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安全合作模式分析

作者：王彦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08年01期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5—0037—06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苏联解体后在独联体建立的最重要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其前身为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亚美尼亚于1992年5月15日签署的“集体安全条约”，条约开篇即阐明了保障“集体的安全”这一根本目标。① 然而该组织是否确为“集体安全”机制，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对此，本文将从“集体安全”的基本概念入手，进而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基本文献和运行机制及内部结构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对目前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安全合作的性质做出分析和判断。

　　一、“集体安全”的基本概念及其生成的前提条件

　　“集体安全”的理念产生较早，但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并付诸实践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典型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一战后建立的国联以及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对于这两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的“集体安全”属性学术界并无分歧，引起争议的是对地区性的安全机制的判断，例如对北约是否为集体安全机制就存在很多争议。学术界对“集体安全”的概念本身无明确界定，是导致在实践中使用混乱、并出现争议的重要原因。

　　1.“集体安全”的概念。目前学术界经常使用的“集体安全”的概念有以下几种，如“集体安全是国际社会设想的以集体力量威慑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和侵略行为的办法来保护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的一种安全保障体系”，② 以及“集体安全指的是所有国家和地区以法律束缚和条约承诺，向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侵略行为做出制止和反击的反应”，③ “集体安全是承诺以压倒性的力量构成对侵略者的威慑和打击，并通过联合反对侵略者概念的制度化，创建合作型的国际安全机制。”④ 上述定义中，都强调了以集体的力量对于可能的侵略行为进行威慑或打击，将任何国家对安全体系成员国的侵犯，视为对体系所有成员国的侵犯，即安全不可分割。不同的是，第一种定义明确提出，其针对的是体系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和侵略行为，强调了集体安全是一种内向型的安全机制。在此本文采纳第一种定义。

　　在实践上，与“集体安全”在使用上经常出现混淆的是“集体防御”概念。“集体防御”指两个以上的国家通过进行集体防务的安排，以防止其国家安全利益遭受被视为现实的或潜在的主要敌人的某个国家或国家组织的威胁。“集体防御”是一种外向性的安全机制，主要是通过结成军事同盟以防御性或进攻性手段，与特定的对手进行对抗，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利益。与“集体安全”主要针对内部的侵略行为不同，“集体防御”是“直接针对其成员国已知的对手，虽然出于外交考虑这个对手可能未点明”。⑤ 冷战时的北约和华约是典型的“集体防御”的例子。⑥

　　2.集体安全体系建立的前提条件。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在国内的研究中，一般将其划分为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主观上认识到国家安全是相互依存的，对国际社会保持忠诚；客观上，集体安全体系中的权力应是分散的，成员来源具有普遍性，这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出现大国控制集体安全的局面；建立一套合法有效的防止侵略的安全机制及相应机构，包括建立判定侵略行为的法律体系，要求成员国在反侵略行动中竭诚合作，赋予国际组织决定何时针对何国的制裁权力等。⑦ 一些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和国际法领域的学者，也提出了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具备的条件：至少存在一系列为保障安全所建立的国际规范；存在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感和忠诚；存在国际组织来确定威胁并判定其原因，具有进行制裁的权力；存在进行制裁的力量。⑧ 由此可见，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建立需要以下条件：（1）成员国相互依存的安全共识；（2）成员国具有普遍性；（3）大国权力分散；（4）具有防止侵略的法律规范和组织结构等前提条件。

　　本文将从分析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基本法律文献入手，分析该组织的安全合作的性质是内向性还是外向性的，然后分析该组的运行机制及其内部结构，判断其是否具备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前提条件。

　　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安全合作模式——基于主要法律文献的分析

　　国际组织所签署的法律文献一般对该组织的目标、原则及其合作方式有详细的阐述，是分析其合作模式的有效途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自1992年成立以来，签署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对组织章程、目标、结构及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参见上表1：

　　

　　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所签署的文件中，《集体安全条约》（1992年5月）和《集体安全构想》（1995年2月）是两份最能体现该组织的主要目标及原则的基本法律文件，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集体安全条约》规定：“成员国不能参加某种军事同盟或者反对其他成员国的国家集团以及行动。”⑨ “如果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领土完整和主权受到威胁，其他缔约国当立即协调立场。并采取措施消除产生的威胁。”⑩ 并且，“如果某一成员国遭受来自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威胁，那么这将被视作对条约成员国全体成员的侵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行使集体防御的权利，向受侵略国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必要援助，并用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各种手段援助受难国。”(11) 很明显，这是一个典型的针对外部威胁的军事政治防御性联盟的协议。

　　在此后通过的《集体安全构想》列举了一系列成员国可能面临的外部军事威胁，如“其他国家对成员国的领土要求；现存在或潜在的首先是成员国边境地区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策源地；一些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可能运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些国家、组织和地区集团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意图，致使核武器和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最新的军事生产技术扩散；由于其他国家和军事政治同盟破坏限制和缩小武装力量核武器的国际协定，无根据的发展军事实力的结果，导致可能的对战略环境稳定性的破坏；试图从外部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破坏其内部政治环境稳定；国际恐怖主义和恐吓政策。”此外，还列举了一系列直接的军事威胁，如“在成员国外部边界邻近地区到已经形成的力量关系的范围内发展集团军事力量；在其他国家领域内建立和训练武装部队，旨在反对成员国；来自邻国的边境冲突和武装挑衅的扩散；在与成员国邻近的区域内驻扎外国军队（如果这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和欧安组织授权下的维和措施）。(12) 可见，在《构想》中所列举的可能的威胁中，均是来自成员国外部的军事威胁，而对协调成员内部矛盾与冲突丝毫没有提及，这显然与“集体安全”的理念相悖，具有明显的军事同盟性质。

　　

　　图1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机构图

　　资料来源：参见独联体集体安全合约组织官方网站

　　通过以上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基本法律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该组织的安全合作的性质具有对抗外部威胁的排他性特点，这与“集体安全”的内向性理念相悖，实质上成为以军事同盟关系为基础的“集体防御”机制。

　　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安全合作模式——基于运行机制及内部结构的分析

　　判断某一组织是否为集体安全机制，除分析其所签署的法律文献外，对组织运行机制及内部结构的考察，也是重要的途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机构建设日趋完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织三个次地区性的管理机构（东欧、高加索和中亚）的设置，一方面是为提高组织行动效率对机构设置的细化，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成员国分布的地区差异性特点。本文将详细分析东欧、中亚和高加索三个次区域的内部构成，以揭示该组织是否具备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前提条件。

　　1.东欧地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东欧地区的合作是以俄白军事政治同盟关系为基础建构的。白俄罗斯是独联体东欧三国（除白俄罗斯外，还有乌克兰、摩尔多瓦）中唯一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国家，也是与俄罗斯军事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1997年俄白在明斯克签署了《共同保障地区安全协定》和《军事合作条约》。(13) 1998年1月，双方通过了《共同国防政策构想》，决定制定共同的军事政策，建立联合指挥执行和保障机构，成立联合部队，确定统一的军事计划。1999年10月签署了《组建两国地区联合军队协定》，双方开始建立联合作战部队及相应的指挥机构。(14) 随着俄白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两国已经建立起具有同盟性质的军事政治合作关系，成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安全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未能将独联体内第二大国乌克兰纳入到这一体系之内，是该组织建设上的一个明显缺陷。

　　2.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的特殊的历史及地理位置，区域内三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相互关系复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该地区的合作表现出复杂性、脆弱性特点。亚美尼亚一直是俄罗斯坚定的盟友，也是目前高加索地区唯一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1997年8月俄亚签署了《友好合作与军事援助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在冲突中给予相互保障的义务。(15) 依照协议，俄罗斯在亚美尼亚部署了大约2800名士兵，与亚美尼亚武装力量共同保卫独联体的外部边界。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关系较为复杂，两国曾于1993年后加入该组织，其目标在于借助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力量，稳定其所面临的国内问题，阿塞拜疆希望在调解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时获取有利地位，格鲁吉亚则希望平息国内阿布哈兹的分离主义倾向。但是在俄亚建立的实质性的同盟关系以后，两国质疑俄罗斯在解决纳卡冲突问题上偏袒亚美尼亚，以及支持格鲁吉亚国内的阿布哈兹分离主义，于1999年条约到期后，宣布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致使该组织发展遭受巨大打击。

　　3.中亚地区。在中亚国家中除土库曼斯坦（中立国）外，都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创始国，乌兹别克斯坦曾于1999年宣布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但是在2006年6月份又恢复了其成员国地位。中亚是独联体内相对不稳定的地区。从内部而言，中亚国家独立后就被民族与宗教冲突所困扰；从外部来看，中亚地区处于自南部的阿富汗到西北地区，再到西边高加索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的环抱之中，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威胁着中亚国家的安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无力解决这一问题，这决定了中亚国家对俄罗斯较强的安全依赖。因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是比较有成效的，在独立初期对防止塔吉克斯坦的内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以上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运行机制及内部结构的分析来看，由于俄罗斯在独联体内的超强实力，导致成员国与俄罗斯几乎都发展着一种单向性的同盟关系，在力量结构上呈现了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伞”状分布的特点，不同地区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共识极小。

　　

　　图2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部力量结构图

　　独联体内“伞状”分布的力量结构，实际导致了俄罗斯的超强地位与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因而难以满足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所必需的前提条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难以达成安全共识。安全共识是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的主观条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地跨欧亚两大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环境不同，加入集体安全条约动机各不相同，成员国的安全需要存在明显差异。例如，中亚国家将伊斯兰恐怖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视为对国家安全利益的主要威胁，白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是北约东扩，亚美尼亚则希望在纳—卡冲突中得到俄罗斯的帮助。(16)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的大多数成员国（俄罗斯除外），对体系内的其他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态度冷漠。(17)

　　第二，无法制约俄罗斯的超级权力。权力分散是集体安全体系建立的重要条件，其目的在于防止大国操纵，以保证集体安全体系功效性以及公正性的发挥。但是在集体安全组织框架内，俄罗斯具有相对于其他的独联体国家的超强实力，实际导致了俄罗斯难以受到制约。同时，俄罗斯与其他成员国所建立的体系内复杂的同盟关系，也导致了公正性的缺失，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退出集体安全安全条约，很大原因就在于俄罗斯在解决内部冲突（如纳卡冲突）偏袒亚美尼亚，而质疑集体安全的公正性=

　　第三，区域安全体系“微型”化。无论是全球性还是地区性的集体安全机制的建立，都强调成员国的普遍性：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其成立之后，其成员国数量几经变更，初始签字国只有俄罗斯、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除外）和亚美尼亚六个国家，1994年以后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加入，成员国数量达到九个，但是在1999年以后由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又宣布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规模大大萎缩，到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重返该组织后，成员国也只有七个，仅占独联体国家数量的一半多。因此，从规模上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目前只能是一种“微型”的区域安全体系。

　　第四，机构设置难以有效运作。组织机构是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实现的外在载体，需要包括中央决策机构以及可以调动的集体安全力量。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虽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决策机构，并2001年建立起中亚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仅是一支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组成的联合军事力量，在规模上还不能覆盖整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因此，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有效运作还需较长时间。

　　四、结论

　　从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主要法律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该组织的主要的目标和原则具有明显的集体防御特性。从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运行机制和内部结构分析来看，该组织亦不具备建立集体安全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认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实质上是“集体防御”，而不是“集体安全”机制。

　　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的建立，不仅需要客观上各国之间较高的经济相互依赖，而且需要主观上认为个体的安全可以通过集体的方式得到保护。从目前状况来看，独联体国家要克服“俄罗斯帝国后遗症”的影响，形成安全共识，同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才有可能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建设成真正的“集体安全”机制。

　　收稿日期：2007—02—08

　　注释：

　　① Договор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Т．А．Шаклеина，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991—2002（М：РОССПЭН，2002）с.311.

　　②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页。

　　③ Anold Warfs,Arnold Wolfers,“Collective Defense Versus Collective Security,”Arnold Wolfers ed,Discord.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Press,1962),ppl81—204.

　　④ Kenneth Thompson,“Collective Security Reexamine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7,No3,(Sept.1953).

　　⑤ 这是美国著名国际安全专家沃尔弗斯的定义。Arnold Wolfers,“Collective Defense Versus Collective Security,”Arnold Wolfers ed,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Press,1962),p.183.

　　⑥ Цыганков П．А．Те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М．2002）．С.323.

　　⑦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380页。

　　⑧ Владимир Игнатов，Развитие процесс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оборомы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амках Договор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⑨ Договор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аьтя1，Т．А．Шаклеина，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991—2002（М：РОССПЭН，2002）с.311.

　　⑩ Договор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аьтя2，Т．А．Шаклеиа，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991—2002（М：РОССПЭН，2002）с.311.

　　(11) Договор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аьтя4，Т．А．Шаклеина，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991—2002（М：РОССПЭН，2002）с.312.

　　(12) Концепция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тосударств-участ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参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dkb.gov.ru/su/start/index.htm。

　　(13) Федулова Н．Г．“Пробл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воен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СНГ，”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4，（2000）

　　(14) Федулова Н．Г．“Пробл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военного сотрудн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СНГ，”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4，（2000）.

　　(15) Ермолин Владимир．Не Грузией единой．Военн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Рооии в Закавказье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Известия，28 апреля 2000.

　　(16) Мухин В．Договор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бретает конкретные очертан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9.10.2000

　　(17) Бжезинский З．“Как стро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с Россией”，Pro et contra,зима-весна，стр．143（2001）．

作者介绍：王彦，东北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长春 13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