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与百年沉思

　　抚今追昔，作为历史名词的“戊戌变法”，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刚刚110年。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核心，起于1898年6月11日始“诏定国是”终结于9月21日的政变的“百日维新”，也不过短短的103日。百日与百年，与悠悠数千载中国史相比，犹如稚草之于寿椿。但这个百日，有除弊，有革新，有论争，有流血，曾经何其扰攘、振荡、喧哗、冲撞，乃至归于暂时的沉寂；这之后的百余年，又是何其沉重，何等艰辛。维新人士当年的激情、呐喊、呼号、奔走已成历史陈迹，唯有六君子的鲜血依然殷红。俱往矣。而他们的爱国热忱，他们未能完成的历史使命，他们的得失功过，仍然会带给我们无尽的思索。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戊戌变法即便不是开辟鸿蒙的第一步，但其在近代政治变革、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各方面的里程碑地位，却不容置疑。有鉴于此，戊戌变法的启示和影响仍然具有进一步深入探求的价值。 　　 　　变法方式的示范性 　　 　　发动变法的过程也就是维新派及维新思想逐步形成、集合、发展的过程，也是他们逐步与政权核心靠拢的过程。其中的一些方式卓有成效，确实发挥了思想准备作用，为后来的革命派所借鉴。 　　借助舆论，宣传维新。梁启超认为“凡政治必藉舆论之拥护而始能成立”，确是卓见。从最初的《万国公报》、 《中外纪闻》、《强学报》到著名的《时务报》，维新派充分借助报刊在官员、士子间广泛宣传维新思想，扩大舆论影响力。专注于论议、译介西方时政的《时务报》曾风靡海内，创下中国创办报刊以来前所未有的销行量，在广布维新、开启民智方面收效显著。 　　创办学会学堂，广泛发动。强学会、时务学堂、保国会、南学会等维新社团，既有学术性，又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由于其创办的背景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反映出知识分子群体民族危机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涨；客观上，这些学会也起到了增强凝聚力、有效组织、广泛发动的作用。一般认为，近代学会是政党组织的雏形，维新派创办的各种学会对中国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戊戌变法结束7年之后，孙中山即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和规模的社团――中国同盟会。 　　进行集会，扩大影响。维新派发起的最典型的集会和请愿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不仅在当时极具轰动效应，从而扩大了维新派及维新理论的影响，更确定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领袖地位。在此之前，无论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魏源，或是早期改良派如陈炽、王韬、郑观应等人，对西方文化的宣介都仅限于个人行为，没有形成整体的文化氛围。而公车上书，在爱国的前提下聚集起一大批士子阶层，激发了这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群体意识，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开始走向主流政治舞台。而使用集会、群众请愿的手段，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政治的色彩，成为近代史上常见的斗争方式。 　　 　　变法内容的持续性 　　 　　变法期间，光绪帝围绕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谕令。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措施有诏定国是、鼓励士民上书言事、命各省保选人才、选宗室王公游历各国、裁撤闲散衙门、请求开懋勤殿以议新政等；在经济方面，命各省筹设商务局、振兴农业、振兴工艺、奖励新法等；在文教方面主要有设立学堂、改八股为策论、诏举经济特科、翻译新书、选派留学等。 　　可以说，这是光绪帝在康、梁等维新派和帝党大臣的策划、支持下提出的一套比较全面的社会改良方案。诚然，这个方案有着种种不足，并且绝大多数没有在变法期间得以施行，但作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施政方案，它走出了此前洋务派专注于学习西方器物文明的层面，开始把目光转移到政治体制变革上。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被召见时这样说：“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历史突破性。 　　此后不久，戊戌变法各项未能实现的改革在清末“新政”中大都付诸实施，有些方面甚至远超预期，如科举的最终废除，为发展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影响深远；预备立宪的相关措施也表明，古老的封建帝制曾经缓慢而确实地向近代社会政治体制发生转变。 　　而在戊戌变法中已经部分实施的兴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等文化教育措施，为培养新式人才、促进思想解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变法教训的深刻性 　　 　　戊戌变法的失败，除了阶级局限的根本原因外，还有许多自身认识和具体举措方面的失策。 　　缺乏坚实领导，介入帝后党争。尊君思想的过度泛滥，导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进行如此重大的变革时，把希望寄托在毫无实权的光绪帝身上。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任何改良、变革或革命都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近年来的许多学者都论证过，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并非从一开始就站在维新的对立面上，没有她的首肯，光绪帝甚至根本不可能开展变法。换句话说，假若维新派没有不智地参与到慈禧与光绪的帝后党争中，甚至在二者之间制造了更多的矛盾，令慈禧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和威胁，那么戊戌变法也许是另外一种结局。 　　政策制定重形轻质。百日维新期间的100多条上谕有很大一部分是形式上的变更，如发式、服制、礼仪、衙署与官衔名目等，这些变更并不能带来政治上的实质变革，却会触痛守旧势力的敏感神经，徒然增加阻力。变法给人的感觉是摊子张得很大，货物却不多。这与维新理论自身的缺陷有直接关联。维新派人士对西学的引进也好，托古改制也好，目的都是实现其政治方案，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缺乏深入的理论沉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让维新人士进行深入的理论沉淀。因此，理论本身流于肤浅，落实到政策上，难免会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 　　四面树敌，激化矛盾。变法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一经问世便掀起轩然大波，至今史界对之仍然毁誉参半。这些著述在学术上的严谨与否暂且不提，对现实的辅助作用又如何呢?康有为在这些著作里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儒家主要经典都是不可信的“伪经”，一下子推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所有文化根基。离经叛道，授人与柄，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甚至连原本有心支持变革的张之洞、翁同稣也因此与康、梁划清了界限。张之洞撰写《劝学篇》令守旧派势力大盛，在他们的围攻下，保国会在变法之前已名存实亡；翁同�读了《孔子改制考》后，洞悉了康有为自认为当代孔子、孔教教主的个人野心，对光绪帝说：“此人居心叵测”，可见其嫌憎之极。张、翁一为实权在手的地方大员，一为帝党之中坚，失之臂助，转为寇仇，实是一大损失。

　　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就曾建议皇帝“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为变法开道，结果闹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变法中又下了裁撤冗官、冗衙的上谕，却没有给这些被裁撤的官员制定一个稳妥的善后保障计划，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只能说明康有为和光绪帝既没有认清新旧势力双方的实力差距，又非常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和谋略。 　　变法在这样缺乏支持力量的环境中进行，自然举步维艰。 　　 　　思想启蒙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延伸性 　　 　　戊戌变法所开启的思想解放、思想启蒙潮流，所创造的文化体系，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是否完成了现代意义上政治体系、文化形态的建构，而在于传统知识分子们在忧患意识的激发下开始自发集合，打破了清代长久以来通过罗织文网形成的严禁士人干政的局面，产生了自愿改造当时社会体制的群体政治意识。在这种群体意识的驱动下，他们开始满怀热情地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文明与经验，试图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下改变其内部结构，这种觉醒和尝试本身便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 　　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中西、古今、新旧、科举、学校之争，凸显出双方的价值观念的冲撞，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在冲撞中批判对方，并壮大了自己。维新派所宣扬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迅速传播，在国内引起“火山大喷发”式的震撼。从严复译介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大要政的提出；从康有为的多次《上清帝书》、《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梁启超《变法通议》等著作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到谭嗣同“日新”、贯通、平等精神的论述，维新派的思想理论并非完全首倡，而是集合总结一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观点和主张，并为之奔走呼号，著述讲演，从而使新思想如清泉浸润了正处在救亡图存、迫切需要理论支撑的中国社会。 　　在变法运动前后，维新派还积极移风易俗，革除时弊，倡导社会风俗的现代化。康有为看到中国妇女裹足之风沿袭日久，毁折肢体，摧残心灵，便首倡“不裹足会”，并禁止自己的女儿裹足，力图废止缠足陋习。此外，他们还宣扬“男女平等”，兴办女学，变革婚俗，反对禁欲主义等。这些主张和做法，无疑是对传统陋习的破除，有利于涵育具有现代价值取向的社会风气。 　　总之，戊戌变法被认为开启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它之前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的个体宣传活动，之后延伸到新文化运动，是重要的一环，也是承前启后的一环，其作用、价值不可复制，无法取代。