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就在濠河畔--背起书包上学堂

儿时离家最近的小学有城东小学、北街小学、通师二附等，不记得那时候有没有划分学区，要是说最近，就是城东小学和通师二附了，因为我的兄长都是上的通师二附，所以家里也把我送到二附上学。

因为当年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太好，所以幼儿园我是从大班才开始上的。通师二附的幼儿园是在学校的小操场的东边，当时二附大门外西侧也有一所幼儿园，是教工幼儿园，这所幼儿园规模不大，印象中管理很严，通常园门是紧闭的，给人一种神秘感。每天早晨会看到好多老师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上学，据说这所幼儿园只收城区内学校老师的孩子。二附里面的幼儿园规模要比教工幼儿园的规模大多了。

当年二附的大门没有现在气派，一条宽宽的巷子里有一道门，这个大门两边是砖砌的方形门柱，两扇木门对开，平时大门关起来时，在其中一扇门上还安有小木门供通行。进了大门有一段大约十几米长的通道，那个通道尽头的门堂才是学校的正门，看上去就像一个大院的门堂，传达室就在门堂的东侧，好像传达室的隔壁还是一个办公室。

二附大门里的通道东侧就有花圃，四季花团锦簇；进入大门，是学校的大操场，在大操场的东侧是荷花池，荷花池四面都有石雕的围栏，印象中好像还蛮高的，很少有学生翻过围栏到荷花池里玩耍，在荷花池的一侧有阶梯通向池内，那个通向阶梯的大门平时都锁着。一到夏季秋，满池莲花迎风摇曳；在学校教学楼的北边是竹园，竹林内鸟语花香。整个校园里的操场边、道路旁绿树成荫，拿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花园式校园。

我当年上幼儿园只是报名的时候由祖母带着去的，学校靠家比较近吧，加上那年头环城东路也不是交通要道，除了少数板车以外几乎没有其它车辆行驶，连自行车也是很少看到，所以，上学、放学大都是跟着哥哥或是与邻居小孩同来同去。

二附荷花池西侧，大操场的东侧就是校内的通道，沿着通道往北，在荷花池的北侧还有一个小操场，二附幼儿园就在小操场的东边，通往幼儿园的是一条林荫小道，幼儿园内的操场与学校小操场用高大的冬青树做隔离，犹如一座绿色的屏障。好像二附幼儿园只有朝南、朝西两排教室，因年代已久，具体也记不太清了。

我上幼儿园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幼儿园的大班只教一些看图说话，认认阿拉伯数字，汉语拼音等等，没有什么如现在的学外语、学写字等等早教什么的。幼儿园最多的就是做游戏，有室内的，有室外的，所以对游戏记忆最深。我记得有个游戏是在操场上用小椅子排成轮船的图形，小朋友们坐在椅子上，有的当船长掌舵，有的当旗手指挥，有的当服务员等等。还有就是老鹰抓小鸡，老师站在队伍最前面，老师后面的小朋友拉着老师的衣服，再后面的一个挨一个的拉着前面的小朋友的衣服排成一长排，选定一个人当老鹰，老师就张开双手保护身后的小朋友，假如当老鹰的同学抓到一个队伍里的同学，被抓的同学就来当老鹰，这个游戏在冬季是天天要做的。

二附幼儿园的小朋友毕业以后，绝大多数都是在二附上小学。当年二附的教学楼是一个四合院，东、西、北三面都是二层楼，正南是大礼堂，中间有个天井。一年级的教室是在西侧楼房的底楼，我分在一年级一班，是一年级最南边的教室，好像一年级共有五个或是六个班级。我记得教室的西侧窗外是一个狭窄的天井，长有高低不等的植物，在教学楼大院的北边，有一座竹园，我们下课以后常常到那里玩耍。

我一年级时用的书包是哥哥的旧书包，铅笔盒也是旧的，虽说这些都是旧的，但是背上这样的书包没有感到有什么难为情，这是因为当年大多数一年级的学生背的书包都如此，那时兄弟姊妹多，哥哥姐姐穿了嫌小的衣服给弟弟妹妹穿，用旧了的文具给弟弟妹妹用是件很平常的事，不像现在的孩子，上个小学的行头就要几百上千。

第一天跟着哥哥到了学校以后，帮我找到自己的教室，那个心情很是兴奋。一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是王安老师，一副慈祥的面孔，说话温文尔雅，衣服上别着一枚徽章，她告诉我们这是共青团的团徽。刚刚踏进小学的门，对教室里每样东西都充满好奇，特别是当班主任王安老师宣布我是这个班的班主席，全班的同学把目光投向我的时候，还真有点难为情，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看着我。王老师可能看出我的不解，依然和蔼地说，班主席主要是每次上课前，当老师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你就叫一声“起立、立正”就可以了。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其实也就是那么的简单，那时的孩子远没有现在的孩子懂得多，我就觉得在我的小学时代，充满了幼稚和童真。从那以后我每年都被同学选为班主席，一直做到文革以前。

第一天发的书只有两本，一本语文，一本算术，作业本也是两本，很是简单。那时小学课程就是语文、算术、体育、唱歌、图画等，除了语文和算术外，其它课程都没有作业，每天的作业在学校做好回家。我上小学的学费是全免的，只需交书本费，有时候班主任还会帮我减免部分书本费，因而家里不会觉得上学的负担很重。

王老师对我们这些家里经济条件不怎么好的学生特别关心，而且我和几个班上学习比较好的同学经常到她家里去玩，她从来就不嫌烦。记得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和几个小伙伴商量是不是也给老师送一点礼物，于是我们每人买了一张风景明信片，去王老师家送“礼”，那天她刚好不在家，因为我们经常在她家玩，她们家里人都认识我们这些同学，大家把明信片放在那里同她儿子玩了一会儿就各自回家了（她儿子和我们一样大，因为是同级彼此之间非常熟悉）。第二天上午课间休息的时候，王老师把我们几位同学叫去了，她说非常高兴收到我们的礼物，但是她又说，因为我们还是小学生，没有经济来源，不应该花钱买东西送给老师，说着把我们买的明信片一一退还给我们。其实那时的明信片只有三分钱一张，就是这三分钱的礼物老师也不肯收，这件事至今也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件事也是我终身不忘的，那是另外一位老师对我的教诲。好象是上二年级吧，南通师范学校来了许多实习老师，当时在我们班实习教语文的胡老师，个子不高比我们这些学生也大不了几岁，因为我是班主席吗，经常要协助老师收收作业本的，再加上胡老师那时实际上还是一个大孩子，所以我们相处得很好，就象小兄弟一样。有一次，我在做作业的时候粗心大意写错了一个字，胡老师在课堂上批评了我，我想就错了一个字还要受批评，心里觉得有些不服气，有些对抗情绪被胡老师看出来了，为了使我能够吸取教训，命我把这个字抄写方格练习本一版，没有办法只好遵师命，工工整整把错字写了一版，也因此从那以后，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一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我再次遇到胡老师时，也没忘记向他表示当年对我的教诲地感谢。

在通师二附上学的时候，许多老师我都记得，曾经在我们班代生病的老师教过几天课的成尚荣老师，后来当了省教育厅的领导，在他退休之前我几次去教育厅办事，他始终非常热情接待我们，遇到困难时想方设法帮助解决问题。还有当过我们班主任的陆洁老师，我记忆当中她的年纪大一点，对我们就向妈妈一样慈祥。还有李静老师、刘翠明老师、戴玉华老师、李定老师、程泽民老师等等许多教过我的老师们，也许他（她）们并不记得有我这个学生，但作为曾经受到过这些老师教导过的我，是终身不会忘记的。

二附是五年制，所以到了三年级以上就可以算高年级了，学校会安排一些课外活动，我在学校参加的是航模小组，每周都有一次集中活动，到时指导老师就会每人发一套飞机或是轮船的模型零件，那些模型是非常简单的，木质的材料已经做好各种形状，比如飞机模型都是机翅、机身都已经成型，你只要按照图示的要求用胶水粘起来就可以。

因为是课外活动，时间不会很长，所以每次只能做一部分，然后把做好的拿一个袋子装好，写上名字放到下一次活动再做。那时都是做的很简单的航模，一般做二至三次就可以做好，所需的制作材料都是免费的。

除了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学校还把我推荐到市少年之家参加了合唱团的活动，也是每周一次，是周日的下午，合唱团的人很多，会把少年之家的活动室坐满了。在那里参加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每个人还可以自己报名参加其他活动，我就又报了武术组，那是每周日上午活动，这样一来每周日全天都有活动可以参加，当然这些活动也都是全部免费的，不像现在不管在哪里参加课外活动，收费也是很高的哦。

上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是班上比较优秀的，每年都可以得到一张品学兼优的奖状，奖状上都盖有校长缪镜心的名章，在我们学生看来，缪校长也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我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奖状，就是缪校长亲手发给我的。我比较乐意在班上做一点事情，同班里的同学一起出黑板报、参加文艺活动、协助老师组织春游、下乡摘棉花、捡麦穗等等，我们这个班集体也是学校很优秀的，同学之间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打架骂架的事件，这也许与王安老师的悉心教诲有关吧。

在二附读小学的时光大都是美好的，但临近毕业的时候，却留下不堪回首地记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生了，我所敬重的王安老师脖子上被挂上牌子揪斗，李吉林、龚宝珍等老师都被贴了大字报被揪斗，好多老师都被打倒。我们高年级的学生被要求写大字报，但学生当中好像还没有贴老师大字报的，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只是写了“为孙大圣造反精神叫好”的大字报完成任务。文革中比较乱的时候，父母不同意我们出去，所以只好在家里看看书，帮父母做做家务，到一九六九年进入初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