章里（详见邓文初的《谣言与谎言》）收集了很多资料。那个文章是写汶川地震的事情，收集了很多地震资料。比如2006年的云南昭通地震，其实地震发生之前的20天左右，云南就已经出现了谣言，说这个地方将出现地震，因为地震周边总有一些异象，老百姓对这个异象不能理解的话，会以地震的方式来解释，然后这个谣言出来了。昭通市委市政府在7月20日左右就辟谣了，说没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让大家保持安定。但是偏偏在7月22日地震发生了，这是2006年发生的一个事件。还有四川汶川地震也是一样的，汶川所在地区2008年5月3日的时候就已经有谣言出来了，说要有地震，但是当时马尔康县政府辟谣说没这个事情，四川省官方网站也尽快辟谣，说没有这个事情、这是一个谣言，但是汶川地震在12日就发生了。当然还有更多的信息，包括大的地震灾害，如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是在1975年2月份就已经预测到了，到了1976年的6月份，当地老百姓都已经感觉到了有微震的前兆，开始向政府部门反映可能有大的地震，但是当时天津政府部门和唐山政府就大力对谣言打压。其实，地震预测部门也预测到了（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的地震，地震局就已经预测到了），也就是说谣言的传播和预测部门的预测已经都到了这个水平了，但是官方当时为了毛泽东在北京的安宁，把这个消息压下去了，这次地震造成的死亡就太大了。我在这篇文章里收集了很多资料，这些资料显示谣言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有点像动物传播信息一样。比如蜜蜂，任何一个刺激性的信息到了一个个体蜜蜂的身上，这个蜜蜂马上会把这个消息传播到整个蜜蜂群里，瞬间这个蜜蜂群就能产生一个防御措施逃跑或者飞到别的地方去。人类信息最初都是分散的，分散到每个个体身上，而且可以说是每个个体对信息的感觉要远远大于非人性的官僚机构的感觉，他的敏锐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跟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所以说他对信息的敏感会超过新闻机构、官方机构，一旦意识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自己无法解释之后，他就会以一种谣言的方式散布出去，一个方面是自觉的心理紧张，第二方面是想引起社会的证实，第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防御机制，就是我尽量不要受到伤害、逃离。阜阳的口蹄疫情况就是这样的，提前半个月，老百姓已经发现了有一些怪病出来了，老百姓说这个怪病会让小孩子得病，得马上把小孩子带离幼儿园，到农村去躲避，这在半个月之前老百姓已经开始这么做，但是阜阳官方说这是谣言，让老百姓把孩子再重新送到幼儿园去读书，最后导致了爆发。个体的人对信息掌握程度的敏感度是超过非人性机构的，也就是说谣言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个体生命对自己安全的关注，同时也是一种应激反应。只要发生了谣言，如果能够正确对待的话，很多灾难性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这个观点好像在谣言界没有太在意，所以我曾经写文章的时候用了一个极端的词叫做“止谣就是杀人”，对老百姓的谣言进行辟谣或者禁止发布，就是在杀人。我这个证据是可以证明的，唐山大地震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假如当初把这个谣言当一回事，它传播了，政府重视的话，这20万人是可以不死亡的。阜阳这个事情也是这样的，22个人也是可以不死亡的，汶川地震同理。所以我说“止谣就是杀人”，从这个角度来提比较极端，但是这个观点没错。这是把谣言当成一种自卫，这是从一种个体生命感受到了这种信息，尽量去回避这样灾害的发生的功能角度谈的。

　　第三，谣言是一种关心。一个事件的发生，假设我们对这个事件不感兴趣，根本不在意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去传播任何信息，纯粹个人的信息是不会被传播的，只有这个信息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而且某种程度上这个信息还是跟我们的切身利益、跟这个社会的利益相关的时候，我们的传播才可能真正迅速的扩散。我对谣言做了一个梳理，发现这几十年的谣言类型里有几个特色，一个是关注食品安全的谣言特别多，第二个是关于人身安全的谣言特别多，第三个是关于环境安全的谣言特别多，第四个是关注身体保健的谣言特别多。这是可以排列出来的、经过统计分析以后发现的。当然关于官方的谣言也特别多。

　　通过排列之后我们发现其实一个谣言从一个地方传播出来能够迅速地在媒体之间、口耳之间、互联网之间大量散布，跟这个事情的重要度有关，也跟我们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有关，比如食品安全。转基因食品出来之后，每个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跟我们的切身利益相关。转基因出来之后，有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传言，说转基因食品吃了以后断子绝孙，“是不是美国人或者日本人设计的让中华民族种族没有后代的阴谋”这些东西就出来了。虽然后来经过查实和判断它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但是也意味着老百姓对转基因食品的担忧――它会不会导致我们没有生育能力、会不会导致中华民族从此以后发展不下去，这种关心可以看出来。

　　当然，对官场的关心也是这样，我们关于官场的谣言更多的是对官场的贪污以及官员个人生活方面的情况，其实意味着老百姓对官场是很关心的。如果没有这种关心，一个个体发布谣言是不会被传播的；一个纯个人的信息，一个方面是不可能被传播的，第二方面是根本就不会发出来，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第四，谣言是一种意见表达。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把谣言当成信息来对待，其实信息和意见表达之间在谣言这个角度是很难分开的。刚才说了，谣言是因为信息的暧昧性和模糊性导致了探究的好奇以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意味着这个信息源不是很充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附加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比如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对这个问题的价值判断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质疑。我们现在官方很多把一些质疑的东西都当成谣言来对待，就意味着对这个谣言作为一种信息背后的意见表达的打压。而且可以说，谣言更多的是信息背后的意见性的表达，这个层面可能更加重要一点，因为很多时候人纯粹传达一个信息可能不是主要的。我们看央视新闻一样，一个纯信息发布出来之后，老百姓并不会太在意，但是这个信息背后假如能够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意见，他是肯定要表达出来的，这也是人的一个基本权利和基本冲动。而且信息意见表达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谣言这种方式也就意味着它是一种艺术化的表达，可以说是在表达方面一种原始性的手段。通过艺术化、比喻、变形、夸张等方式把各个不同的事情拼接在一起的，借事说事，这些东西在谣言中是很正常的，因为一个人想强化自己的观点和强化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一个信息是不足的，他可以拼接不同的信息，甚至把以前发生的信息拉进来重新支持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会以一种夸张、扭曲、变形、比喻的方式来表达。因此，谣言本身虽然是表达的一种方式，但是它会涉及很多跟纯言语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谣言有时候看起来比较好观察的一个原因。而且某种程度上，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通过谣言表达信息还是一个更加有效的途径，这里涉及意见表达的成本问题，这个也是我们所关注的。真正的一个信息要完整采集到的话，其实需要很大的成本。一个电视台、一个官方媒体投入相当的成本在采集信息，但是都不能保证这个信息的全面、客观、公正。每一个个体下，对一个信息的全面表达或者客观表达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网站都会有一个免责的声明，就是我对这个信息的发布不承担责任；在欧美的《新闻法》里也有这个免责声明，一个正式的媒体机构发布信息的话，它对信息的真实性是可以免责的，因为信息的界限也好，信息的内容也好，它是无边无际的状况。假如说一个个体要通过这种信息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纯粹是一个信息发布的话，他要获得官方所说的所谓肯定性的结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无论是资源上还是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假如说没有了解谣言的传达机制和表达机制的特征的话，要求谣言像官方新闻一样做到这么全面，事实上是对所有需求的打压。我们的官方媒体也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错误性报道，也就是说要求信息完全是真实的，这在技术上是做不到的状态。

　　关于谣言传播的心理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倾向，就是有一种娱乐化的倾向。我们很多人传播这个信息，并不是为了让这个社会了解到信息的全部情况，仅仅是对这个信息的好玩的心理，个体生活方面的信息传播也是这样的，这跟网络时代的特征有关。网络时代某种程度上就是每个个体其实都是有一种冲动把自己的私生活变成公共生活。当然这也是追求人际交往的冲动，人是一个社会动物，毕竟生活在网络时代，还是有一种孤独感，追求人际交往，追求人家对自己的认可，追求人家对自己的关注。他可以通过这种信息的方式来传播，建立社交娱乐化的享受和认同。

　　这是我对谣言传播心理的几个概括，这些概括里，跟我们现代社会结构有直接关系。现代社会里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可预测性越来越高、不彻底性越来越高，每一个事件对我们都有影响，并且影响的速度、力度越来越大，而且某种程度上也跟现代社会每一个个体是一个信息发布中心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因素有关。我曾经在一个公益组织做过一个讲座叫做《公民记者与深度报道》，我这里就引用了一个媒体学的基本说法：在现代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记者或者是一个公民记者。以前在我们心目中记者好像是一个专职的新闻搜集和发布的专家，但事实上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每个人都拥有这种资源，从技术上有这种可能性，在传播平台上也有这种可能性，每个人就可能成为一个新闻采集、发布的中心，而且每个人作为自己的记者，新闻速度、新度其实比官方媒体记者更走在前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当事者。专职新闻记者是经过第二手才能得到这个新闻消息的。所以说某种程度上，互联网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记者，这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身份状态，我更加强调这个。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信息就是生产力”这样一个词来概括，也就是说新闻的传播也好，谣言的传播也好，跟对信息的需求有直接关系；假如说这个社会没有这种强大的信息需求的话，任何一个人想制造一个新闻，制造一个假新闻或者传播一个新闻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个社会已经信息化了，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发布中心的时候，这个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时代才能把信息作为一种生产或者需求的主要要素来对待，所以说信息是一个市场。既然是一个市场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我们应该用自由市场的眼光来对待这样一个信息发布的机制。 　　欧美的学者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说“谣言是第一自由广播电台”，为什么有这个第一呢？就是说信息是一个市场，或者说一个信息处在一个自由市场、一个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时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在生产信息，每个人都在消费信息，只有自由市场才能有利于这个信息的传播和发展。而任何对信息进行控制就意味着它是逆自由市场的行为。当然这涉及我们对官方媒体的理解问题。其实所谓的信息市场也好，自由市场也好，它是一个平面结构，这正好是互联网设计的一个初衷。而官方媒体是一个等级的官僚机构，这两种结构一对比的话，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官僚机构在信息传播方面效率是不够的，而且它提供的信息是不足的，因为一个等级的官僚机构在传播信息方面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更加接近于真实，事实上它会删掉很多它认为不应该传播出来的消息，也就是说一个信息的丰富度，一个信息的多样性，通过这种官僚机构是不能散发出来的。但是在信息自由市场里，信息的原始性、分散性和多样性、丰富性、互相矛盾性就能保证，也就是一个活泼的信息，这是我们在理解谣言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就是为什么官方那些媒体慢慢的甚至连生存的资源都没有了。因为这些官媒以这种方式发布这些信息，老百姓已经不能接受了，也就意味着它没有消费市场，没有消费市场意味着这个信息在发布方面就出了问题。但是为什么互联网的信息、微博的信息能够那么大规模的传播，因为这个信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更丰富的内容，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信息市场，在这个信息市场中官媒的那种方式已经不太行了。我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湖南卫视的一个基本转向就是转向娱乐化。

　　事实上我们通过谣言可以感觉到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的信息传播机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是我们很多对谣言进行打压的公权力没有明白的。这是信息传播社会的状态问题――信息时代里面的信息分散性、信息个体化，信息的多样性甚至互相矛盾性。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所谓平面化的社会结构，这个结构会跟等级化的官僚结构发生冲突的，某种程度上打击谣言就是因为这种公权力等级化的结构想重新把一个平面化的社会纳入一个官僚体制里面去。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就是国家想绑架这个社会，国家想把社会这样一个平面化的网络重新禁锢起来。当然也可以从一个比较善意的角度来判断，就是它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和治安。目前看来，通过对谣言的一些基本统计数据，我发现这种维护治安的心态基本是维护职能部门的权力，维护治安或者维护稳定的状态基本是导致了社会付出更重大的代价，尤其是生命代价，所以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刚才我说了打击谣言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就是等级式的官僚体制对这种平面化社会的挤压和封锁。我这里继续谈一下打击谣言的心理。我对目前几个打击谣言的心理有一个判断，也是一个推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出来了，这次对谣言的打击跟高层的讲话有关系。高层的讲话，有几个词汇我是特别关注的，一个是说要建立一个网兵（网军），就是网络军队；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敢于向网络谣言亮剑；第三个方面说我们要以强大的力量抢占意识形态阵地。这三句话给我一个联想，就是觉得这些说法其实在宣示一种思维模式――想以战争的方式来对谣言，某种程度上就是官方的执政党想以战争的力量来对付这个社会自由存在的状态。它把谣言的传播者当做一个与自己处于敌对状态的力量来认识，这个心态在网络社会或者说信息化社会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心态。所谓的抢占舆论阵地也好，抢占意识形态阵地也好，或者敢于亮剑也好，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剥夺这个社会的信息自由、剥夺这个社会意见表达自由。而我们知道其实无论是谣言还是我们说的信息都是宪法保障的一种权利，政府以这种方式想来剥夺的话，意味着向这个社会发动进攻，向这个社会发动挑衅，因为这个权利是我们的，现在你要来剥夺我们，也就是说抢我们的。我从这次谣言打击里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公权力把老百姓当做自己的对立面在处理，这就有一点可怕了。这个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自由、平等、开放的言论公共领域是形成社会真实的前提

　　施展（外交学院副教授）：

　　学术圈对谣言的定义叫做“未经证实的信息或者是虚假的信息”。何为实，什么是真实？我们现在对真实的认知，由于我们二十世纪这么多年的科学主义的教育、科学主义的影响，使得我们对真实的理解首先是从物理真实、客观存在的角度来理解的。但是首先从科学哲学角度而言，这种物理真实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客观存在，更何况就谣言问题本身而言，它所对应的那个“实”绝不是物理真实，它首先是一种社会真实。什么是社会真实呢？我从政治学角度的理解，所谓社会真实首先是它能够让人们感受到正义、感受到安全，这两点是所谓社会真实的最根本、最基础的标准。假如人们对某个事形成了某种共识之后，这种共识能够让人感到正义和安全，这就是一种社会真实了。这种所谓的正义、安全，这种社会真实就现代政治的运作逻辑来说，它是由政权，由这个政治的正当性所给出的。这个正当性给出社会真实的标准。这个正当性一方面它给定了什么是这个社会所应该遵循的正义的标准，这就涉及刚才说的真实的两个基本内容――正义和安全；另一方面它使得对于它所认为非社会真实的那些东西进行某种暴力的压制，它也为这种暴力赋予正当性，使这个暴力的行使被人们所接受。此时才形成我们看到的社会真实。

　　但是谈到正当性问题，又可以区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对正当性的陈述，一个是对正当性的接受。所谓正当性的陈述，我们都很粗糙的说，可以说它是官方政治哲学的某种表述，通过官方的政治哲学的表述给出这个社会的正当性的根本标准，给出这个社会正义的基本标准，以及由于是官方的，它当然有对暴力的垄断权力。但是在这个陈述之外还有一个对于这种正当性陈述的接受，这个接受主要是在社会层面，作为老百姓是否接受官方给的正当性的说法，它决定了这个东西的效力。接受这个层面，这个社会如何表示接受呢？实际是需要通过哈贝马斯那个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来表达意见，在自由、平等、开放的表达当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这个社会形成的共识和官方的政治哲学之间可能会有某种张力，这个张力彼此形成一种相互约制的关系，这个约制的关系最后形成这个社会的社会真实为人们所接受。这个社会真实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于正义以及安全的感受，对这个东西的认可。 　　公共领域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它是各种自由、平等、开放的意见的表达、交流、争论、辩论。在共识形成之前，可以说社会真实还未出现，只要社会真实还未出现，所有的意见都是广义上的谣言，因为都未被证实，而且更进一步的，社会真实是一个不断在动态生成、动态变形的东西。这就使得假如官方去强行认定某种是真实的话，公共领域里面的东西几乎都可以被视作谣言，因为它都还是没有被这个社会真实所证实的。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本来正当性是需要有官方的陈述，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民间的公共领域对它表示接受、认可的两个方向共同构成，才形成我们的社会真实，但是我们现在的政治和法律运作逻辑（即政治运作逻辑，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法律，被政治完全笼罩）是由官方来强行替民间表示认可、接受。认可和接受不是一个自发生成的过程，而是被官方强行接管了，你的认可和表示不是你自发形成的，完全由我来给你定义，不允许公共领域的自发存在，而民间还是会去表达某种态度的――我是否赞成对你的正当性的说法，是否同意你替我来表示认可――民间无论如何还是要表示这个态度的。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这种自由、平等、开放、讨论的公共空间无法存在，民间对态度的表示就是各种各样的反讽、所谓的谣言，以及从《新闻联播》、《人民日报》里来解读微言大义等，会有这种我们称之为“解密”（解读秘密）的各种各样的方式。

　　反讽就是微博上常见的各种段子手，那些段子手的机智真是让人拍案叫绝。这些段子手貌似很不正经，但是实际在非常正经、非常认真的消解官方所给定的那种正当性以及它替我们表达的认可，我用不着你替，凡是你要替的东西，我都可以用一种反讽的东西玩你。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谣言，还有一个是刚才说的“解密”的过程――“解密”也是对正当性不抱有任何敬畏的态度，试图去揭示它背后的东西――这三种表达态度的方式有了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会模糊掉社会真实，因为刚才我们说社会真实是上层的一个陈述以及底层的接受共同塑造出来的。而现在上层表达出来一个东西然后又强行替你表示接受，而底层的不接受的方式就会使得社会真实无法真正的形成，它就会模糊掉社会的真实，模糊掉社会真实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对这个正义都感受不到了，对安全也感受不到了，于是人们会面对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几种手段它在模糊社会真实，但是它另一个共同点是都无法形成一种有普遍性的正当性的表述，也无法形成一种有普遍性的对于接受或者不接受的某种共识性的说法。现在官方的做法在这儿就形成了某种悖论的东西，一方面假如这个社会真实被模糊掉的话，人们都处在不安全、不确定、不正义的感受当中，这种对社会真实的模糊是一定要被消除的，否则正义和安全不可得，于是官方对所谓的谣言的打击获得了正当性；但是另一方面，现在的打击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又是不可行的，因为仍然是官方在替你表示某种认可，而之所以会出现谣言，正是因为你在替我表示认可。于是官方的做法实际在进一步消解它的正当性，它越打击谣言，反倒它越变成一种谣言生产机制，于是官谣、民谣，谣套谣，谣生谣，各种谣言衍生品就都出来了。官方对于谣言的理解、对于公共领域的理解、对于社会正当性的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双重机制共同塑造社会真实的理解是全方位的不理解，最后就变成这个社会没有社会真实，因为我们的做法已经消解社会真实的可能性。没有社会真实就会使得这个社会不再有可被证实的东西了，因为没有一个实的标准了，于是民间的东西就全都是谣，同样，官方的东西也全都是谣，这就变成了一个谣言的社会，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困境。从法律和政治视角看打击谣言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要说几个问题，第一，是不是今天的谣言比以往更多，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进入一个谣言时代，而在这个时代之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没有冤案的中国呢？如果这个事实没有证据支持，所谓“谣翻中国”就是一个谣言。而根据言论自由的规律来说，越自由的社会里面，谣言会越少。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谣翻中国”、谣言很多，是不对的。今天的谣言不会比以前多，只不过公开了而已。

　　第二，大V造谣比普通人多吗？这也是一个疑问，现在总说大V造谣，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大V的前提都是实名制，没有哪个实名制说我就用实名来造谣，然后你们来反我。不是。所以应该澄清一个事实，大V应当比普通人更不轻易造谣。但是因为大V的粉丝比较多，传播不实消息可能影响更大。所谓“谣翻中国”，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被造谣造翻的，如果造谣都能把一个国家给翻掉了，我们就可以使劲的造美国的谣了，造点谣我们就统一天下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所以谣翻一个国家这是不可能的，从古到今，找不到一个朝代是被谣言谣下去的，所谓陈胜吴广搞的小招只不过是一个小计策，说在鱼里搞一个布片，里面写着“陈胜王”什么的，那个都是小计策，最终是因为秦始皇的统治有问题。

　　官方为什么这次会打击大V？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媒体的想法又是什么？实际上要分析它的心理。官方来说，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应该是统治者的权威受到了全面的挑战，给他们的治理确实带来了难处，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受到了全面的解构，这是一个问题。从官媒的角度讲为什么这么兴奋，尤其是央视特别兴奋，它的想法和官方是不一样的，它想提高收视率，我想主要原因是市场问题――它的收视率下滑得厉害，你得知道它真实的恐惧。这场官方的打谣能够得到官方媒体的呼应，实际上跟个人心思是一样的。地方官僚为什么也来劲呢？它的心理跟中央政府也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主要是想恢复意识形态体系和它的道德权威感，而地方官员是借助这样的机制来惩治所谓不安分的人，所以十几岁的孩子就被抓起来了。中央政府上有政策，地方政府下有对策，各有各的想法，所以有了这么一次轰轰烈烈的打谣。

　　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谣言更少的社会？实际上我们有法律依据，但是官方不用。比如说谣言有几种针对对象，我们可以分类，第一，针对个人的；第二，针对商业组织的；第三，针对政府的谣言。

　　针对个人的谣言很简单，就是有一个诽谤罪和名誉损失，就是侵犯名誉权，我们以前最高法院有一个内部通知，因为互联网上起诉不顺利，把这个门放开以后他就不敢造谣了，比如你造我何兵的谣，我告，你赔五万块钱或者一万块钱，你就不敢造谣了。我作为大V，造过我几次谣，第一次造谣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门口骂保安。如果我可以起诉，我一纸诉状告他们。谁造我的谣很简单，我一起诉以后，你没有证据，马上赔我五万块、一万块钱就完了。所以利害的权衡交给个人，跟政府没关系，法院把门放开就完了。如果我起诉你，这个举证责任很清楚，你说我骂保安，证据呢？没有证据就赔钱，就是你个人造谣。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政府的事。 　　针对商业，我们法律上有一个损坏商誉罪，你损害人家商誉了，一个是民事诉讼赔偿，一个是损害商誉罪，可以追究的。实际上损害商誉罪也可以变成自诉罪，企业一纸诉状就完了。假如赔钱赔得比较狠，惩罚性赔偿，我就不用做买卖，天天等着你们给我造谣，造谣一次我就罚你一次。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针对政府部门，现在主要是针对政府，政府最讨厌的是这个。解决针对政府的谣言，我们法律上有，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把政府信息往那儿一放，有人说就天天闭着眼造你谣怎么办？有那么一些人，专门恶意攻击政府，我说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种人不可能多；第二，老闭着眼造谣谣也传不出去，谣不是很容易就传出去的。另一方面来说，政府是没有名誉权的，政府如果有名誉权这个国家就麻烦了。从哪一条可以推出政府没有名誉权呢？从宪法，宪法规定人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批评的权利，但是宪法从来没说有正确批评的权利。批评的权利，批评错了那也是批评权利的范围，除非宪法说人民对于政府有正确批评的权利，所以政府实际没有名誉权，因为它不属于谁，它是属于大家的。如果政府可以有名誉权的话，那么政府就可以起诉赔偿，这笔钱入账都入不了，政府的账要有来由的。

　　对于各种打谣机构，别跟它倔，你要跟它倔，它比你还倔，你就让时间解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定会解决问题的。第一，占领了阵地，但是占领不了思想。比如纸媒基本都在官方手里，官方占领了阵地，但是人家发明了微博，官方现在可以占领了微博，微博上这些大V现在不吭声了，大家都到微信里去了，官方把微信占领了以后，人们就会开始当面开会了，不让开会，就到处移动了……所以官方最后会发现占领了阵地但是占领不了思想。相信我们领导人最后发现思想的问题不能用刀来解决，思想的问题靠说理、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用说服的方法，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如果互联网这样搞的话，是先用警察，警察不够就把部队转业的变成警察，甚至转移一个军、转两个军变成警察，无论如何不能动用军队，因为军队的内里并不是高素质的，没听说当兵的比我们思想水平高，只听说他会放枪，至于间谍技术等跟我们没关系。所以它现在是有点摆高调，各种各样的心态，实际上很多意思是在向高层表态，是一种政治表达。时间再长的话我们还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机制将会为地方政府胡作非为提供更大的可能。我相信高层最终一定会发现这个政治问题并不是那些互联网弄的，而是那些我们体制内的贪污腐败分子导致的。

　　为什么会要打谣呢？因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瓦解了，而中央却要强行维护它的意识形态。如果官方的意识形态迅速崩溃，实际上改革是没有空间的。因为没有权威肯定不行，大家知道任何一个改革者没有权威肯定不行，他就没法推动改革，所以改革就是按照改革的意识形态往一个方向走。

　　共产党的历史上失误太多、欠账太多，现在中国不控制的话，账一放上来，又还不起那个本，更还不起那个息，这就麻烦了。所以站在那个角度想，这场风波或者说这场运动也是会来的。让时间解决问题。

　　谣言是政治-社会问题的症候

　　刘宪阁（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其实谣言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说今天这个形势就比以前严峻，只是量上的一个扩大或者表现形式的更新。为什么在几个关键的时期反谣言的现象会被提出来？我们看几个例子就知道了。这次打谣言，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1976年前后的事情，那是一个前后过渡的时期，四人帮就认为有谣言，其他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谣言有很大的相关性。再往前追的话，就是1949年前后，那时国民党也很紧张，尤其是军事上一发表什么消息，它认为不符合南京的统治需要，那发的东西就是谣言。抗战的时候也是这样，再往前追，北洋时期、晚清时期也是一样，甚至当时报人们就产生一个想法，章士钊的回忆很典型，讲1903年的时候“我为革命造谣言”。当时为了丑化满清政府，一定要说满清政府有一个取缔留学生的规定，要严打留学生，等等。东西一出来，清廷马上就辟谣，说这个东西绝对没有，章士钊到晚年回忆的时候说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但是我们为了特殊的正义的需要、为了革命，是可以去编造这样一些东西的。这样一个行为是一个特殊的行为吗？其实不是，章士钊1911年的时候在伦敦，为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大量的编发不实的信息，说海外这么拥护革命，那么拥护革命，其实都是假的。为什么这么做？逻辑是一致的。到后来，共产党人或者其他的新闻工作者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呢？也有，甚至是今天被很多人作为典范的《大公报》和张季鸾，他们在抗战或者特殊的情况下也会为了一些目的去有意识的发表一些在对方或者当时的其他派别看来是谣言的或者是不实的信息，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探讨。尤其是回到今天这个环境下，其实对共产党人或者对政府威胁最大的政治类谣言就是网上关于历史类的所谓谣言，这还只是一些直接的东西，往前追就是政治史上的一些现象。往前不断推导，以往被我们宣传为正确的或者是好的这一面的东西大家统统不信了，反过来，那些曾经在长期历史教育中被我们妖魔化很严重的，比如清政府、袁世凯、蒋介石或者其他的，才是好的。只要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一下全都放出来，政府就紧张了，为什么？因为人们对现实不满，很自然的把眼光投向国外，这是一种方式，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另一方面投向过去，一个想象的民国，或者一个想象的晚清。但是，我们如果是从史学或者从一个严谨的角度来讲，把过去贬得太低，这当然不对，但是拔得过高，是不是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我们明显看到这方面趋势已经出来了，典型的就是刚才讲的张季鸾这样的例子，大家已经把张季鸾捧成一个不可亵渎的典范、一个神像，这就跟过去捧我们党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合不合适，是可以探讨的。

　　再回过来说，今天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办？我们怎么去发言？我自己做历史的，我们在做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特别是转发一些历史类消息的时候，有没有判断力？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普通网民像一个专家学者那样有准确的历史判断力，但是每个人会有一些基本判断的准则。讲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在网上浏览微博的时候，复旦大学的严峰转发一个帖子的时候下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评语，很形象。当时正好网上流传克林顿的秘密讲话之类的，严峰在转贴的时候加这么一句评论说“从这个帖子里我嗅到了县城网吧的浓烈气息”。为什么？因为作为有一定知识程度的人，他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知识储备和各方面的情况，可以判断出有一些消息肯定是假的，肯定是不准确的。但是因为很多原因，这样类似的东西会大量的流传，就形成官方所认为的那种谣言。可是，问题是普通人怎么具备像一个史学工作者或者法律工作者的恰当判断能力？以史学类而言的话，其实可以展开多方面的工作。最起码对一个严谨的学者来讲，我们可能需要做的工作就是不但要做书斋里的研究，也需要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外面做一些普及和推广，让大家尽可能的了解更多的信息，因为只有更多的信息才能让大家形成一个有效的判断。而在官方垄断这种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我们显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官方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开放的言论空间环境，其实我想官方如果能提供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允许大家就不同事件进行讨论，有不同的声音。与其这样去打谣，去抓这个、堵那个，还不如就放开一点，信心大一点，反而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恰恰是他们的内心已经怕得不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怕，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一直想一个例子――1976年抓捕四人帮前后。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当时的人有多紧张，后来看到一个材料我才突然认识到，当时双方都在担心会擦枪走火、发生军事政变，他们双方这个心理是非常真实的存在。今天的社会情形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怎么让他们宽心？我们没这个能量也没这个关系，但是我们只是希望起码稍微放一放手，只要让大家都去说。你第一次说谣言，可能很多人会有不同意见，反反复复几个回合以后，一些假的或者这种谣言的东西就会消解，尽管它会反复出现。其实网上那些谣言纯粹就是刚才说的反讽式的，有些就是钓鱼帖，最典型的1942年短短时间消灭日本人多少，那个就是弄出来玩的，但是就有些人就去上那个当，而且恰巧是官方这样的角色去上当。官方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可能就是放开言论，至于要放开到哪个尺度可能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但是对于我们而言，作为学者，作为一些负责任的发言人，在网上转发这些东西的时候，不妨三思一下。有时候我看到消息，也会禁不住觉得这个消息太刺激了，但是通过直觉我们可能感觉一些事情不靠谱，所以作为研究者和评论者，我们转发和评论的时候可以稍微谨慎一些，尤其涉及历史类的话题。 　　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

　　其实从历史上来讲，中国从来都不缺“谣言”，《诗经》里面的《国风》等很多东西都是谣，这个谣实际是一种民间对政治的评说，是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所以中国历史上确实这个东西就很多。每个时代一旦它遇到危机的时候，这种谣言就比较多，比如说王莽时代的公元十五年，我还特意抄了一段材料过来，说“民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莽恶之，捕系，问语所从起，不能得”。王莽从五行上认为他是属于黄色，所以为什么说黄龙堕死黄山宫中呢？其实这是民间对王莽统治的一种评说，借助于这种谣言来诠释出来的。后来历史上各种记载，这种谣言也是非常多的，信手拈来，包括清末最后造成了汉族知识阶层对满清政权的强烈疏离感的那句话，就是刚毅说的“汉人一强，满人必亡”，等等。清末的革命者对这句话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解读，但是这句话他到底讲没讲很可能是一个不能证实的问题。我曾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一点考证，确实找不出出处来。

　　所以我第一点想讲的就是：谣言的多少是与社会危机的高低有着直接关系。至少从中国历史上来讲，社会危机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谣言就多，社会相对清明、政治比较平顺的情况下，谣言就比较少。

　　第二点，关于官方和民众之间的对立、冲突，有人说官方以敌对的心态来对付民众。我有一个自己的感性判断：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在由城乡对立重新回归到中国传统的官民对立，阶级对立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官民对立的情绪非常严重。1949年之后，这种官民对立基本上被消解掉了，因为1949年之后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被纳入到了单位，整个社会都被纳入到单位，包括农村村组都是单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社会活跃度增加了，农民进城也放开了，这种单位基本消解掉了，现在整个中国人里面纳入单位之中的比较少了，传统的管制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但是现在的管制模式改动的还比较少，所以官民对立可能造成了现在谣言比较多，而且对谣言重视比较多。社会重新回到了官民对立，大概中国传统社会阶级的对立也是远远低于官民的对立：从各个时代尤其是它的后期的政治言说或者书写，我们看到的其实不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而是官民的对立，在中国传统正史包括后来的通史著作中都比较明显。

　　第三，为什么谣言现在引起了我们执政党或者政府这么高度的重视，是因为它的政治性。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谣言大约可以分为直接的政治性的谣言（包括现在对官方的一些言说）和一种社会性的谣言。史书上的记载更多的倾向于政治性的谣言，但是社会性的谣言也有，而且社会性的谣言最终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引起某种社会骚乱，是因为它最后也会转化成一个政治性的谣言。比如孔飞力写的《叫魂》，典型的显示出清代后期社会恐慌心理或者社会民众的不安全心理所导致的对政权的不信任感，最后就会引发出一种社会恐慌。再一个就是政治性谣言体现在自古以来的民间意识形态、民间对于政治的评说上，其实最本质的东西是民间或者是人民对政治的一种评说，这种评说往往和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反向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政府想要把民间的定位为谣言，想把它纳入管控之内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四，针对谣言的管制。我和一个思想相对偏左的青年老师探讨，最后得出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从政府或者从党的角度来讲，现在的管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我们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大厦在民间社会已经崩塌。我们过去在历史书写中或者历史叙述中塑造的那些反面人物，在民间今天以正面的形象开始出现，那些以正面形象塑造的人包括周恩来，在民间的言说中很多都开始垮塌，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不得了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意识形态的五种社会形态方式怎么样呢，它现在基本都垮塌了，只存在于教科书中。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要重新塑造政府的权威，是维护它的统治也好，是要推行改革也好，它要重新塑造它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性，它就在意识形态方面下重手。但是我想要说的是，这种管制的方式可能正在跟它的初衷或者跟它的希望走向反面：它的这种管控方式想要达到一种恐吓的心理，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效果，最终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现在的政府完全没有改变。最高法开了一个座谈会，对司法解释做了一个重新的界定，针对张家川逮小孩这个问题，新闻就说两高司法解释只是一个法律判决的依据，绝对不是地方政府用来管控的工具的依据，大概已经意识到这种偏差了。

　　总而言之，当前的管控从针对社会或者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的措施真的是值得探讨。

　　第五，我们党之所以走到今天，造成谣言满天飞等一系列问题，是党在自我设计方面的先天性缺陷导致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共产党的设置是一个封闭性的政党，不是一个开放性的政党，这就导致了它对于社会变动的反应是缓慢的、它跟社会期望之间的冲突是剧烈的。这个东西如果党不改变，可能会是造成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个根源。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所以在整治谣言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谣言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运作的问题。

　　施展：

　　历史上的谣言是没有污名化的，是统治者都认可的一种社会生成机制，只不过在今天它被污名化了。之所以污名化是因为我国执政党拒绝承认这种新的生成机制，之所以拒绝承认是因为假如承认这个东西，就意味着党没有资格代替社会进行对它统治正当性的认可了，而我国执政党的政治哲学是要求一定要由我来代替你承认这个认可的。为什么最近几个月打谣言这个事出来了，是因为即使党在压制，谣还是压不住的，它都会存在，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现象。只不过在过去我们的技术条件没到，使得党的控制能力大于谣的传播能力，但是到了今天自媒体的出现，使得谣的传播能力大于党的控制能力，这对党的生存逻辑是一个否定，党就要出来打。但是它打，会导致一种自我否定的否定，不停的否定，背后要出台司法解释的解释的解释，无穷无尽搞下去，最后也完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